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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深山更深处？自然是隐士了。 说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但我却不以为然。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岁(按当时年龄计算已经算是老年了)时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太有名了。 另一位有些名气的隐士是宋代的林逋。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动？ 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但凡做隐士的男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在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想当年姜老太公，七八十了还没有放弃这个追求，天天提溜个渔杆到渭水边琢磨事。还别说，最终还真“钓”出了一番功名。 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诗的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礡，不让老孟当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 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从此便与官场无缘。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由此他便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唐寅三十六岁时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时的唐寅可以说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对名利二字应该很漠然了。但不然，这时皇帝的一个叔叔(还不是皇帝)—一个想阴谋篡权的王爷(当然唐寅当时并不知道他的阴谋)的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爷。本来想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事发，唐寅差点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有“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士。 那么，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隐士呢？当然有，在哪呢？在深山更深处，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隐于野”的“小隐”。你看—“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地谈今论古。”果真渔、樵二大夫不识字吗？不是，要不怎么会谈今论古。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们只想“雨来分畦种瓜，旱来引水浇麻”，“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隐得很深，所以没有多少故事流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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