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一大批有影响的现代中国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钟书、萧公权、吴宓、朱自清、俞平伯等，他们除了从事本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写有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他们有的是学术已经成为绝学的国学大师，如王国维先生的上古文史之学，如马一浮先生的佛学研究，如陈寅恪先生的史学研究，如钱钟书先生的文学研究，还有一些现代学者，如研究唐诗的程千帆先生，研究宋词的唐圭璋先生，研究曲学的吴梅先生等，他们的学问尽管不能说已经“于今绝矣”，但由于时世、学脉与治学方法的巨大变迁，也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些绝学的意味。比他们的学术更加不幸的，却是他们的旧体诗词。由于有及门弟子，或依托着一个现代学术史传统，他们的学术研究尽管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但也仍然可以说是“薪尽火传”，而至于作为他们性情、学术与思想的另一重要载体的旧体诗词，却由于种种原因而走向了越来越深的遗忘沼泽中。如果说，旧体诗词不过是他们正业之外的“余事”，一点也不重要，也就罢了。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这样描述，如果说学术是他们作为现代学术大家的“绝学”，那么旧体诗词则是他们作为一个个高度觉醒的现代生命之“绝唱”。不仅这种“现代性的声音”以后再也不会有，这其中包含的内容与意义，更是很少有人可以解读与意会的。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与“继绝学”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继承绝学者的绝唱”。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关注这些“绝学者的绝唱”。

　　一是他们本人非常看重自己的旧体诗词。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现代学者的学术与思想与他们的旧体诗词密切相关。比如马一浮先生，他除了填言自己的学问就在自己的旧体诗词中，还说过一句寓意深远的话，“后人欲知我者，求之吾诗足矣”。如果更多地了解一点现代学术史，就会知道它决不是学术大师在故弄玄虚。据说熊十力先生在读马一浮的诗作时，曾发出一句感慨，他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也。”实际上，这句话对写旧体诗词的现代学者是普遍适用的。在现代学者的学术研究与旧体诗词之间，如果说他们的理性思考主要以学术形式出现，那么他们被现代学术理性充分启蒙了的“心性与本体”，则直接寄托在旧体诗词中。如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自己“漂泊西南”的经历，说他的第一个收获是学术名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在成都写下的五百多首旧体诗则是“第二个收获”。只有两者相互参证，才能更全面地打开他们的生活世界。其次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同意“自己的词章高于自己的学术”。因为他们在旧体诗词中灌注、寄托的东西太多，特别是一些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不能明言的情感、思想与学术，只能以“诗家语”的形式表达出来。马一浮先生有一句诗：“雅废周衰进四夷，微言一脉寄兴诗。”（《答陆孔章见赠》）就表明作者对诗的期望是何其高呀！陈寅恪先生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赵俪生先生是这样记述的，他说：“我写过一篇分析北魏六朝起义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上。其中有这么一个论点，大体说陈寅恪不接触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忠于史料，所以他获致的结论与通过马克思主义所获致的结论，每有符合。这段意思可能被陈先生知道了，就私下里嘱咐将他的南北朝史、隋唐史的油印讲义，每批卷成卷寄我，并又小声嘱咐说，讲义看不看不打紧，那补白的地方刻着我的诗，其中透露一点心声。”另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钱钟书先生，他本来对自己的诗作十分珍重，但在《槐聚诗存》的序言中却偏偏说它们“多俳谐嘲戏之篇”，但如果真是这样，还有什么必要反复“削弃”，请夫人“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呢？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思考，有很多秘密有待发覆。这也是不应该轻视与遗忘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原因之一。

　　二是这些“绝唱”发自于一个在中国现代学术启蒙中充分发育了的理性主体，与鲁迅先生讽刺的那些“望月伤心”、“闻鸡落泪”的才子流氓文人完全不同，现代学者旧体诗词中的“情感与思想”，是在经过了这个理性主体、或者说是经过了现代中国最高理性水平检测之后的“剩余物”，它的存在，它的纯粹性，不仅在现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对人类历史也是“历史一次性”的与“不可复得”的。有些思想是只有他们才能提供的原创性思想。如马一浮先生有一首《血浆行》，它的序言是这样写的：“美利坚人之战也，募国人输血以救伤兵，自请刺血以献者数十万众。医人因制为血浆，以注射失血者，良效。彼持国以战，乃非智；而施人以血，则近仁。为易其名曰‘仁浆’。作诗以风后。”在这位现代大儒看来，不管什么原因，战争都是“不智”，但用自己的鲜血去挽救他人的生命，即使行为发自西方这种非礼乐之邦，也可以称之为“近仁”。像这样一种观点，在任何其他现代文献中都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即使仅仅从艺术性上讲，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也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比如萧公权先生，我把他称作是“最有诗才的现代学人”。不仅他的用语之工与诗感之细，可以和曹植、李贺、李商隐、李煜、李清照、秦观、纳兰性德等相媲美，而且在意境之纯和体式之广等方面，也把旧体诗的艺术水准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可以取一些诗句来说明：

　　高树清阴楼上得，斜阳蝉语枕边亲。（《午倦抛书栩然成梦》）

　　幽岛青留前代树，残荷低送过时香。（《北海子放船》）

　　红叶终须葬尘土，黄花只合战风霜。《癸酉秋兴》其八）

　　枕上柝声月半床，一宵能熟几黄粱。（《枕上》）

　　春临小院花初紫，枕对西山梦亦青。（《细雨》）

　　当然，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重要性尤在于“内容”。尽管表面上与其他现代中国人一样，生逢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也一同经历了各种颠沛流离的现实苦痛，但由于他们的旧体诗词发自一种经历了现代学术启蒙的理性主体，在经历了这种现代中国最高理性的推敲与砥砺之后，蕴涵在其中的“学术与思想”才分外地不一样。一方面，它完全不同于遗老遗少的“一姓兴亡之痛”，另一方面，更不同于全盘西化者的“别求新声于异邦”，他们既是对中国文化传统感情最深，同时也可以说是最负责任的一个特殊部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为中华民族提供的“现代性的经验与思想”，才是独一无二的以及最应该受到重视与礼遇的。在他们的旧体诗词中，可以读到一些在其他现代文献中根本看不到的意见。比如战争这个最能激发20世纪中国民族心灵的对象，它在现代学人之诗中的表现，与在一般中国现代文化叙事中是完全不同的。在举国欢庆日本投降之时，陈寅恪先生的态度却是“来日更忧新世局，众生谁忏旧因缘。”（《乙酉九月三日日本签订降约于江陵感赋》）马一浮先生更是迂阔得可以，他在一片“世人皆欲杀”的呼声中作诗说：“战胜古所哀，处之以丧礼。”（《洗耳谣》）对于中国现代学人来说，如果说他们的智者之识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中，那么在这些词章文学中特别容易见出的是他们的仁者之心，这是一种超越了时代、种族、政见和个人恩怨的大关怀与大悲伤。如果循此前行，也许还可以挖掘出一些在现代中国主流思想史书写中一直被淹没的、对于全面了解现代中国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历史素材，至少也可以使人对现代中国固有的复杂性与多层面性予以注意与思考吧。

　　除了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东西，在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中，还包含有许多在那个时代最具现代性内涵的“情感问题”。它们对于了解现代中国民族心理结构与审美机能的转型与生成，也是弥足珍贵的。胡适先生有一个带有笑柄性质的人生故事，就是尽管他提倡妇女解放、反对旧婚姻道德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在现实中还是屈从母命娶了并没有爱情基础的江冬秀。对此当然可以做多种解释，但无论怎样“为贤者讳”，也不可能把“言行不一”、“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指责完全打消。但在写旧体诗的现代学者中，有一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就值得敬佩，他就是一生坎坷、始终不肯向世俗低头的吴宓先生。我把吴宓先生称作“最具诗人气质的现代学人”。与胡适先生未婚前遇到的人生难题略有不同，他是人到中年、已经生儿育女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婚姻是个错误，主要是因为受到当时他以为最进步的西方婚姻观念影响，发现在自己与结发妻子之间没有爱情。这个问题其实许多人都碰到过，一般的态度就是马马虎虎地过日子算了。但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的吴宓先生，他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能再蒙混下去了，因为这对两个人都是不忠、不诚与不敬的。其实，他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也很难说。按照当时一些旁观者的看法，他有一个很好的发妻和家庭，所以许多朋友对此都不理解、不赞同。比如他首先把自己的心事告诉的是陈寅恪先生，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陈寅恪先生坚决反对，原因是“对于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立马，勿存他想。”当时同在清华园的萧公权先生也写诗劝戒过他。但这些逆耳之言，都没有改变吴宓的固执。因为它是建立在理性思考基础上的感情选择。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吴宓对毛彦文的追求不过是书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毛很快也嫁给了一个有权有钱的人。这时又有人来劝吴宓与前妻和好如初。一般人到了这个地步，也都会选择回头是岸。但吴宓先生却没有这样做，他的思想可以表述为，离婚是因为没有爱情，它与自己是否得到理想爱情完全是两回事。这也可以与胡适先生比较一下，据说胡适也曾有过婚外恋，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最终服从了现实原则，放弃了理想中的自由爱情。两相比较，只能说明吴宓先生身上的现代性情感发育得更成熟，他之所以不易发生动摇，根本原因在于它是现代理性主体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像这样具有早产性质的思想情感，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因为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为它们提供一个生存的基础，直到晚年，吴宓先生都是一个人孤独生活的。他有一句诗，“不怨德名累，终伤正士魂。”（《岁暮书怀》二首）写得相当沉痛，因为他本人在爱情上就是一个“正士”，也是一个被现代性情感伤透了灵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像这样的个案，还有很多，它们几乎涉及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不能再一一例举了。

　　对于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研究来说，在当下最紧要的还不是细部的解读，而是如何抢救正在流失的文献。几千年前，周平王在东迁的路上，看见有人在田野里披散着头发祭祀，他不由发出一声感慨，“不及百年，此其戎！其礼先亡矣。”意思是，还不到一百年，周朝的“礼”已经没有了。对于现代学者则可以说，“不及百年，其诗先亡。”同样是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他们用生命书写的旧体诗词也已经快被彻底遗忘了。其实从一开始，这份独特的现代精神遗产就面临着绝灭的危险。它的一个表现如同今日所谓的“出版难”。比如吴宓先生曾想编一本《近世中国诗选》，但由于当时的“各家书店，以及学校、机关，无愿为予担任印行者”，所以只能手录为一本《空轩诗话》。一个世纪过去以后，它留下的后果就是“找材料难”。要研究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与其他学术领域一样首先要有充足、全面的材料，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除了一些知名学者的旧体诗词之外，现代学者创作的大量旧体诗词，如果不是已经消失，那很可能就是正走在消亡的路途中。吴徽铸先生在编完《胡小石论文集》之后，曾特地写了一篇叫《旧体诗散佚与搜集之不易》的文章，主要就是讲文本收集的不易。即使很费心尽力了，他所收集的也仅是胡小石先生旧体诗词的“全貌之半”。由此可知，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保护的现代中国文化遗产了。这当然是可悲的，但在可悲之中，如果有识者能再多一点悲壮的努力，我想情况也许就会变得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