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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那段“三十而立”的名言是大家很熟悉的，但要给出确定的解释并不容易。古往今来，注释《论语》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对于这段话的释义不尽相同，除了您在信中所举出的《〈论语〉批注》和当下流行的《于丹〈论语〉心得》之外，很多著名学者也是各有己见。这里列出几位当代名家的注解以见一斑： 杨伯峻“对《论语》的每一字、每一词做过研究”，“尽可能地弄清《论语》本文每字每词的涵义”，在此基础上著有《〈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其译文是：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懂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不越出规矩”。对此译文他有些说明：关于“而立”，《泰伯篇》说：“立于礼。”《季氏篇》又说：“不学礼，无以立。”因之译文添了“懂得礼仪”几个字。“立”是站立的意思，这里是“站得住”的意思，为求上下文的流畅，意译为“遇事有把握”。 冯友兰著有三部中国哲学史，最后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其晚年呕心沥血11年之作。该书认为这段话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精神生活的几个主要阶段的概括，“但是文字很简略，意思也很隐蔽，需要先加注释”。其注释的大意是：15岁志于学就是“‘志于道’以求得到他所理想的道德品质，‘仁’”；“而立”的“所谓立就是学礼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即“视、听、言、动，都可以循规蹈矩，不至于违反周礼，可以站得住，这就是‘立’”；40岁之所以不迷惑，在于“知人”即“对于人之所以为人有所理解，有所体会。这就是人对于自己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就可以‘不惑’”；50岁知道“天命”，而“‘天命’是上帝的命令”，所谓“知天命”，就是懂得一方面天命决定自然界的变化，也决定人的生死、贫富、成败；但天本身则无言，所以必人力尽后，方知命为如何，另一方面，人的道德品质“是人的自己努力所决定的，与天命完全无关”；关于“耳顺”，据近人研究，“耳”字就是“而已”，所以“六十而耳顺”就是六十而已顺，“联系上文，就是顺天命”；70岁的时候，“能随心所欲而自然不超过规矩”，这个规矩“就是礼的矩，就是‘天命’的矩”；这似乎还是30岁时的样子，其实不然，“因为经过了不惑、知天命、顺天命三个阶段，他的循规蹈矩完全是出于自然，没有一点勉强造作”，“这就是他的精神完全达到自觉的程度”。 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是20多年来港台地区中国哲学通史的经典著作。该书对这段话的释义以“知天命”为分界，以为“‘知天命’者，即知客观限制之领域是也。‘不惑’以前之工夫，皆用在自觉意志之培养上，‘知天命’则转往客体性一面。‘不惑’时已‘知义’，再能‘知命’，于是人所能主宰之领域与不能主宰之领域，同时朗现。由是主客之分际皆定，故由耳顺而进入从心所欲之境界”。 正因为这样，所以很难确证哪一种解释最为确切。以上述三位名家的解释为例，如果对话者是孔子的学生，并像孔子那样“好礼”和主张“复礼”，讨论的问题是礼与人生的关系，那么杨伯峻的释义就更为贴切，因为它把“懂礼仪”与其此前的阶段与此后的几个阶段贯穿起来，说明这是走向理想人生的关键；如果对话者是有类似老子绝弃仁义思想的人，对话的主题是争辩仁义与人生的关系，那么冯友兰的释义也许更为吻合，因为它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对仁义的自觉，因而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的自觉达到了完全的程度；如果说对话者是和墨子的赞同者，既讲“非命”又讲“天志”，而对话的主题是天命与人生的关系，那么劳思光的释义可能更有针对性，因为它强调知天命就是在明白了人能主宰的领域之后，还需明白人不能主宰的领域，由此方能进入人生自由之境。 不过，确证《论语》语录之本义的困难，并不意味着对其可以作任意的解释。因为每字、每词是有确切涵义的，每段语录的基本精神根据孔子的总体思想也是可以有一定共识的。如果释义明显曲解了字、词的涵义或背离了孔子的总体思想，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断定其错误的。还是以“三十而立”为例，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蒙琐言》都记载了唐代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把“三十而立”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无疑是很荒唐的，因而成为流传千古的笑话。 然而，从这笑话中我们可以领悟到阅读古人典籍的正确方法，这就是不能滞泥于文义，而要把握其大略。掌握这样的读书方法，大概也应该是“三十而立”所要“立”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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