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其《两都赋序》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赋者，古诗之流也”，最早指出赋体文学和《诗经》间的源流关系。后世学者论及诗、赋关系时，常称引此论。然而，这一命题在班固和后世学者笔下的理论内涵却并不一致，颇值得探讨。

　　先分析班固的本意。《两都赋序》开篇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接下来论述道“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衰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直到武宣之世，“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文学（赋）才得以复兴。由于赋的繁盛，“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班固这里不仅是从时间维度上谈论周汉之际文学的发展演变，更是强调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社会昌盛，文学兴盛；国道式微，文学寝息，所以周有《诗经》，汉有辞赋。这就巧妙地给赋戴上了“盛世之文”的冠冕，意谓其有与生俱来的政治胎息。他还明确指出赋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徳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汉代赋家的创作，与“臯陶歌虞、奚斯頌魯”一样，都是颂美国事。这些文字更是具体地从功用上阐述了赋的政教价值。由此可见，班固的主要意图是，通过强调其政教价值来从理论上提升赋这种朝野共好的艺术的身价地位。由于《诗经》在汉代已经被升格为儒家经典，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文学艺术远不可及的地位，所以将赋与《诗经》相比附，说赋是“诗之流”、“雅颂之亚”，无疑可以为赋“贴金”。

　　正如汉儒对《诗经》的政教解读多有牵强一样，班固对赋的政教价值的大力标举也不太符合实际，究其实，汉赋在当时主要不是作为政教工具出现的。《汉书·艺文志》称汉赋作品有1000余篇，今多亡佚，检读现存作品可以发现，其政教色彩并不浓郁。尤其是与后世多符瑞、典礼、治道等内容的律赋相比较，汉赋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以娱乐、审美为用的“纯学”。有些作品虽寓意“美刺”，然而赋中的“美刺”不过是一种点缀，已经可以说是学界的共识。从产生的土壤看，汉赋的兴盛不是缘于治国安邦的需要，而是与皇室的个人喜好有密切关系。武帝读相如《子虚赋》而有“恨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之叹，读《大人赋》而“飘飘有凌云之气”，太子体不安，宣帝使王褒作赋虞侍，太子疾愈等故事，都很能说明问题。与此相应，汉代赋家很多为皇帝的言语侍从，地位与俳优相类，如《汉书·枚皋传》谓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为赋迺俳，见视如倡”，“其文骫骳”、“颇诙笑”。枚皋们的创作，追求诙谐戏谑，以满足上层的耳目之需，正如时下一些文艺，极尽轻松媚俗以迎合观众，哪里会去顾及引导和教化？所以，有理由认为，汉赋主要只是一种娱乐消遣文艺，而不是政教工具。

　　其实，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自己也说过另一种话：屈原、孙卿以后，“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沒其风谕之义”。意见与《两都赋序》自相矛盾。谁更可信呢？《艺文志》是史籍，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客观记录和评价，而《两都赋序》是理论文章，难免要为意识形态鼓吹和服务，所以有理由推断，前者更接近作者的真实想法和作品实际。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统治了读书人的头脑。班固是一个浸染了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消遣文艺赋贴上冠冕堂皇的政教标签，正是其儒家文学观的流露。

　　班固的这一观点为后世学者继承。然而后世学者所谓“赋者古诗之流”的理论内涵，与班固原意已相去甚远。

　　皇甫谧是较早引用班固观点的人，《三都赋序》云：“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与班固着眼于诗、赋的外在政治功用不同，皇甫谧已关注到诗、赋的创作手法。“赋”作为一个文学领域的概念，首见于《周礼·春官》，“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继承《周礼》之意，称“风”、“赋”、“比”、“兴”、“雅”、“颂”为《诗经》“六义”。而“赋”的涵义，郑玄注《周礼》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熙《释名·释典艺》谓“敷布其义谓之赋”。钟嵘《诗品》亦云：“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可见“赋”即“铺陈”之义，最早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而赋体文学也是以“赋”（铺陈）为重要的表现手法，并且这一文体的得名，与其所用艺术方法有密切的、直接的联系。由肇源于《诗经》的一种艺术手法，到以此手法为重要特征的文体，皇甫谧揭示了赋由“用”到“体”的转变，对班固的理论进行了深刻而有意义的改造。不过他的论述颇为简略，刘勰《文心雕龙》的论述更为周详。《诠赋》首先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接下罗列赋作为文体的形成过程：由“不歌而颂”的赋《诗》言志，到郑庄公、士蔿的“词自己作”，再到屈原作品“始广声貌”，最后荀、宋作品“爰赐名号”，赋作为文体正式出现，“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皇甫谧、刘勰的论述，赋予了命题全新的理论内涵，真正揭示了赋和《诗经》间艺术层面上的联系，因而更加切近文学发展演变的实质。

　　不过，尽管“赋”同是《诗经》和赋体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但是它在二者中的艺术特色却殊不相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李详语云：“彦和‘铺采'二语，特指词人之赋而言，非六义之本源也。”诚如所言，《诗经》之赋，并非“铺采摛文”。《诗经》以抒情诗为主，其写物叙事皆简洁疏朗，典型的抒情作品不论，即如《氓》、《七月》等叙事之作，也仅简要陈述，不作繁缛刻画渲染，所以《诗经》中的“赋”是简笔勾勒、以象传意。“铺采摛文”之“赋”，乃是赋体文学的笔法。扬雄说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皇甫谧亦云赋“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刘勰说赋“品物毕图”、“言务纤密”，“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这些都是对赋体文学笔法繁缛、极尽铺陈特征的概括。由此观之，《诗经》之“赋”与赋体文学之“赋”虽有联系，然具体表现并不相同，一简洁，一繁复。但是椎轮大辂，后者正是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赋者古诗之流”从此意义上说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