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有一条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后来并未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商道，即山西与内蒙古之间以黄河为纽带的运输线。这条商道分为水陆两部分，长1000多公里。水路约起始于内蒙古的磴口，经包头、托克托、河曲到临县碛口，约800公里；旱路起始于碛口，主道经离石、吴城、汾阳至太原，约240公里。这条水陆衔接的运输线自康熙年间酝酿，雍正乾隆年间逐渐兴起，经嘉庆道光等朝的发展，在光绪至民国初年达到鼎盛，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走向衰落。由于黄河中游落差明显，难以逆水行船等原因，这条商道主要是一条“单行线”，以从上游往下游运货为主。人们将从黄河运下的商品称为“北路来货”。北路货大致有六大种类：粮食、胡麻油、盐、碱、草药、皮毛，其中又以粮油为最大宗，约占总运量的七成左右。所以，我们称这条商路为晋蒙“粮油故道”。笔者历经两年多的文献查找和实地调查，通过对相关的官方和民间的零星文献记载、历史遗存以及当年古镇码头商人、船工、驼夫等人及其后辈的口述资料进行梳理，对商道的兴起、发展等有了初步的了解。

　　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有效统治是商道兴起的重要前提。在历史上，北疆边患令历代中原王朝忧虑不已。除元朝外，清朝是惟一成功地将北方游牧民族置于中央政权有效管辖之下的王朝。早在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16部就已归附后金，到康熙三十年（1691年），漠北蒙古三大汗部也成为清朝疆域的组成部分。清政府非常重视蒙古地区的治理，中央设理藩院，管理蒙古事务；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同时设立将军、都统、大臣等，代表中央对所辖盟旗实行监督与控制；此外，清政府还利用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地区的精神工具。这些措施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蒙古的有效统治，为蒙古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蒙古地区的游牧经济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清政府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蒙古地区的长治久安，在实施“分旗划界”保障各盟旗牧业经济有序发展的同时，劝导蒙民适当进行农业开垦，鼓励牧民“能耕田者勤于耕田”（《清圣祖实录》卷111），用所获粮米保障生计。清代初期，归化城土默特一带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为随后的大规模农业开垦以及商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清代早期几次大规模的西北用兵及随后进行的土默特地区农田开垦是商道兴起的直接推动力。清初虽然统一了漠南、漠北蒙古，但未能统一漠西卫拉特蒙古。康熙中期，卫拉特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兼并了卫拉特蒙古各部，逐步控制了天山南北广阔地区，与清王朝对峙。为了边疆的安宁，康熙皇帝三次统兵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叛乱。此后，清政府不得不长期在蒙古地区驻守较大数量的军队。解决这些驻军所需军粮，成为当务之急。出于军事防务、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等多种考虑，清政府开始在归化城土默特大规模圈地垦田，发展农业生产。到康熙中后期，归化土默特一带的农业生产已取得可观的发展，不但粮食能满足当地军民所需，而且还有部分剩余，开拓粮油外销的商路自然随之逐步进行。从相关史料来看，归化一带农业经济获得一定发展之后，晋蒙之间的粮油商道便已经在民间逐渐开通。据《永宁州志·孝义》记载：“康熙年间，岁大祲，三锡恻然隐忧，因念北口为产谷之区，且傍大河，转运非难，遂出己赀于碛口招商设肆，由是舟楫胥至，粮果云集，居民得就市，无殍饿之虞。”（《光绪《永宁州志·孝义》）这条史料从侧面反映出晋蒙商道在康熙年间已经由民间开通，而且土默特地区已有余粮可售。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皇帝曾打算将“宁夏米谷运至西安”，派大臣硕鼐勘查黄河水路。察看的结果是：除壶口外黄河自宁夏至潼关皆可舟运（《圣祖实录》卷154）。至于这次长途运米究竟实现了没有，还有待进一步查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早在康熙年间，这条粮道就已经进入皇家的视野，并进行了初步勘查。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谕大学士伊桑阿，用来自宁夏的船“将湖滩河朔（注：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积贮米或五千石，或再加多量行装载，交巡抚倭伦派贤能属员转运，顺流而下至保德州，比时价减粜，于民大有裨益”（《圣祖实录》卷183）。据这条史料可以肯定，黄河上游至保德州的水路在康熙中期已经开通，但尚不能确定所运“湖滩河朔积贮米”究竟是当地所产，抑或从宁夏等地运来存放于此。

　　雍正及乾隆初期，新一轮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在归化城土默特一带广泛开展。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将土默特境内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地放垦四万顷，俗称“大粮地”，由官方招徕汉族农民耕种（《清高宗实录》卷18）。乾隆三年（1738年），清政府又在归化城附近划出“二万四千十六顷五十亩”土地作为马厂地，供新城八旗驻军使用（《土默特旗志》卷五输田记附）。至乾隆八年，归化城土默特共有土地75048顷，已垦土地达60780顷，牧场仅剩14268顷（《清高宗实录》卷198）。这表明土默特平原基本完成从牧区向农区的转化，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乾隆年间，这一带所产粮食不仅可以接济附近各盟旗，而且还经常远途销售到山西、陕西以及外蒙古等地，因此享有“塞外江南”之誉（《大清会典·事例》卷179）。

　　正是在归化土默特地区农业垦殖长足发展、粮食自给有余的大背景下，地瘠民贫、粮食长期不能自给，且毗连蒙地的山西北中部成为蒙粮外销的主要潜在市场。而从运输方式来看，“归化城、托克托城等处，离太原千有余里”，“若以陆路转运，车骡雇价为费甚多”，运到内地已与市价相去无几。而顺黄河而下的水路运输远较陆运经济，所以，晋蒙粮油商道自然兴起，不仅民间商人往往或“乘大青山木筏之便带运米石”，或者直接“造船载运”，且官方也很注重通过这条水路来运输粮油。如乾隆八年，山西巡抚刘于义“于保德州买米三十八仓石，令装入混沌（即牛皮混沌，一种运粮工具）试运，不过四日，已至于永宁州碛口地方。……陆运至汾州，每石较市价可减银四钱，陆运至太原，每石较市价可减银二钱”（见《历史档案》1990年3期），并筹划以这种方式将更多的口外之米运入内地。这件档案中还勾画出该商道的陆上线路，从中可知，这条持续两百年、水陆衔接的晋蒙“粮油故道”至迟在乾隆初年已经开通确凿无疑。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晋蒙“粮油故道”作为一条关系西北地区国计民生的“生命运输线”，对晋蒙两地及陕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