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逆诈”是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宪问》，意思是，不要妄自猜度别人是不是有诈伪之心。引申一点说，就是不要随便怀疑别人的恶意动机。说实话，“逆诈”这种事是很多人擅长的，比如甲揭发乙的某些问题，乙如果无可辩驳，或者会落荒而逃，或者就会恼羞成怒地反驳：“你甲算什么东西，轮到你来教训我，你以为自己就一尘不染啊？而且，不早不晚，偏偏选在这个时候，肯定有什么动机。是谁派你来的？”或者甚至干脆来个“诛心之论”，认为甲背后有不良小团体，想篡班夺权，生活作风还有问题（这条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于是乎，自己就一下子反败为胜了。所以，我有时不得不慨叹：孔老二，您老人家真伟大啊，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发出了“不逆诈”这样精辟的警告，对人性可谓看得太清楚了。而且，因为你的话成了意识形态，可以当法典用，还挽救过不少有志青年，汉代的翟方进就是一个好例子。

　　翟方进是汝南上蔡人，和秦朝有名的丞相李斯是老乡，上几代都是泥腿子，到了翟方进父亲这一代，血液里突然萌生了读书基因，在郡府当上了“文学”这种小教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翟方进十二三岁时，老爸就死了，弄得他差点要喝西北风。好在汉代人十三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大概凭着死去老爸的关系，翟方进在太守府谋到了个“小史”的职位，也就是抄抄写写，和现在的文员差不多，不需要太高学历就可以干。他这么瘦小，性格估计倔强而自卑，也不知道逢迎拍马，府中其他的高级官吏都对他詈骂侮辱，无所不为，动不动就说他脑积水，笨得像猪。他感到很抑郁，就去问一个叫蔡父的人，自己最适合干什么。蔡父发现他相貌奇特，就说：“小文员啊，你看上去有封侯的骨相啊。不如去读经书罢。”那时候靠读经当上三公九卿的确实不少，往远了说，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倪宽，往近了说，有宣帝时候的韦贤、萧望之，元帝时候的韦玄成、匡衡。所以翟方进一听，大喜，马上辞职，要去长安拜师学经术。他只有一个后母，不忍心，也跟着他去长安，靠着织草鞋卖供他读书。寒窗十多年，翟方进逐渐出息，也开始带学生了，京师的儒生们都很佩服他。他又去参加朝廷的考试，考得还不错，最后得了议郎的职位。这时候他大概也年近三十了。

　　议郎官不大，才六百石，但是岗位很重要，可以经常有机会见到皇帝，魏太祖曹操当年就从二千石的郡太守退下来当过议郎。不久，翟方进历官博士、朔方刺史。在汉成帝鸿嘉元年的晚些时候，将近四十岁翟方进升迁为丞相司直，这就是“比二千石”的大官了。

　　丞相司直是汉武帝设的，职责是帮助丞相举奏犯法的大臣。翟方进少年时候在基层当过文吏，虽然地位卑微，但是律令文法那一套还是熟悉的，后来又习儒术。走文法和律令相结合的道路，几乎是那个时代当大官的必杀技。于是，在西汉后期的舞台上，上蔡穷小子翟方进闪亮登场的时候来到了。

　　刚当上丞相司直的第二年春天，汉成帝去长安北面的云阳县泰畤祭祀天神，完了之后顺便到附近的甘泉宫休息。翟方进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知法犯法，坐的马车竟然行走到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被司隶校尉陈庆逮了个正着，当即奏了他一本，把他的马车也没收了。那个时候当官的马车大多要自己掏腰包，没有所谓公费，买不起的只好步行。翟方进白白丢了一辆马车，心里肉疼，对陈庆自然怀恨在心。到了甘泉宫之后，在殿中集合，廷尉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长范延寿排在陈庆后面，陈庆当时心情有点郁闷，就回头和范延寿絮絮叨叨地诉苦：“老范啊，刚才在泰畤祭祀天帝的时候，我做错了点事，按照律令得花钱赎罪。尚书（皇帝的秘书）抓住我这件事，马上就要当廷奏报。唉，以前我也当过尚书，曾经要奏报某件事，不小心忘了，过了几个月才记起，皇帝也没有在意。但愿这回尚书也忘记了才好。”

　　按照汉朝大臣集会排位的顺序，一般是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并列，身后是中二千石九卿们。这陈庆真是脑子进水，你心情不好，和范延寿说点闲话解闷，我们也能理解，但你别忘了人家翟方进就在自己身边啊！翟方进从小就因为受不得窝囊气才辞职的，你刚才没收了人家马车，他能放过你？果然，会议一开始，翟方进就上奏道：“陈庆在祭天的时候犯了大罪，一点也没有悔过恐惧之心，反而认为自己只需花点钱就可以赎免，把法律当成儿戏；他还仗着自己曾经当过尚书，满嘴跑马车，把宫中的事随口乱说，漏泄宫中机密；又扬言奏报公事快一点慢一点都无所谓，把圣明的皇上您当成空气，奉诏不谨。这三项加起来都是不敬之罪。臣在此严肃地举报他。”

　　应该说，翟方进这次奏报够损的，三项中随便哪一项如果放在武帝时期，都可能让陈庆断头。好在汉成帝虽然有名的沉迷酒色，对待大臣却很宽厚，只把陈庆免职了事。翟方进算是出了口气，报了一箭之仇。由此可见他不仅仅是个只会空谈，疏于实事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法律上他的造诣也不低。而且这只是他小试锋芒，接下来不久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才让他在朝廷威名大振，最终震惊朝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汉朝的边郡北地郡有个叫浩商的人，因为犯了罪被义渠县的县长追捕，他腿脚灵便，义渠县长没有抓到他，气很不顺，就把他的老妈抓来，押到义渠县政府所在的邮亭，和一头公猪捆在一起。这显然是侮辱，我们古代骂女人淫贱，习惯是和公猪并提的。《左传》上说，宋国的公子宋朝长得非常帅，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很喜欢他，两人非常暧昧。卫灵公以怕老婆闻名，为了讨老婆欢心，还把宋朝特意请到卫国来。宋朝也就如鱼得水，流连忘返。有一次卫太子蒯聩路过宋国，宋国人都对着他唱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意思是说，你们求子的母猪已经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汉朝中期以后，当官的人普遍读点儒书，看来这个义渠县长也有点文化，懂得文化侮辱这么一套。不过就是胆子太小，贵为县长，还把人家母亲绑到政府大楼门口，有点过了。

　　果然，浩商的族人忍不下去了，他们家也是个大家族，于是会集了宾客，假装成司隶校尉的手下和长安县尉，诱杀了义渠县长一家六口。县长遭到灭门，当然影响很坏，朝廷也惊动了，丞相、御史大夫这两个朝廷最高级别的官员向皇帝请求，希望派遣自己的手下和司隶校尉、各部刺史一起追捕，并查明白事件的起因。皇帝批准了丞相、御史的请求。新上任的司隶校尉涓勋却突然跳出来反对说：“按照《春秋》大义，周王手下的官吏即使职称比较低，但是朝会排位的顺序仍列在诸侯之上，这叫做尊重王命。臣现在是皇上您直属的督察官吏，专门督察内外朝大臣，现在丞相竟然命令他的手下督察我，太狂妄自大了，没有一点上下礼节。臣觉得，丞相薛宣乃刀笔小吏出身，靠着熟记了几条律令，判决了几件案子当上丞相，就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浩商所犯的罪，不过是杀了义渠县长一家人，这是一家人的祸患；但是薛宣这样专权摆威风，却会害了整个国家，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希望把他的罪状让中朝的将军、列侯们讨论，该判什么罪就判什么罪，不能姑息养奸。”

　　司隶校尉虽然秩级不高，但由于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权力很大，王侯将相无不在他监督刺举的范围内，号称“卧虎”。而且这种涉及到“尊君”的案件，在专制制度逐渐成熟的汉代，当臣子的自然是毫无胜算了。廷议者一致认为丞相薛宣不应该以文书督察司隶校尉。薛宣以精通律令文法起家，儒术这种意识形态虽然后来一度恶补，可究竟年纪大了，比不得别人的“童子功”，闹得刚当上丞相就挨了这么一闷棍，没什么办法，只能脱掉帽子向皇帝谢罪。

　　但翟方进看不下去了，他是丞相司直，薛宣是他的上司，上司搞得灰头土脸，自己也不爽。何况薛宣对他非常礼重，世为知己者死，所以他开始暗暗寻找机会，为上司报仇。他比薛宣强在意识形态和律令文法兼通，这才能可了不得。他的嗅觉又很灵敏，很快就被他捕捉到了机会。

　　原来涓勋这家伙也并不像他嘴上标榜的那么大义凛然。他看不起薛宣，是因为薛宣没什么后台，完全是靠个人本事积功次当上的丞相。按照惯例，司隶校尉初次任命的时候，要去拜见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是涓勋自以为是，当初竟不去拜见。后来朝会时见到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傲慢不逊。可是对待外戚王氏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成帝一朝，一直是王氏擅权，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得罪了王家人就绝对没什么好下场。可是涓勋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成都侯王商的车马路过，竟然忙不迭下车，等王商的车马过了才敢上车。还偷偷去拜访光禄勋辛庆忌，因为辛庆忌和大将军王凤关系很铁。可见涓勋表面上的“尊君”和正直公义，都是装出来的。翟方进偷偷侦察到了这一切，立刻上书劾奏涓勋“不遵礼仪，轻慢丞相”。要知道那时的礼仪，因为名义上丞相仍是百官之首，连皇帝见了也得站起来表示礼重。如果在路上碰见，丞相拜迎，皇帝还得专门下车。翟方进严正地指出，涓勋对丞相如此不尊重，对其他贵戚却谄媚有加，实在是看人打卦，毫无操守，趋炎附势，无耻之尤，应该罢免。最重要的是，翟方进历数涓勋这些罪状时，不但有文法律令作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把《春秋》、《论语》的大义全搬出来了，要从根本上把涓勋搞臭：从法律上讲，你涓勋不尊重丞相；从大义上讲，你涓勋趋炎附势，首鼠两端。你以前不是引用《春秋》大义来责备丞相的吗，别以为就你能，别人都傻，现在也让你尝尝厉害，此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皇帝得到奏章，自然要发下来让群臣讨论。太中大夫平当跳出来反对翟方进了。平当这家伙也是明经出身，《春秋》大义那一套玩得很熟，可能他并没什么私心，想和涓勋结党什么的，估计就是看不惯翟方进偷偷刺探别人隐私这套把戏，他清清嗓子，开口道“方进国之司直……”，看，第一句话就有出处，《诗经·周南·羔裘》里说：“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可见他经术的娴熟，这种人惹上了绝没有好果子吃。接下来的罪状是“翟方进身为国之司直，不好好检点自己的行为，作属下的表率。年初去甘泉的时候，犯法行走驰道，前司隶校尉陈庆公正无阿，没收了他的车马，他不知改悔，反而怀恨在心，偷偷记下陈庆随便开玩笑说的话，告黑状，打棍子。不久前现司隶校尉涓勋因为浩商事件举奏了丞相薛宣，翟方进又怀恨在心，秘密侦探涓勋的过错加以举奏。臣等一致认为翟方进不用道德来辅导丞相，反而结党营私，指鹿为马，打压异己，应当好好抑止住这股歪风邪气。臣以为涓勋为人一向正直，奸人都畏之如虎，虽然这次有点小错，但应该稍假宽容，臣保证他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平心而论，平当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翟方进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举奏两个司隶校尉，的确有挟私报复的因子。人都是有私心的，来而不往非君子，以直报怨嘛，这是人性的弱点。但是放到法律层面上来说，就得就事论事，挖掘别人的背后动机是不对的。成帝一向以昏庸著称，却并不傻，他只有两个弱点，一是好酒色，二是讲亲情。前者使他沉迷于赵氏姐妹的蛊惑，后者导致王氏专权，王莽篡国。他不是不知道王氏专权之害，可是每当舅舅们一装可怜，太后一哭，他就心软了。对当前这件事，他很快做出了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认为翟方进的举奏很有道理，涓勋趋炎附势，让人不齿。而且对待丞相也确实不符合朝廷礼法。至于翟方进背后有什么动机，这我管不着，孔子他老人家都说‘不逆诈’，要就事论事，不能随便猜测别人背后的动机。不是吗？”于是把涓勋贬为昌陵令。

　　翟方进一年之间，使得两个司隶校尉遭贬，威震朝廷，很快就升为京兆尹、御史大夫、丞相，赐爵列侯，最后连薛宣也要拍他马屁了。可见“不逆诈”这句话对翟方进的一生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如果孔子没有发现“逆诈”的危害，成帝脑子也没有这么清醒，那翟方进的命运可能会完全不同。古人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对于翟方进来说，真可谓是一言可以救人，一言可以替人了。所以，当我们因为某个过失遭到别人指责的时候，最好是劝服自己要“不逆诈”，而应该扪心自问，这件事自己究竟有没有做错，深挖别人的动机是很无聊的，不利于解决问题，自身也难得进步。

　　当然，我觉得要做到这点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