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以及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异同，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但是，仍有未尽人意之处。本文拟另辟蹊径，从“性”字的结构入手，试图对其作进一步研究。

    “性”由“心”和“生”所组成，完整的人性应包括“心”、“生”两个部分。孟子、荀子讨论人性均以“性”的结构作为切入点，孟子认为人性中的“心”指仁（广义的仁），他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心为仁所充斥。由于广义的仁包括仁（狭义的仁）义礼智诸德，孟子又认为人性中的“心”指仁义礼智诸德，所以，他又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既然人心由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个部分（“四心”）所组成，而这四个部分（“四心”）又分别由仁、义、礼、智等“四德”所构成，完整的一心当然就是由仁义礼智等“四德”所构成。此外，孟子在另一处又说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说，人心由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个部分（“四心”）所组成，而这四个部分又分别由仁、义、礼、智等“四端”所构成。这样，完整的一心便是由仁义礼智等“四端”所构成。而无论“心”是由仁所构成，还是由“四德”或“四端”所构成，都表明人性中的“心”即“德”。这种心即德的理路是对子思“五行”（仁义礼智圣）内在于人的观点的深化和证明，同时，这种心即德的理路又将“五行”收缩为“四德”，从而拔高“圣”的位置，凸显成“圣”之艰难。与孟子所理解的人性中的“心”由“德”所构成不同，荀子则认为人性中的“心”由“知”所构成，也就是说，人性中的“心”即“知”，指人的认知能力。因此，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荀子"解蔽》)，能够认知事物，这是人的本性。至于人性中的“知”，荀子又具体说道：“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荀子"性恶》)，“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荀子"荣辱》），“心生而有知”(《荀子"解蔽》)，“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不可以不知道”（《荀子"解蔽》），说明心中之“知”包括心所主宰的耳目等感官的感性认知能力与心自身的理性认知能力。由此也可以看出，孟子人性中的“心”和荀子人性中的“心”是有质的区别的，孟子人性中的“心”是道德性存在，而荀子人性中的“心”则是认知性存在。

    人性中的“生”，孟子认为指人的情欲，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明确指出口、目、耳、鼻、四肢等感官的欲望构成了人性的“生”的一面。荀子在这一点上，与孟子相同，他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以为人性中的“生”实质上就是人之情、人之欲，并且表现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荀子"荣辱》、《荀子"非相》）等物质欲求和感官欲望。徐复观先生因此说道：“荀子虽然在概念上把性、情、欲三者加以界定，但在事实上，性、情、欲，是一个东西的三个名称。而荀子性论的特色，正在于以欲为性”。在此，可以看出，孟子人性中的“生”和荀子人性中的“生”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均是自然性存在。

    对于人性的“心”、“生”两面，孟子和荀子的取舍与选择各不相同。孟子对人性中的“生”的部分是排斥的，对人性中“生”的部分的论述因此也很少，他认为人之“性”在内容上虽然由“心”和“生”所组成，涵括道德和情欲，但是，人性在本质上只能是“心”，也即只能是德：“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通过所谓“君子”对人性内容的取与舍，假借“性”、“命”之辨的途径，把原本属于“性”的范畴的情欲划入“命”的领域，从而剔除人性中的“生”；把原本属于“命”的范畴的道德（仁义礼智圣等）划入“性”的领域，从而把人性仅仅规定为“心”。由此，孟子说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并因此而认定人性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离娄下》)荀子则相反，他对人性中“心”的部分虽未排斥，却不太重视，他所看重的是人性中的“生”的部分，并认为人性主要指人性中的“生”，或者说，人性在本质上主要就是“生”。由此，他认定人性是人之同于禽兽者。因此，荀子关于人性中“生”的一面讨论较多，而关于人性中“心”的一面讨论较少。仅在《荀子"性恶》中，荀子就说道：“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言人之“性”就是情欲，就是口、耳、目、体等感官的欲求。细究起来，荀子这种以“生”为性、以“性”为情欲的选择，同郭店儒简、商鞅和告子的观点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受了郭店儒简、商鞅和告子的影响。郭店儒简有“情生于性”，“欲生于性”（《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等语，商鞅曾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告子曾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皆是把情欲当作人性的内容和本质。

    由于在质的层面对人性的选择与理解不同，造成了孟子和荀子在道德层面对人性的价值评判的不同。孟子取人性中的“心”，并且以“心”为“德”（仁义礼智等），这样，人性的实现实质上就是道德的践履，人性的价值将不仅指向自我（自我炼养），而且指向他人和社会，必然以提升生命境界，维护社会正义，有益于他人和社会为目标，以此判定人性，人性在道德层面肯定是“善”的。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即有此意。荀子取人性中的“生”，并且以“生”为“情”为“欲”，这样，人性的实现实质上就是情欲的满足，人性的价值将仅仅指向自我（自我利益的满足），必然以个人的感官享乐为目标，而个人的感官享乐会防碍他人、危害社会，违反、破坏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以此判定人性，人性在道德层面肯定是“恶”的。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即表达了此意。

    从性善的立场看待性，孟子自然对人性持肯定态度，主张尽心知性、存心养性、循性而行，充分发显人性的价值，而反对违悖人性、放逐其“心”；从性恶的立场看待性，荀子当然对人性持否定态度，要求“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以“礼”教化“性”、约束“性”，以“伪”抵御“性”、节制“性”，而反对放纵人性、追逐情欲。

    通过上述简明的分析可知，如果仅仅纠缠于性善、性恶，以为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差别仅仅就在于前者道性善而后者言性恶，我们是很难真正把握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理论的，更不要说分别二者的异同；如果仅仅看到孟子人性中“心”的一面而忽视其“生”的一面，仅仅看到荀子人性中“生”的一面而忽视其“心”的一面，我们就有可能把孟、荀之“性”简单化、片面化了，从而只见二者表面上的“同”和“异”；从“性”字结构入手，首先理清孟、荀二人“性”的内容，然后弄明他们对人性内容的取舍，再循此进入其性善、性恶的“世界”，这或许是一条更为有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