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1942年12月生，出生于北京，原籍山西。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游民文化等。作品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幽默》、《燕谭集》、《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人世百态》、《发现另一个中国》等。

　　王学泰的书柜分布在饭厅和客厅，基本以文史类为主。严格说来，他只是一个懂书、爱书人而非藏书家。这样说的原因是，他购买图书的目的主要还是阅读和实用，并非以增值和居奇为念。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古书源流的熟稔，由于他很早就泡书店，说起版本、目录来如数家珍，在他的书柜中，有一部分现在市价奇高，而且凝结着一个个让人回味的故事。

　　王学泰：我没有什么家学渊源，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小时候家里有两本书给我印象很深。一本是《名贤集》，上面都是有名的贤人说的话，一本是《半本三侠剑》，这是根据民国期间民间说书的脚本出版的。讲的是黄天霸的父亲的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三年级，因为个子矮，就把书放在桌子上，跪在凳子上读。要吃饭了，就拿一个毛笔帽蘸上红的朱砂印，盖上一个圈。五年级的时候，又读了巴金的《家》。

　　1954年，我在北师大附中上学，每天都要从琉璃厂经过，因此与旧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在这里看书有一个好处，就是没人干扰。租书也特别便宜，一分钱一本，可以看48小时。与摊主熟了以后，连押金也不用交。记得线装本的“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五分钱一本，品相特别好的才一毛钱一本。康熙朝的圣旨，是用黄缎子做的，很大，才五块钱一份。我在这里开了眼界，接触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

　　由于琉璃厂都是旧书店，几乎没有一本书是重复的。虽然很多东西都不懂，但它每天都能触发一个新的知识点。由于没有钱，买书不多。有些书没买，现在想起来还很后悔。

　　比如，郁达夫的《十年集》，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一套才10块钱。我当时买来送给同学文喆的《红楼》杂志，还是很珍贵的。这个刊物是1957年北大学生编的，大概出了七期。里面的作者有很多都是现在相当有名的人，比如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张炯，我后来跟他见面的时候，还对他说，“我读过你发表在《红楼》杂志上的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他很吃惊，说这个杂志没印多少，连有些同学都不知道。那时买的书留存下来的，还有一本《林琴南传》。

　　磨着书店营业员买书

　　我的高中是在65中上的，离家比较远。中午我一般不睡午觉，经常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或者隆福寺旧书市场去。我们下午是四点放学，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都会去这几个地方看书。由于受到看书环境的影响，我还经常坐车去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看书。北京图书馆九点半关门，我九点一刻离开那里，十点到家吃晚饭。一到晚上，大厅里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老头。后来我知道他是谁了，他叫陶君起，就是写《京剧剧目初探》的作者。这时我在学校谋到一个比较好的差事，学校搞勤工俭学，我谋到了一个帮助整理学校图书馆的工作，给一名姓刘的老师当助手。这期间我看的书仍然很杂，弗洛伊德的著作就读了不少。由于频繁光顾北京图书馆，很多人都把我认熟了。同时，我还是学校文学组组长，我的一个同学是文学组成员，毕业的时候送了我两本书，一本解放前出的精装本《中国文学六论》，这书后来丢了，还有一本《元曲别裁》，他离世以后，我一直保存到现在。高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由于这里管饭，家里照样给饭钱，所以买书逐渐增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房山某农村中学工作。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想王府井书店应该会增加一些新品种，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买书机会。我到书店后，发现里面果然新增了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等平时难以看到的书。我当时看中了一本《兴然斋史论集》。

　　这本书的作者李剑农参加过新四军，我过去读过这本书的序言，这次见到这本书了，所以我很想买。但是，营业员说这个书是卖给外宾的，不肯卖给我。我就在那里跟他磨。旁边一个营业员见我磨了很长时间，就对我说，你要买这书，最好过两三天再来，肯定有卖的。过了几天，我再去那里，果然买到了这本书，还买了《纯粹理性批判》。后来有一次我与蓝英年一起吃饭，他说，那个版本是他爸爸蓝公武翻译的。

　　4块钱买到《山谷诗内外集》

　　在这以后，琉璃厂又重新开业了，凭介绍信可以到内部买书。海王村中国书店每天九点开业，有一段时间，我每天8点45就在那里候着。像我这样买书的还有二三十人。每天一开门，堵在门口的人马上冲进去，各取所需。因为书店每天都要上架一些新品种的图书，所以大家乐此不疲。我在这里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老店员马建斋，他那时七十多岁，对版本非常熟，也非常好学。记得他曾经问我，朴学指的究竟是什么？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部清末刊刻的巾箱本《山谷诗内外集》，很漂亮，只要4块钱。因为我当天没有带钱，就约定第二天来买。次日，我早早来到了海王村，马建斋先生从后库抱出一个小红木匣，拉开插板，里面分了两格，每格放有八本书。

　　这是清朝末年的著易堂印的，用的是明朝大出版家毛晋的汲古阁的本子。而汲古阁引的是南宋临安书棚刻本。我当时仅花四块钱就买下了。

　　曾经把工资都交给了书店

　　我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位修书的赵先生，1974年，他促使我买下了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这套书是嘉庆年间的原刻本，共有35册，里面还有一个详细的苏东坡年谱。我比较喜欢苏东坡，但要不要买下却很犹豫。一个是价格比较贵，要25元，还有就是值不值，因为其他人注的本子才几块钱。赵先生对我说，你还是买下吧，这书刻本比较早，另外它的封面都是新染的纸，染一张这样的纸就要七毛钱，光35个封面就要7块钱。就这样，我买下了这套书。后来，他还帮我从书堆里翻出来了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

　　有一次，我花两块钱买过一套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回到家两天就看完了，总觉得不对劲，中间有一段连不上。很快我就发现，这套书应该是六本，而我买到的只有五本。于是我就要求退书。书店的人告诉我，这是作为残书出售的，但还是给我退了。我最感遗憾的是，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五十六元，没有任何额外收入。每月吃用15元，给家里10元，剩下的几乎全都交给了书店。我母亲希望我攒点钱准备成家，因此反对我买书。为了瞒过她，每次我淘到好书回家，就把捆拆开，散装在书包里。如果母亲问，我就说找人借的。但是，她看到书架子上的书逐渐增多，心里也明白，但是她不再说了。

　　80年代以后，我买旧书就很少了，买的主要是新书。在我看来，书的最大功用在于阅读，而不是奇货可居、增值什么的。比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卖书，有些书干脆就送人了。所谓“宝剑赠壮士，红粉送佳人”，让图书本身的功用得到发挥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