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理路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而胡适、傅斯年等人提出的汉学却得到了迅猛发展，很快把梁启超的“新史学”排除在外？其实梁启超当年提出的“新史学”，很多理念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先进的，研究方法也采用了现在我们学科内采用的方法，如历史统计是早于国际历史学界率先提出的方法，这些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在当时却没有沿着他的路数往下进行。在台湾，学者将梁启超以后的史学统称为“新史学”，这完全违背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含义，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是中国社会化史学的先驱。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延续下来，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而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人对史学的基本路数、史学经验，包括基本的研究方法与梁启超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可以融合之处。从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17年胡适回国，到1928年《史语所集刊》创刊、1930郭沫若出版《中国社会史研究》，在这期间史学发展变化得非常剧烈。而这一段的学术史蕴涵了之后史学界主要冲突的根源。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是完全社会化的史学从外部植入中国内部的，换句话说，它与中国原本的史学足迹没有任何的相关性，与中国的史学传统没有任何相一致的部分。进一步说，中国的史学遗产并没有提供给人们接受梁启超“新史学”方法的东西。

进入20世纪后，一些学者将目前的史学研究命名为“后经学时代”，我认为是非常贴切的。传统的顾颉刚、傅斯年、胡适这些学者，完全是接受了中国的经学遗产而不是史学遗产，是在用治经的方法来治史，他们的这些方法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但梁启超的史学方法却没有人继承。比如梁启超提出的应该研究国民的历史，而不是研究上层的历史，这些思想并没有被继承下来，这与中国的史学传统有关，因此没有形成一种文化对接。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与当时中国引进的欧洲汉学有很大关系。据我观察，留欧的学者和留美的学者代表了当时民国时期的两种思想，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欧洲汉学与美国史学研究之间的冲突。欧洲汉学在中国的一个表现就是史语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欧洲汉学起源于中国的乾嘉学派，包括朱光潜先生等人也曾经撰文，称欧洲汉学、巴黎汉学与中国的乾嘉学派一脉相承。陈寅恪先生曾经对陈垣先生说过一段话：敦煌学，当今世界史学主流也。这里牵扯到一个对这段时间不同史学路数的评价和把握的问题。假如，巴黎汉学是当时史学的主流方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史语所代表了当时世界主流史学的一个学派，我们今天就应该给它很高的评价，包括台湾很多学者也都是史语所学派的代表，他们研究陈寅恪、陈垣，也是完全延续了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段话，即当时世界的主要潮流是巴黎汉学，中国学者应该迎头赶上。但事实上，有学者已谈到，当西方历史主义成为末流之后，中国学者恰好把它引入中国作为中国史学的主要潮流。我并不是贬低非主流的学问，它们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我只是想说，这种思想使得世界主流学问在中国的边缘化、不被重视，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同样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90年代以来的文章，史语所所长王范森先生等人也发表过文章，其实他们的研究范式早已经超越史语所的局限，但是他们却坚持巴黎汉学是世界史学的主流。

其实在史语所之外，还有很多与之不同的学者，即留美的学者，像老一辈的雷海宗先生等。这些学者之所以不为我们注意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到他们共同的特征。在我看来，在中国对社会经济史研究最好的恰恰是梁启超的继承者。但是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和他对接。在一代人之后，这些学者才逐渐出现。这些继承人中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唯物史观派，像郭沫若等，但像雷海宗先生等恰好在1927年前后回国，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这两批学者的合流构成了目前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线。于是在当时，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和以社会经济史为代表的学者齐头并进，一直持续到1949年（但是抗战之后，这两批学者都在反思之前的学风）。必须强调的是，1949年之后，唯物史观派成为主流，当然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学界的主流方向。

以往社会经济史的遗产我们必须继承，必须小心翼翼地抛出其意识形态性。我们目前学术界经常会批判教条主义，回归国学，但是却没有其他手段去剥除学术中的意识形态性，原因是我们从30年代以来，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就是教条主义。实际上，留美学者的研究代表着健康的史学方向。我认为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框架，基本上概括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正视不同史学流派的发展，不论是对社会史的回顾，还是对未来史学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