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叙述，是合并种类叙述，而且每一类只用一个词来概括，这说明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最高水准的曹丕对文体的认识相对陆机来说还比较粗略。《文赋》则列举了十种，每一种单独描述。每一种用了四个字两个词来概括，而且前后两个词具有辩证的意味。诗是既“缘情”而又“绮靡”，赋是既“体物”而又“浏亮”，等等。用词的增多反映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的深入。最重要的是在《典论·论文》里，虽然提出了“诗赋欲丽”，但它是列在最后的位置。这说明在曹丕的潜意识看来，“诗赋”是排在“奏议”“书论”“铭诔”之后的。而《文赋》则将“诗赋”排到了最前列。这种顺序的变化绝不是作者随意的排列，而是反映了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曹丕将宫廷文章的“奏议”排在最前面，而诗赋排在最后面，而陆机将最具有文学性的诗与赋排在最前面，说明了在他心中诗赋的地位的迅速提升。反映了从曹丕时代到陆机时代的文学观念的新发展，即从魏到晋是文学观念变化最迅速的时期。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细节的变化，则忽略了魏晋文学自觉思潮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迁。证之这一时期的诗赋创作的繁荣以及读者追捧，可以知道从曹丕到陆机的言论，反映了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左思的《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以往人们仅仅是当作文学故事的谈资来讲。其实，这反映了晋代人们对赋的追捧热情不减。而从魏到晋，五言诗的发展是诗体发展最快的阶段。题材的扩展、形式的追新，反映了诗体艺术的迅速发展。这说明在作者和读者心目中，其地位的上升。而曹丕和陆机不过是时代的代言人罢了。揭示这一被人忽略的细节有助于认识文学观念的悄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