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史记》到品三国，从讲明朝那些事儿到探清朝帝王之谜，“通俗历史热”正席卷媒体、书市。其吸引大众的秘诀之一，是采取了“说书”的形式，即语言鲜活、故事生动、声情并茂、有点哲理，而且每个“说书者”个性独特。但同时也往往带来了“说书”的弊端，即为吸引听众而产生的随意性，由此造成所谓的“硬伤”。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学校的历史课本能否既有“说书”式的趣味性，又具有胜于“说书”的科学性。

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从国家领导人到教育行政部门都说了很多，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也将传统文化教育列入其中。当代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最成系统的是历史课，从小学直至高中。然而历史教材的现状不如人意。顾颉刚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对众多中国通史著述的观感是：“所有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60年后，一位史家就此说道：“顾先生的这些点评，对今日大多数教材还基本适用，最多增加了变相的《通典》”。这样的教材对中小学生自然没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因而不能有效地担负起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使命。被熊十力誉为“融哲史两方面”奇才张荫麟，在1930年代就指出了这一点：“学生们国史知识之低，良好的国史课本之缺乏要负很大的责任。光拿中学来说罢，要使全国的中学都得到理想的历史教师，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教育进步到什么程度；但创造一部近于理想的历史课本，供全国的中学采用却比较容易。而且有了引人入胜的课本，即使没有很好的教师，大部分学生也容易得益”。对于如何创造近于理想的历史教材，除了正确完备的资料之外，他特别提出了几点：首先，编写组需要邀集一些专家参加，大纲要征求编写组以外的史家的意见，“但最初的草稿，和最后的定稿却不可不由一人负责”；其次，编写组中应“有一两位有历史兴趣的散文作家”和愿意作“文章技术上的试验”的史家；再次，编写组中应“有一些史家比较喜欢作广阔的、鸟瞰的反省”。这里的第一点是为了使教材能够有一以贯之的个性气质，改变千篇一律、程式固定的体裁纲目；第二点是为了使教材有故事性、可读性，改变烦冗无味、干瘪枯燥的叙述风格；第三点是为了使教材具有洞察中国历史独有的神韵气数的史识，改变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的思想苍白。

张荫麟将自己的上述设想贯彻于实践。1935年他受教育部聘请，主持编写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虽英年早逝，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但这部教材确是近于其理想的。它不仅在当时获得很高声誉，直至今日，仍有史家发出这样的评价：就体裁而言，张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开出一种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史纲》体裁的创制是极其成功的”。就叙事风格而言，“读过《东汉前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就史识而言，他原本的思索，“不少地方带有形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了‘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但却饱含着“不同于众、至今还光彩依旧的许多历史洞见”。这样的教材既有说书式讲史的长处，又避免了其随意性的弊端，对于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是颇为理想的。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印行后不久，又有翦伯赞的同名教材出版。这部教只出版了前两卷，即《先秦史》和《秦汉史》。侯外庐晚年回忆时说：“抗战时代的进步青年，谁不以一睹《中国史纲》为快！不少人赞道：读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简直是一种享受’”。翦著的畅销，可以印证张荫麟关于写作理想的历史教材的几点要求是很正确的。翦伯赞认为集体著史，很容易成为“百纳被”。他决心独自完成的前两卷，正如研究者所言，不仅与非唯物史观的，即使与同为唯物史观的通史著作相比，都是 “有强烈个性特征的作品”。他被戴逸称为“历史散文体裁的开创者”，他的历史文章，其文学意境可与余秋雨媲美，如在分析吐蕃保守者时说：“他们可以在铠甲上面留下两个小孔，让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邻人的财富，但决不肯在吐蕃的边境上打开一个窗户，让文明的光辉射入吐蕃”；其语言的鲜活胜过易中天，如说“和亲”政策是“把女人当作历史的弹簧”，评论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因为他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反而被人抹上了一脸白粉”。《中国史纲》同样寓科学性于优美而流畅的诗一般的文字语言中，即使是描述冰河时代的中国：“地球在转动，冰河在冲刷，海洋在隆起，陆地在沉沦，风雪在飘零，内河在荡漾，月桂树在摇曳，剑齿虎在咆哮，这就是开天辟地的景象。就在这宇宙洪荒的时代，在蒙古高原大内海的周围，出现了中国最初的人类”。他和张荫麟一样，是有哲学头脑的史家，善于在将各种材料互相参证和发明的基础上提出论断，善于从社会各方面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过程中揭示本质，因而《中国史纲》两卷有不少发前人之未发的识见。

从张荫麟到翦伯赞，前辈已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如果我们不能在他们的基础上有所前进，那是很难为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