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降，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入历史转折期，商业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流通活跃，商业文化在相对自由的空气里迅速生长，显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和革命性。当其时，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当道，逐利、重消费的风尚流行，与求利相伴随的竞争观念浸润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摒弃封建道德、重视个体价值的道德取向也开始为社会接受或部分接受，“商贾亦何可鄙之有”的呐喊在质疑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抑商政策，重商意识渐入人心。总之，商业文化以其迥异于正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开始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产生重要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金瓶梅》横空出世。它抛弃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敏感地抓住特殊时代非主流的商业文化精神，用如椽巨笔深刻展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揭示商业文化的异质性的同时，成功地完成了艺术形象的美学创造，为主人公西门庆表现进取野心、施展商人才干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从而将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度。

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

商业与竞争同在。作为商人，西门庆的血液里浸透了竞争进取的商业文化因子。在习惯了中庸之道、文雅敦厚的农业文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小小清河县，当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潮流袭来，他带着充满野性的商业竞争气息、带着强烈的反叛意识，活力四射地开始其发迹变态之旅。这位仅仅只承继了一间生药铺的药材商的传人，奉行一切以逐利为原则的竞争哲学，拥有立足竞争、敢于冒险的商人素养，更具不择手段、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他以竞争为主旋律，展开了“若猛兽鸷鸟之发”（司马迁语）式的商业出击。

在逐利的旗帜下，西门庆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他以“机深诡谲”的手段疯狂地实施商业资本的掠夺性积累；他懂得“钱能生钱”的道理，知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因而不择手段地扩增店铺，放高利贷、长途贩运，执着于资本的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高度关注市场信息，且善于抢夺商机，买贱卖贵，使经商规模越做越大；他敏感地意识到封建垄断经营的高额利润，于是勾结官府，牟取盐引，独揽为官府买古董的生意，凶残地排挤、打压生意竞争对手。仅仅六七年光景，他就从一个“算不得十分富贵”的生药铺老板一跃成为拥有近十万两白银的流动资本和大量不动产的“山东第一个财主”。

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商人一直居于四民之末，他们必须不断地突破封建抑商政策的束缚才能前进。对于这一点，充满竞争热情而寡廉鲜耻的西门庆了然于心，在把握了依仗封建特权发迹暴富之奥秘后，他把商业的竞争特性更多地带入他人生的另一重要领域――官场。从贿赂官员开始，西门庆走上了一条疯狂而无耻的敛财之路。因为累次送礼，他蒙蔡京赐官，这对并不希求仕途发达的西门庆纯属意外之喜，但嗜利之心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撑更加恶性膨胀，做官后的西门庆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攫取不义之财。别人无法偷漏的国家税款他能漏，别人不敢放的高利贷他敢放，别人批不下来的官府控制的货物他轻易可取。总之，为在商业竞争中牟取暴利，他不惜重金、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向封建经济秩序发起凶悍的进攻，以行贿和其他经济手段，买官鬻爵，结党营私，巧取豪夺，与封建政权展开了疯狂的利益争夺。在与贪官污吏的合谋中，他将畸形发展的商业竞争的特性演绎到极致，并从中培养起邪恶的从商信仰：结交官府即暴富。

暴富后的西门庆没有执着于传统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行为模式，他秉承商业文化重消费、重“欲”的满足的理念，将依仗封建特权获得的巨大财富基本用于奢侈淫糜的生活享受，将商场、官场的一切争夺都定格于情场的恣意纵横：婚姻成为他商业经营的项目之一，娶孟玉楼、李瓶儿都有明显的谋财企图；他把妇女当做可以从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买卖越富有挑战性，他进攻的冲动就越强烈，譬如采用卑劣的手段夺娶李瓶儿、毒杀武大占有潘金莲、栽赃来旺以图长期霸占其妻宋惠莲，如此等等。在那个人欲横流、拜金盛行的时代氛围为他提供纵欲温床的同时，他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放纵自己的情欲，将性享乐追逐史演绎为对众多女性的征服史。传统的道德观念、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在这里节节败退，商人的竞争愉悦从未如此酣畅淋漓。然而，欲望的满足如同一把双刃剑，它使西门庆在占有的同时承受着精力的无尽虚耗。财色竞争的狂热导致占有与自毁的逆向互动，西门庆的生命迅速消亡，他那进取的勃勃野心也随风而逝。作为现实生活特定群体的代表，他的死无疑深蕴了悲剧内涵。

以财富为目标的贪欲

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事实的确如此。尽管西门庆罪恶累累、欲壑难填，他的竞争手段亦卑劣至极，但他以个人为核心、以财富为目标的“贪欲”较之以宗法为核心、以虚伪的道德荣誉为目标的传统价值取向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正是这种“贪欲”催生的经济运行手段使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震荡的频率加快，而其财富的不断转化为商业资本而非土地资本更破坏了封建体制运行，客观上对社会发展起到动力作用。应该说，这在隐性的商业文化氛围中，已传递出资本主义萌芽的新鲜气息。

作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商人，西门庆从社会转型的潮流中吸取发展商品经济的智慧和力量。但他虽然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却从来没有树立起真正的商业理想，更不懂得作为个人与社会进步动力的商业竞争必须是以正途进行实力、智力和能力的角逐，他把行贿受贿、作奸弄巧当做商业竞争的捷径，在历史不能提供外在环境的前提下，公平、公正、诚信、法则等商业文化题中应有的竞争理念在他的人生词典里全面缺失。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至死都带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所拥有的也只是附庸权力牟取暴利的贪欲，是以占有和享乐为终极目的金钱意识、权力意识，他根本不理解资本增值的更深含义，把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赚取的巨大财富都用于奢侈的生活享受，欲望与丑恶联袂，使他的竞争与进取过程同时成为逆向的沉沦过程。更可怕的是，以他为代表的官商群体，以手中的封建特权更改竞争规则，无情打击真正的新兴商人，从根本上压制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进取的勃勃生机就这样泯灭在无尽的贪欲和与官僚政治的结盟中。

商人的本性就应该竞争，西门庆却在展现勃勃进取精神的同时步入歧途，走向毁灭，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商人自身的缺陷使然。由于先天的不足和现实的局限，在封建正统文化具有绝对中心话语权的社会环境中，西门庆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意识不到商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炼不出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竞争手段获取商业利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雄才大略，而他所生活的封建末世的腐朽氛围又使他沾染上了当时社会流行的放浪、淫靡、变态等种种恶习。就这样，他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敢于冒险自由竞争的创业精神，率领自己的商业伙伴担负起通过竞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从并与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统文化依附与回归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从而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西门庆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