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隋唐时期，侠风盛行，其影响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侠为当时世人所推崇，许多诗歌对其进行赞颂，甚至向往憧憬。加上后世武侠文学的兴盛，使人们印象中的侠似乎为当世之豪杰，身怀绝技，放浪形骸，劫富济贫，义薄云天。不过实际却不尽然。

首先，身怀绝技并非是所谓侠的必要条件。《酉阳杂俎》续集中记：“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雅，无不知之。”先不论此所谓侠者窥视女性闺房的行为与我们心目中的侠的形象不符，其人本身并未见有何武功。又，《说郛》中的进士崔涯、张佑“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饮典即自称侠。”除了嗜酒，看不出这两个落第者有何绝技。

其次，所谓的放浪形骸，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包含了极度纵欲的成分。侠大多不事生产，嗜酒、好赌、喜畋猎。如《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云：“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旧唐书·刘弘基传》记：“弘基少落拓，交通轻侠，不事家产，以父荫为右勋侍。”更有甚者无故杀人，任意破坏社会治安。

第三，并非所有称为侠者劫富是为了济贫，而且有的所劫也并非富，而是普通百姓。《新唐书》提到：“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镵肤，夸诡力，剽夺坊间。”这些身上有刺青的侠少年劫夺的目的明显并非济贫，而仅是相互间的比力斗勇。又《樊川文集·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中所记的“聚少侠狗马为事，日截驰道，纵击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问，戚里相尚，不为以为穷弱”，也是为了争勇好胜，强取民物，不但非为济贫，还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严重的隐患。

不过，侠能在社会中一直受到尊重，甚至向往憧憬，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  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这里可以看到，侠的基本特征是重然诺，轻生死，扶危救困。表现在行动上，最常见的就是轻财好施、藏活亡命与替人报仇。虽然后两者的行为往往触犯法律，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出于一种同情心，是平民道德观的体现。尤其在汉代，侠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民间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侠与政治的关系开始逐渐密切。隋唐时期，侠的身份和名声可以成为政治上的资本，如《旧唐书·于  传》记：“长庆中，以戚里勋家诸贵引用，于方复至和王傅，家富于财，方结交游侠，务于速进。”很明显，侠的身份和名声是为了政治上的速进。此外，侠还参与政治斗争，如《新唐书·李辅国传》记有唐代宗遣侠者夜刺杀李辅国一事。

隋唐的侠风之盛使得侠成为一种时尚、一些人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刻意地去表现和标榜自己的侠的身份和气质，盲目追求其外在的表现行为，如嗜酒、好赌、喜畋猎等等，而忽略了作为侠者本应具有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缺乏精神内涵，即时人所谓的“义”。唐代李德裕在其《豪侠论》中认为“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如果没有义，侠就与盗贼无异，他倡导的是义气兼备的真侠士。

可见，隋唐社会中所谓的侠与文学作品中的侠有着很大的差距。由于侠风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政治资本，使得不少人过多地关注侠的外在行为，而忽视了其本应具有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即所谓的“义”。虽然当时社会仍应存在“义”“气”兼备的真侠士，但是时风所向，大量的侠已流于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