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些年来正重新成为“显学”，其主要特征是历史典籍的通俗化、国学学者的明星化、帝王将相的荧屏化。据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中国人饱受了“精神的磨难”。甚至有人讲，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创造物质文明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精神文明的退步，传统的道德理想和人文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构”，造成了种种不堪的道德和社会后果。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补课”，将儒学传统重新确定为文化的主流，至少是文化的主流之一。这种见解当然有其道理。然而问题是，如此一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怎么办？如果物质与精神的发展至少在相当时间里真的难以协调的话（就像过去20多年里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或者说，如果“鱼”和“熊掌”仍然不能兼得的话，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该怎样定位？

就人的生存境况与现有文化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它们所昭示的均非理想的途径。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一百多年来，这两种文化在发生碰撞的时候，中国文化总是明显地处于劣势？为什么尽管今天的西方文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以至于出现了以针砭时弊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批判学说，中国人却仍然要将市场经济、科学技术、依法治国这些来源于西方的东西作为强国兴邦的基本动力？

原因就在于，在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总是表现为利与害的关系，而调整这种利害的手段仍然主要是硬实力（经济、科技、军事等），换句话说，仍然主要是物质文明的水平。谁贫穷落后，谁就要受欺负，不可能拥有平等的地位和发言权；想要靠“修身养性”来驱除烦恼，是不顶用的，最多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华民族，曾经历了数不清的坎坷乃至牺牲，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与代价。然而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虽然在某些时候、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就全局来说，中国仍然被人瞧不起，中国人仍然未能挺起腰杆说话。因为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面貌一直未能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改观。最近的20多年，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民族振兴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时期。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增强，国际列强不敢再小视中国了，中国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事情了，也越来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它感兴趣的国际事务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开放，通过对世界上先进的思想、文化、体制、技艺的海纳百川般的整合、汲取，已经决定性地提升了自己的实力。

二

的确，一个国家的力量究竟如何，首先是器物层面上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就不可能富强；而如果没有人的创造性的释放和市场化的有效运作方式，科学技术的成果就产生不出来，即使产生出来，其功效也要大打折扣。贫困不算罪过，但如果可以富强而没有富强，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都强调只有把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实力搞上去，才谈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方人之所以能够处处显示出强势文化的威力，正是在于他们科技和教育的发达，进而带来他们物质力量的扩张；而“五四”先驱们将“赛先生”作为标显的旗帜之一，则找到了中国贫穷、落后、愚昧的症结和摆脱这种状况，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途径。

但是科技、教育能否发达，从而经济实力能否增长，又绝不是科教和经济本身所能决定的事情。因为科学、技术、市场是中性的东西，无善无恶，唯其如此，它们既可以用于从善，也可以用于作恶。关键在于它们存在、生长和发展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人文氛围。而这种人文氛围，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东西都可以决定性地影响到人们的智力投向。从本质上说，科学技术的社会基础既在认知的领域，更在价值的领域。任何科学成果和技术手段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乃是自主性、创造性的思维，而自主性、创造性的思维的载体则是自由的个人。一个和谐、有序、民主、法治的社会，其基本特征就在于能够确保每一个人都是权利平等的和独立自主的，因而可以积极、健康、负责任地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此外，承认自主性和创造性，还意味着承认人与人的不同、思想与思想的不同，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前提：不论是创新的发生还是创新的过程还是创新的结果，都标示着“与众不同”。因此，任何以市场法则、科教兴国为基本手段的社会变革方案，首先就必须为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营造出一种适宜的社会环境，否则一切都是空想。一百多年来，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再强调科技教育的基础性地位，但总是见效甚微，说穿了就是传统社会的政治模式极大地妨碍了科技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而改革开放的实施，则极大地缓解了千百年来保守封闭的文化生态和多年来“左”的思想路线所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政治气氛，从而极大地解放了人，使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进而大幅度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

三

显然，中国若不实现现代化，就必败无疑。问题不在于“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而是“怎样实现现代化”。在“要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上，20多年前的争论早就有了结论：无论是“四个现代化”，还是“三步走战略”，以及今天的“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其实现标准都并不是中国自己定的，而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指标体系，再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出来的。像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外汇储备、信息化水平、成人识字率、平均寿命、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等，全都有国际标准，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和社会公正的公认尺度。实际上，在中国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一种“不受国际影响的、只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近、现代史早已做出答案。那么，“怎样实现现代化”呢？答案仍然是：靠解放思想，靠改革开放，靠科学、民主。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能自行生出科学和民主来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意识形态里，从来不存在可以从内部发展出现代化思想和现代化行动的任何基因。因此，中国要想结束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等级观念等的束缚，摆脱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真正走向现代化，就不能不继续像“五四”先驱那样，以“德”、“赛”两先生为师，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科教兴国。

应当指出，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外来腐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所谓“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失公允的。以时下人们所强烈不齿的诚信缺失现象为例，这种行为的大量产生和蔓延，其实恰恰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交易规则的扭曲造成的。导致扭曲的重要原因，乃是经济活动中融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而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的东西。例如“传销”在西方国家是一种常见的经营行为，其中买卖双方的诚实和信誉是保证传销活动健康有序的基础。然而这种东西一来到中国就走样，最典型的祸害是所谓的“杀熟”，即专门坑害自己的亲朋好友，把自己的获利建立在亲朋好友的上当受骗上面。这种行为决非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恰恰相反，它在中国过去的某些时候曾经相当普遍。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曾发生对所谓“阶级敌人”、“走资派”的大规模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揭发者和告密者，他们揭发、告密的对象，往往是他们的老领导、老朋友、老同事、老师，甚至自己的亲属（父母、夫妻、兄弟等）。因此可以说，今天的经济“杀熟”（传销）是对过去的政治“杀熟”传统的延续。再例如现今比较普遍的各种评选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本来，通过专家认真、负责的评审，再经过一人一票的无记名表决，评出来的职称、奖项等应当是能够服众的。但是实际情况却常常是，不少专家、评委在投票前接受了来自各种各样关系的“打招呼”，他们的投票立场或多或少在事先已经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记名投票反而成了掩盖不公平的手段，因为谁投了什么票，是不记名的，投票者也就心安理得了。无记名投票是西方人发明的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有效的民主程序，它在大到选择政治领导人，小到分配紧缺食物的决策过程中可以起到最后的作用。然而这一“游戏规则”到中国来却变了形。难怪现在许多评审已经开始恢复实行记名投票，以防止舞弊。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根本性的原因一定与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有关。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一种观念，即把人当作“目的本身”的观念。在西方人文传统中，这个观念恰恰处在核心的位置。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与任何其他人无区别的生命的实体和灵魂的主体，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被当作手段来使用。如果每个人都怀有这种人本情怀，他与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做到真正的“推己及人”。在这里，“自尊”与“尊他”实际上是一回事。以这种人与人之间共有的、普遍的、甚至是绝对的尊严意识为基础，就必然导致诚实、守信和关切他人，我们长期以来只讲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结果只能是相反。

四

不可否认，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物质利益的漠视是许多其他古老文化所不及的，它要求人们达致理想精神境界的程度也甚于许多宗教。但实际上，儒学由于其固有的实用性（所谓的“入世”精神），它在解决人生问题（特别是解决长远性和终极性的人生问题）的时候并不能达到目的。关键在于儒学缺乏对现实功利的超越性，而超越性乃是一个人拥有终极关怀、固守自己灵魂的必要条件。这种超越性的表现，就是在人生问题上抱一种十分认真的态度，对人为什么活、怎样才活得有意义等问题，要进行追问，要弄清其实质及根据，要确定自己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有限与无限、此岸与彼岸之类的根本性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来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致更高的精神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如西方文化深刻，至少不如西方文化认真。因为儒家学说对现实人生的过程及结局太过关注，而对人生的本质、终极意义、精神的归属等不甚在意。

人们常说，人生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此话要进行分析。人生哲学的确是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而西方哲学却在两千多年间变换了好几次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对人生关注的强度要甚于西方哲学。然而，中西哲学对人生问题思考的角度和方式是不同的，因而关心的问题也是不同的。中国哲学把人的生命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故它探讨的不是生命，而是生活，它的问题是怎么活，或者说怎么做人等等。所以，中国人生哲学的本质是道德学或伦理学。与之相比，西方的人生哲学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或者说，活着的根据和意义何在。在这里，生命不但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反而是应当最先加以追问的对象。所以，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哲学又十分关心人的精神处境，它认为凭着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就完全可以创造出一个尽善尽美的精神世界来，这就是所谓的“内在超越”。按照儒家的理论预设，只要通过人的自我修炼，便既可纯洁人心，亦可和谐社会，从“内圣”开出“外王”来。然而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却告诉我们，“天人合一”的思维、“修齐治平”的理想、“内圣外王”的自信，非但没有营造出持久的太平世界，反而造就了数不胜数的文化与政治弊端。专制统治、官场黑暗、伪善流行、人心叵测、动荡频仍、民不聊生，无不来源于此。从理论上说，儒家学说是有可能训导出理想的道德人格来的，但是千百年来由儒家学说营造出来的社会总的来说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性的一个最大表现，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扼杀人的自然本性。总之，在理想的道德人与现实的不道德社会的关系上，在世俗世界与超越世界之间的关系上，儒家始终拿不出切实的办法来使两者沟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形势下的当代中国，儒学怎么可能重新成为强国固本、安定社会、凝聚人心的有效精神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