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文化界一些名人相继去世。盖棺定论，同业中人普遍给予了高规格的评价，尤其是对演艺界的名人，圈内更是不吝美言，“著名”似乎还觉不够，动不动就加封“大师”的称号，而且屡屡见诸报端。听多了看多了不免也让人心生疑惑:这“大师”的称号有没有个标准?

《辞海》对“大师”的解释是这样的，“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巨大”一词表示其分量之重，“宗仰”一说标志公众对其评价之高。由此看来，这大师的称号虽然没有个“硬杠杠”，也不须哪个权威部门批准，却也不是一般人就能企及的。

在京剧艺术高度繁荣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名满天下，但被尊称为“京剧艺术大师”的仅梅兰芳一人；同一时代，我国相声艺术迅速发展，相声表演名家何止成百上千，但被称为大师者也就是侯宝林。现如今，仅相声界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代大师”，这种“人才井喷”的现象似乎有违发展规律，否则，那曲艺界还有必要为相声艺术衰落发愁吗?

我国文化人向来把大师的称谓看得很神圣，在他们眼里，“大师”的称号不是随意授予的，当然，也不是谁都想得的。今年年初，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曾在病榻之上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帽子摘下来吧!身为著名的语言学家、比较文化学家、佛学家、翻译家、散文家，特别是在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语言研究等方面，独步学坛，堪为一代宗师，但季羡林仍坦言国学恰恰不是他研究的方向，他也更不想要“国学大师”这顶帽子。

无独有偶。书法家、教育家启功生前对“戴高帽子”也同样激烈反对。他曾对友人说:“现在有人给我戴高帽子，说什么我是天下第一笔，我根本没有讲过。吹捧我的文章太多，这不是捧杀我吗!这是存心让我死后都不得安宁啊!”为以正视听，他1977年就曾在《自撰墓志铭》中写道：“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

一段时间以来，戴高帽子现象愈演愈烈，有人形容为“帽子漫天飞”。虚假的繁荣，虚拟的高峰掩盖不了某些行业、艺术整体滑坡的现实，而且，越是那些“名人一大堆”、“大师云集”的地方，艺术空气也往往越稀薄，艺术成果也越凋敝。图虚名必招实祸，这难道不是“捧杀”的恶果?更有害的是这种现象给文化界带来了浮躁之风。

面对红尘滚滚、帽子乱飞的现象，文化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挺身而出。季羡林先生“昭告天下”是何等的决绝，启功先生反对高帽子又是何等的鲜明!如果文化界多一些这样的大家风骨，乱戴高帽子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