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至今已整整一百年。百年来《红楼梦》研究在考证方面很有成就，但就其美学、哲学内涵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出其右者。王国维是出现于中国近代的先知型天才，他五十岁就去世，留下的著作不算多，但无论是史学上的《殷周制度论》等，还是美学、文学上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都是当之无愧的人文经典。他的天才不是表现在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表现在眼光的独到、准确与深邃。他创立了真正属于中国学说的“境界”说，启发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评论者、作家、诗人与艺术家。对于《红楼梦》，他也正是用境界的视角加以观照，从而完成了两个大的发现：

（1）发现《红楼梦》的悲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悲剧，即把悲剧之源归结为几个坏蛋（“蛇蝎之人”）作恶的悲剧，而是超越意义上的悲剧，即把悲剧视为共同关系之结果的悲剧。也就是说，造成悲剧不是现实的某几个凶手，而是悲剧环境中人的“共同犯罪”，换句话说，是关系中人进入“共犯结构”的结果（参阅林岗和笔者合著《罪与文学》第七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发现《红楼梦》属于宇宙大境界和相应的哲学、文学境界，而非政治、历史、家国境界。这两点都是《红楼梦》的永恒谜底。现在我们从第二点说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红楼梦〉在美学上之价值》对《红楼梦》有一个根本性的论断，他说：

《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宇宙的也，哲学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之精神。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孔尚任的《桃花扇》只是一例，这一例证所象征的政治、家国、历史境界，也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直至清代谴责小说的基本境界。中国文学的主脉，其主要精神是政治关怀、家国关怀、历史关怀的精神，其基调也正是政治浮沉、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咏叹。《桃花扇》在其《小引》中提出的问题是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这些全是形而下的问题。何人何事，是现实政治以及相关历史阶段的人事；何年何地，是现实时间与现实地点，这便是所谓时代性与时务性。最后虽然侯方域与李香君在祭坛上相逢并经张道土一语点拨而人道，但也正如王国维所言，并非“真解脱”，只不过是在他人的推动下觉悟到无力回天不得不放下国仇家恨而走入空门麻痹自己而已，并不是《红楼梦》似的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红楼梦》也有政治、家国、历史内涵，而且它比当时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更丰富地展示那个时代的全面风貌、更深刻地倾注作者的人间关怀。然而，整部巨著叩问的却不是一个王朝何人、何事、何年、何地等家国兴亡问题，而是另一层面的具有形上意义的大哉问。如果说，《桃花扇》是“生存”层面的提问，那么，《红楼梦》则是“存在”层面的提问。它问道：世人都认定为“好”并去追逐的一切（包括物色、财色、器色、女色等）是否具有实在性？到底是这一切（色）为世界本体还是“空”为世界本体？在一个沉湎于色并为色奔波、为色死亡、为色你争我夺的浊泥世界里，爱是否可能？诗意生命的存在是否可能？那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中活着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是超时代、超政治、超历史的哲学问题。还有，贾宝玉、林黛玉与侯方域、李香君全然不同。贾、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女娲补天的鸿濛之初是何年何月？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天国之恋是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质本洁来还洁去”，何方何处尚不清楚，何性何质又如何明了？林、贾这些稀有生命到底是神之质还是人之质？是石之质还是玉之质？是木之质还是水之质？一切都不清楚，因为来去者本就无始无终，无边无涯，这就是宇宙大语境，生命大语境。人们常会误解，以为家国语境、历史语境大于生命语境。其实正好相反，是生命语境大于家国、历史语境。侯方域、李香君的生命只在朝代更替的不断重复的历史语境中，而贾宝玉、林黛玉的生命则与宇宙相通相连，她（他）们的生命语境便是宇宙语境，其内在生命没有朝代的界限，甚至没有任何时间界限，因此，贾、林的生命语境便大于家国语境。《红楼梦》在作品中有一个宇宙境界，而作者则有一个超越时代的宇宙视角。《红楼梦》中的女儿国，栖居于“大观园”。“大观”的命名寄意极深。我们可以从“大观园”之名抽象出一种“大观眼睛”和“大观视角”。所谓大观视角，便是宇宙的高远的宏观视角。释迦牟尼和他的真传弟子们拥有这一视角，便知偌大的地球在大干宇宙中不过是恒河的一粒沙子（参见《金刚经》）。爱因斯坦作为宇宙研究的旗手，他也正是用这一视角看地球看人类，因此也看出地球不过是寰宇中的“一粒尘埃”。释迦牟尼、曹雪芹、爱因斯坦都有一双大慧眼或者说都有一双“天眼”，这就是宇宙的大观极境眼睛。曹雪芹的“大观”眼睛化入作品，便造成《红楼梦》的宇宙境界。在“大观”眼睛之下，所有的世俗概念、世俗尺度全都变了。一切都被重新定义。所以《红楼梦》一开篇就重新定义“故乡”（参见第一回甄土隐对《好了歌》的解注），而通篇则重新定义世界，重新定义历史，重新定义人。故乡在哪里？龟缩在“家国”中的人只知地图上的一个出生点，“反认他乡是故乡”，不知道故乡在广阔无边的大浩瀚之中，你到地球上来只是到他乡走一遭，只是个过客，怎么反把匆匆的过处当作故乡、当作立足之处呢？把过境当作立足之境，自然就要反客为主，自然就要欲望膨胀，占山为王，占地为主，自然就要夜以继日地争夺金银满箱、妻妾成群的浮华境遇。

“无立足境”，这才是大于家国境界的宇宙境界。《红楼梦》中的人物，第一个领悟到这一境界的，不是贾宝玉，而是大观园首席诗人林黛玉。《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记载了这一点。贾宝玉悟是悟了，他听到了薛宝钗推荐《点绛唇》套曲中的《寄生草》（皆出自《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联想起自己，先是喜得拍手画圈、称赞不已，后又“不觉泪下”，“不禁大哭起来”，感动之下，便提笔立占一偈禅语：“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而次日林黛玉见到后觉得好是好，但还未尽善，便补了两句：

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林黛玉这一点拨，才算明心见性，击中要害，把贾宝玉的诗心提到大彻大悟大解脱的宇宙之境，也正是《好了歌》那个真正“了”的大自由、大自在之境。《红楼梦》是一部悟书，没有禅宗，没有慧能，就没有《红楼梦》。而《红楼梦》中的最高境界——“无立足境”，首先是林黛玉悟到的，然后才启迪了贾宝玉。一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生命，来到地球上走一回，还找什么“立足之境”？自由的生命天生是宇宙的漂泊者与流浪汉，永远没有行走的句号，哪能停下脚步经营自己的温柔之乡，迷恋那些犬马声色，牵挂那些耀眼桂冠。一旦牵挂，一旦迷恋，一旦经营浮华的立足之境，未免要陷入“浊泥世界”。

在“大观”的宇宙视角下，故乡、家国的内涵变了，而历史的内涵也变了。什么是历史？以往的历史都是男人的历史，权力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大忠大奸较量的历史。《三国演义》以文写史，用文学展现历史，不也正是这种历史么？但《红楼梦》一反这种历史眼睛，它在第一回就让空空道人向主人公点明：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从这段开场白可以看出曹雪芹完全是自觉地打破历史的时间之界，又完全自觉地改变“世俗市井”和帝王将相的历史观。后来薛宝钗评论林黛玉的诗“善翻古人之意”，其实也正是《红楼梦》的重新定义历史。第六十四回中，林黛玉“悲题五美吟”，写西施，写虞姬，写明妃，写绿珠，写红拂，便是在重写历史。古人视帝王将相为英雄，视美人为英雄的点缀品，其实，女人才是真英雄，历史何尝就不是她们所创造。五美吟，每一吟唱，都是对以男人为中心的历史成见的质疑。以虞姬而言，林黛玉问道：像黥、彭那些原项羽手下的部将，英勇无比，降汉后又随刘邦破楚，立功封王，可是最后却被刘邦诛而醢之（剁成肉酱），这种男子汉大丈夫，怎能与虞姬自刎于楚帐之中、为历史留下千古豪气相媲美呢？还有，史学家与后人都在歌吟李靖，最后甚至把他神化，可是，当他还是一介布衣时，小女子红拂不顾世俗之见，以巨眼识得穷途末路中的英雄，并以生命相许，助其英雄事业，这岂不是更了不起吗？然而，历史向来只是李靖的历史，并无红拂的半点历史位置，这是公平的吗？一千多年过去了，红拂只有在林黛玉的大观眼睛中，才重现她的至刚至勇至真至美的生命价值。总之，在“大观”的眼睛之下，一切都不一样了。《红楼梦》的特殊审美境界也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