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为作者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座谈会上的讲话

先说一点我和《读书》的关系。在在座的朋友中，我算是和《读书》关系最久远的一个，一般都认为我是《读书》的老作者，当然也是老读者。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并非《读书》的主要作者，可以说我始终是《读书》的团结对象，而非依靠对象。说“始终”，就是说，在《读书》的三个阶段，除第一阶段只是一个投稿者外，在第二、三两个阶段我都处于这个位置。第一阶段是老师辈办刊，作者也主要是老师辈，记得我最早在《读书》上发的一篇文章是谈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的，能发一篇就很高兴了。到第二阶段发表的文章就多了起来；但那时《读书》很重视文人趣味和笔墨趣味，而我这个人恰恰最没有文人趣味，文笔又特别粗，因此，为《读书》写文章心里总有些虚。到汪晖、黄平时期，开始时，大概是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的文章还比较多，我也因此卷入到所谓“《读书》评奖”事件，成为一些人攻击的对象。不过，我至今仍然非常珍惜我得到的那个《读书》最佳文章奖，因为那是《读书》的读者评给我的，而那时我正处在全国范围的大批判、大围剿中，我对《读书》和它的读者一直是心怀感激的：那是危难中见真情。但在此以后，我的文章就逐渐少了，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知识结构不太适应《读书》新的办刊方针。我对自己的边缘化，是坦然的。因为这正是我的自觉追求，早在1994年我就写文章，说自己的选择是“站在边缘位置，说自己想说的话，用自己的方式对时代的中心话题发言”。

其实我和许多刊物的关系都是若即若离，以至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都是一个“团结对象”。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论争中，我对所谓“自由主义”、“新左派”（我也认为这样的命名不准确，这里是姑且借用）双方的观点，都有所赞同，又有所批评，质疑，或者说在同情、理解，承认其价值的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光。因此，两面都团结、争取我，又批评、批判我，团结我时说我“有见解”，批判我时就说我“糊涂”。其实我一点也不糊涂，所谓忽左忽右，坚持的都是自己的观点，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有时我也觉得尴尬，就从鲁迅那里去寻找说法，鲁迅说他是“蝙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无法归类，“毫无立场”就是他的立场。我也愿意做当代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蝙蝠”，坚持以“我”为主，单枪匹马，独来独往，说自己以为之“是”，批评自己以为之“不是”，“什么都是”，就可以和各派都有合作，“什么都不是”，也就和各派都保持距离，坚守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同时也承认自己的立场、观点的局限性，希望听到各种批评，在和各种立场、观点的张力中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大概也是我今天发言的基本立场。

这些话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今天的讨论论话题上。我要说的是，我在《读书》边缘化了，为什么还支持，甚至欣赏《读书》新的办刊方针？

这是和我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以及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由此引发的矛盾、苦恼、痛苦的体认直接相关的。在我看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和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社会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环境污染，造成生态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由此形成了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问题，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其尖锐性、复杂性、丰富性，都是空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本来这是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时机；但恰恰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出现了消费主义、实利主义，和体制化、专业化、学院化的两大倾向，导致了思想的淡出，批判性的削弱，问题意识的淡薄，思想、文化、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脱离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甚至失去了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的愿望和能力。这正是我深感忧虑的。而且这忧虑同时就转化为我自己的学术危机和生存危机。我在1997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和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的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权力的网络，成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附庸”。于是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晚年的鲁迅那样，冲出宁静的学院院墙，面对和回应真实的中国问题（参看《寻求精神支援》，文收《走进当代的鲁迅》）。但对于我，有了这样的愿望是不够的，还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我很清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除了走出校门，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作出行动的回应外，他的主要职责，是要做学理的回应。这就必须进行知识的更新。这正是我的困惑之所在：所遇到的问题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而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我再做大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而《读书》的可贵之处，就是它直面中国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及时地进行了知识的更新，把大批的社会科学的学者吸引进来，把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公共问题结合起来，及时地，有时是超前地提出重大的问题，展开学理的讨论，从而形成某种公共舆论，造成社会影响，这就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民间参与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其作者队伍的变化是必然的。我这样的知识相对陈旧的作者的相对边缘化，一些有着良好的社会科学学科训练的中青年学者，一些音乐、戏剧、美术、建筑、考古-----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成为《读书》的主要作者，这都是杂志自身的知识结构的调整所必须的。对于我，则是一个很好的开拓视野的学习机会，因此，我总是津津有味地阅读《读书》上就我所关心，而又不甚了解的社会问题，作出学理的回应的文章，从中受到启发，并因此而寻找自己的回应方式。我的办法依然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不过这已是题外话，这里就不说了。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新问题，新挑战，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趋势的发展，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八十年代，我们也提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命题，但我们关注的中心依然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记得我的老朋友，日本学者尾崎文昭先生曾当面对我们对世界问题的漠然表示惊奇。但到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能这样闭门思考了，而必须面对全世界，我们的问题是全球问题的一部分，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中国问题。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两个挑战性的问题：如何“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如何确立我们的独立立场？应该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对此是缺乏思想与知识的准备的，像我这样的五十年代培养的学者，由于语言的障碍，几乎无法作出回应不说，由于八十年代盛行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许多人对西方以外的世界不仅隔膜，而且是漠视的，同时又膜拜于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缺乏独立的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读书》又及时地进行了知识更新，一方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学术的新发展继续保持高度敏感，及时介绍，同时又自觉地吸引东方世界——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埃及的学者，以及台湾、香港、大陆研究亚洲、东方问题的学者，在杂志上展开了诸如“亚洲的病理”、“全球化与经济正义”、“全球化与国际政治”、“全球民主的前景”、“民族、国家与殖民主义”等学术问题的讨论，并对国际重大事件，如科索沃战争，“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

及时作出学理的回应，发出了中国学者的独立的声音。这都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示。这就形成了我的《读书》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份能够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与全球的问题及时作出学理的回应，因而有着开阔的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的刊物，尽管它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但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刊物中确实是独树一帜的。它和《随笔》、《南风窗》、《天涯》、《书屋》、《书城》等一起，都是我经常翻阅的刊物：尽管它们的倾向与办刊方针并不一致，但我都从中可以听到或一程度的民间舆论的声音。

这就谈到了这次《读书》主编被撤换的事件。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正常的人事调动，但它的一些作法却很不正常，而且它的性质是构成了一个事件的：在我看来，这是将舆论空间体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编。《读书》本来是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矛盾的：一方面，它是一份三联出版集团里的体制内的刊物，但它的主编却是三联出版集团外的，尽管两位主编也是有单位的，但他们是业余编刊，是一种民间参与，他们又是决定《读书》的办刊方针的，这样，《读书》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体制内的民间刊物”，因此形成了某种不利于控制的相对自由的空间。这次撤换主编就是要排除它的民间性，挤压思想的自由空间，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收编。而且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大学教育这些年体制化、官僚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已经完全置于新老教育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且资本的力量越来越成为大学教育的支配性力量，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科举制度，在其诱迫下，许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商业化与官僚化，在当下中国的教育体制内几乎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抵御的事实和趋势。于是，一些人寄希望于民间的舆论空间和社会空间；而去年的“冰点事件”和今年的“禁书事件”、“《读书》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则发出这样的信号：当局正在“加强管理”的旗号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挤压、收编民间舆论空间和社会空间。这就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十分有限的言说空间、活动空间越来越萎缩，我们已经很难发出自己的独立、自由的声音了。

我要说，这是一切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追求思想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什么派，现在都面临着体制的扩张和官僚化，这是对我们的自由空间的挑战，我们要共同来面对。我要把“冰点事件”和“《读书》事件”联系起来考察，就是这个原因。从表面上看，这两个事件是不一样的：《冰点》是因文章而获罪，对它的压制是一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而对《读书》，是用更为合法的“管理”的名义，但其对舆论空间的打压、控制、收编的实质却是一致的，而且我要说，“合法的管理”将越来越成为体制对舆论空间的控制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新政治”，我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能因控制形式的变化而模糊或否认其控制的实质。还有人可能会认为，《冰点》事件针对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读书》事件则是对“新左派”的打压；即使这种说法有点事实依据，在我看来，这正是说明，当权者、官僚体制并不关心你是左还是右，只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且在群众中有影响，它就不能容忍，就必要“管理”，打压与收编。因此，无论把《冰点》事件，还是把《读书》事件仅仅看作是对知识分子中的某一派的打击，而不看作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打压，甚至因此而陷入两派之争，那我们就上了大当。如果《冰点》事件中，有的人因为自己的“新左派”立场而表示了沉默，现在的《读书》事件中，又有的人因为自己的自由派立场而表示了沉默，那么，在明天、后天，还有什么事件发生（在我看来，这是必然不断发生的），会不会因自己的派别立场，而又沉默了呢？这样的一再沉默，我们就真的要被“分而治之”了。这绝不是我的危言耸听，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我并不想在知识分子论争中和稀泥，我也认为这样的论争是必然发生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必须限于学理论争的范围，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权力的力量来打压对方；我更不赞成的是，把对方看作势不两立的主要危险，主要敌人，我们不能只是扭作一团，而把主要的该批判的体制轻轻放过了。分歧既然存在，争论当然会继续下去；但争论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思想、言论的自由，而且是完整的，不加分割的自由：争论对手不自由，自己也是不自由的。因此才有“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要用生命来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样的原则。面对体制有计划地频繁出击和打压，我们必须超越分歧，共同抵制体制的扩张与官僚化，捍卫我们自由思想，独立言说的权利。尽管我们无力阻挡，但至少要发出抗争的声音。——这是我今天主要想说的话。我知道，我的这番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在当下对立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也很难实现，有人可能又要批评我“糊涂”和“天真”，但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必须说出来。

最后说一点：每当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我们总会产生某种无力感。希望何在呢？于是，我总要说起我的三点“乐观主义”：一是中国人口多。这意味着：尽管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体制收编，仍然坚持思想自由和独立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我相信，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中都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会有孤独感，他们所占比例确实非常小，但绝对量却并不少。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相互支援，形成某种力量。二是中国地方大，即当年毛泽东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尽管步步紧逼，却总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这些人总会找到地方发表文章，独立、自由的声音是压不住的。三是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包括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这样的传统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会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继承者，即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想到这三点，我又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2007年7 月22日讲，25日—26日整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