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说法，民国之前几千年，中国是“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

但钱穆不以为然，觉得秦之后，中国已不存在可以称为“封建”的现象，而大一统政治的运作方式，开始形成一整套制度，远较西方为早。

先说相权对皇权的制约。

钱穆认为，以汉代为例，实际的事权在相府而非皇室：当时皇帝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而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是皇帝的秘书处。若说到宰相的秘书处呢？共有十三个部门，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一个曹等于现在一个司。我们且列举此十三曹的名称，便可看出当时宰相秘书处组织之庞大，与其职权之广泛。一西曹，主府史署用。二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并包军吏在内。二千石是当时最大的官，以年俸有两千石谷得名。可见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经宰相的秘书处。三户曹，主祭祀农桑。四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略如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五词曹，主词讼，此属法律民事部分。六法曹，掌邮驿科程，这像现在的交通部，科程是指一切交通方面之时限及量限等。七尉曹，主卒曹转运，是管运输的，略如清代之有漕运总督。八贼曹，管盗贼。九决曹，主罪法。此两曹所管属于法律之刑事方面。十兵曹，管兵役。十一金曹，管货币盐铁。十二仓曹，管仓谷。十三黄阁，主簿录众事，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这十三个机关，合成一个宰相直辖的办公厅。我们只根据这十三曹名称，便可想见当时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

另外从经济角度来看两者的关系。那时中央政府有九卿，其中两个是大司农和少府。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所以说当时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由大司农管。工商业的税收，譬如海边的盐，山里的矿，原来收入很少，由少府管。而这九卿，全都隶属于宰相。换句话说，便是当时政府的首长，宰相，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

到了唐代，把相权划分成几个机关，当时称为三省：一中书省，二门下省，三尚书省。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此种最高命令，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在唐代叫做“敕”。由诸中书舍人各自拟撰，是谓“五花判事”。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此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然后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经画敕后，即成为皇帝的命令，然后行达门下省。待门下省主管长官侍中及副长官侍郎接获此项诏书后，即加予复核，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称为“涂归”。意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诏敕自中书定旨门下复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

为了避免皇帝“画敕”后仍然无效的遭际，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凡属皇帝命令，在敕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

但中国传统政治，仍有一大漏洞，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但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钱穆因而说，据此一例，便知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制观念。

上述三条，都说明至少在汉唐的某一个时段，皇权虽然名义上至高无上，实际操作中却仍受到种种制约，这种制约甚至比今天更甚。现在我们没有皇室，但有领导一切的党，党务活动所须经费除党员交纳的党费外，是否还由国库里支取，又有什么规则与限制，一般民众就不甚了然。

钱穆说得符合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我没有判断能力。

他是个大学问家，所言总有所根据。那么自小接受的教育，那种简单的结论，是需要重新梳理和厘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