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然想起清王朝的事，因为与沈阳有关。

那年到沈阳公干，闲睱时想到要做的事只有会会朋友，聊聊天。朋友是见到了，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番静室闲座，促膝长谈，而是相伴疾走沈阳，仿佛是为了赶考而恶补有关沈阳的知识。我们到了五里河体育场，米卢时代的国家队曾在这里掀起过中国足球世界的狂潮；我们到了桃仙机场，当年国共大战时蒋介石几次在这里降落督导他的部下；我们到了“9.18”纪念馆，我们到了张学良的少帅府，等等等等。短短几天，目不睱接，囫囵吞枣，我就这样匆匆地翻阅着沈阳。

在离开沈阳之后，在许多有关沈阳的人和事渐渐在记忆中消退之后，那些清王朝的事儿却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因为沈阳是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加深了我对清王朝的认识。

对于清王朝，我过去从来不看好，因为它的末世给华夏大地带来屈辱还清晰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历朝历代类似的丧权辱国事例也很多，但从时间上说，也许清王朝离得我们太近了，那众多遗址遗迹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总在不断地提醒着那过去的事。观念的转变来自改革开放，当我换了一种思维再看清王朝时，有了不同的感慨。在旧时的笔记本里我就找到过这么一段记载，“……慈禧统治中国48年，三次垂帘，并非无能之辈。清朝后期丧权辱国，她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这强加在她一人头上。历史上名人可能起推进或延缓某种事件的作用，她最大的能量也只不过是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从所谓康乾盛世，整个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质变已成，量变还在继续，所以到道光鸦片难禁，中国已不堪一击；到咸丰，英法列强肆虐横行海防要塞；没有慈禧，清王朝也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这些主要是由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比较而发的感慨。

虽然沈阳让我想起了清王朝，但这里并没有给人以旧皇城的感觉。事实上，沈阳在此之前并没有很深的经济文化累积，当年努尔哈赤力排众议，从战略眼光考虑，决定建都沈阳，从此奠定了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如今作为清王朝的发迹之地，这里只保存着当年建筑的“一宫两陵”，即故宫和福陵、昭陵。福陵，沈阳人习惯把之称为东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其皇后叶赫那拉氏的陵墓。但是学界之所以把这个建在沈阳市东北11公里处的清陵称为福陵，主要是为便于和河北尊化有名的清朝陵墓东陵相区别。从资料上看，福陵占地540万平方米，建于1629年，竣工于1651年。昭陵建在沈阳的北部，俗称北陵，是皇太极及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始建于1643年，后经一百多年的建设，成为盛京最大的皇陵。

我在沈阳只去了其中的二处，就是沈阳故宫和福陵。沈阳故宫又称盛京，据说是除北京故宫外中国仅存的一座古代宫殿建筑群。沈阳故宫始建于1625年，是清王朝统一全国前的政治行政中心。入关后，这里成了清朝历代皇帝巡幸和祭祀祖陵时使用的行宫。清朝就是从这里出发，尔后统一全中国的。不过虽说清王朝始于沈阳，其实在这里生活过的只有三个皇帝，若说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两个都不到，努尔哈赤只是一个马上天子，还没坐稳龙位；顺治则最后定都北京，全程在这里执政的只有皇太极。到北京后，不算顺治，清王朝就有九个皇帝当政，应该说清王朝的大头是在北京，所谓盛世，所谓衰亡的种种故事也是来自北京。我感到虽说王宫气势宏大，但和北京故宫比还是差了一个档次。所以沈阳的皇城味道自然无法和北京相比，即使和其他皇城相比，沈阳也缺少一定的历史积淀。在故宫里，我对皇太极的办公处很感兴趣，几个既像蒙古包又像亭子的建筑，中间领头的一个是皇太极办公的地方，面对的两排分列在边上自然是大臣们的公务场所。我想要是碰上刮风下雪天走来走去真是不方便，不知当时人为什么这么考虑。

我去的另一处就是福陵。虽是满人陵墓，但福陵的设计和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贯特色，面傍浑河，背依天柱山，水绕山环，景色清幽，反映了中国文化一直强调的“天人合一”的理念。由此可以想像一个崛起的民族往往不是单色的，他正在或者已经汲取许多先进文化的营养，如此才可能孕育着突破。福陵从正红门到碑楼，要走108磴石阶，迎面是方城，方城后面是月牙形的宝城，城的正中有个突出的宝顶。此处有一浮雕画令游人遐想，画中12朵花，其中4朵是未开放的，讲解者把这说成是一个预兆，当努尔哈赤去世时，苍天已经透露清王朝有8个成年皇帝和4个未成年小皇帝的天机了。世有巧合，或是今人妄言，不得而知。

我没有购买有关资料和纪念品，因为我只是到此一游而已，没有其它主观目的。但是有关清王朝的一切却时不时地在脑海中凸现出来……。

二

从沈阳到北京，清王朝由发迹走向衰亡，看起来是一段挺连贯的历史过程，可是不知怎么在我的感觉中清王朝却有两个，一个是以康乾盛世为代表的，一个是咸丰到同光年间的。我知道，尽管历史上有东汉西汉，北宋南宋，但是清王朝只有一个。而且前者是截然分开的，而后者是连续的。但我就是有这个感觉，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受到现今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因为前些年以慈禧为中心的影视片充斥了银屏，后几年的清宫戏中则是从顺治到乾隆年间的事，一个是危机连连，一个则是如何走向强盛，两者相比较，就会发现清王朝仿佛不是连贯的，连续的，而是由两个王朝组成似的。

我在读报时看到周振鹤曾就樊树志教授的《晚明史》谈到：这本书的导论“使读者明白万历以后的明代与此前的明代判若两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现过一次，如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一切重要制度无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唐代也可以看成两个唐代，但这些变革并未产生重新选择的可能，只不过是历史钟摆摆向外重内轻的极端，自然会回到内重外轻的另一端的。晚明则不同，整个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不仅是重大的变革而已。”（见《文汇读书周报》第999期）

那么两个清王朝的感觉是否也属于那种“钟摆现象”。无疑，任何一个王朝都有上升期和没落期，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但我以为，无论是上升或者没落，这个王朝的风格都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一般整个朝代的变化只是个渐变的过程。可是清朝不一样，而且像清朝这种前后很鲜明的对照似乎在其它朝代中也不多。比如东汉西汉南宋北宋吧，虽是有明显的分段，但总体一样。比如无论南宋北宋整个王朝一直是积贫积弱，处于外敌的虎视眈眈之下，很难感到他们特别强大的时候。同是外族的元朝，虽然也是一下强盛，又一下灭亡，但是元朝的崩溃是那样迅速，仿佛还在不断地扩张扩张，突然间弦断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瞬间四分五裂，几方面因素一综合爆发元朝也玩完了，好像元统治者从来没有做好统治准备似的。

清王朝是在内忧外患中不断强盛，又是在内忧外患中逐渐衰亡；它统治中国的年限达到300多年，这是除汉、唐、明外的第四个长命王朝。清王朝一共12个皇帝，开始时的那6位皇帝一直在爬坡，好像刚刚要接近顶峰，而后来的那6位皇帝已经是连滚带爬地走下坡路了。就好像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两边，很对称。虽然从时间上说，前6位皇帝花了三分之二时间建成了大清王朝，后面6位皇帝在剩下的时间里很快消耗了老本，就像直角三角形的两条边，但总的来说清朝就是像截然不同的两个朝代，从顶点分成了两半，中间没有平稳的过渡时间。（这点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是谈我自己的感觉，不是进行历史上的考证）。

三

在对前后清朝的比较中，我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前后清朝的大环境很相似，前后朝的人物类型也很对称，把几组人马在相似的环境中不同表演进行比较很可以证明我的感觉。先就人物而言。整个清朝共有5个小皇帝，除去最末的宣统，在清王朝的前期和后期都有两位小皇帝，可是他们坐上皇帝位置的方式大不相同。比如顺治皇帝，之所以能9岁登基，就如他名字福临，完全是立储斗争中的幸运儿。因为他上有哥哥，及掌有实权，也有竞争条件的叔叔，最后得益的却是他，可能当时很多人事先都未必料想得到。顺治和康熙的登基情形和清朝前期其他皇帝登基是一样的。从历史上看，清王朝的立储问题是个老大难，前有皇太极，后有雍正，整个清朝前半期在皇位的抢夺上一直伴随着阴谋和血腥争斗。而后半期清朝皇帝的选立似乎都非常顺利，道光、咸丰如是，那两个小皇帝同治、光绪，加上后来的溥仪登基也没有原先那么复杂激烈。如果说同治还是嫡传，而光绪和宣统竟凭慈禧一人的旨意到王族中去指定，这种做法简直不像清朝的所作所为。

说到太后，在清朝的前后期，都存在着一个能干的太后当政。孝庄太后辅政时，清朝还未统一全国，孝庄作为太后，不擅权不专权，对外倚重多尔衮，对内调和满汉矛盾，即便在立康熙时，她在朝中的威望已经很高，但还是通过汤若望去说动顺治立了康熙，自己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应该说，她的最大目标就是让小皇帝坐稳龙位，并达到统一中原的目的，为此她可以做最大的牺牲。一旦小皇帝亲政，孝庄就完全放手，随他们的意愿行事，如顺治对立下大功的皇叔多尔衮掘墓鞭尸过分做法，也有她的默许成分在里面。（这确实很奇怪，考虑到她和多尔衮的关系真有悖于常人情感，从中也可看出孝庄绝对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她把康熙调教成一代明君，对康熙的削藩平台，更是大力支持。慈禧名下也有两个小皇帝，一个是她的儿子同治，也是亲政不长变去世，再来一个小皇帝光绪，慈禧对两个小皇帝也是恩爱有加，可是她不同孝庄，动不动就垂帘听政，什么都她说了算，就是小皇帝亲政了，还是动辄干涉，是不放心呢？还是确实自己想当皇帝？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前后朝中太后身边都有一个皇叔，顺治时代的多尔衮尽管擅权，但对王朝却是忠心耿耿，一举统一中原。恰如乾隆所说，有这么大的军权，却至死未篡位。而同治光绪时代的奕䜣对王朝也是忠心耿耿，可他一点也不擅权，事事顺着慈禧的意思，维护的是一人的权力。至于两太后前后都碰到过强悍的辅臣，前有多尔衮，鳌拜，后有肃顺，康有为等人，而且都受到他们的打压。只是历史对这些强臣的评价不同，前面都是坏人，后面变成良臣。我想这也成了规律，王朝在走向强盛时，皇帝的作用大于权贵，所以都是皇帝好而权臣坏，而趋于灭亡时那是皇帝不好忠臣被冤。这似乎也一直是讲历史故事的套路。

就环境进行比较也是相当有意思的，前后朝有着极为相似的环境，却演变出不同的结果。如同在两端的皇帝，碰到的国内外大环境也相似，都有战争相随，而且是中外战争都有；皇太极时和明朝的战斗，顺治时和晚明及民间势力的战争，康熙时削三藩，打台湾，尽管是所谓上升时期，其时战争也打的非常惨烈，清朝并不占多大优势。比如和宋元之战比较，元对宋是绝对的实力，想怎么打，想几时打，掌有战争主动权。而清则不同，如努尔哈赤用枪矛和明军大炮作战，最后死于明军红夷大炮下；皇太极通过萨尔浒、沈辽和松锦战役也仅仅取得关外的优势；虽然在关外取得了主动，但明之实力非宋可比，顺治时如果没有李自成的作用，绝不可能如此顺利进关，定都北京。因李、张之战不仅牵制了明的军力也消耗了明之国力，最后李进京逼死崇桢，明最有实力的吴三桂大军投降了清。尽管如此，清还是花了整整20年时间才把反清复明的武装镇压了下去。康熙有实力了，但平三藩８年，打台湾３年。

回头看看后面的几个皇帝，道光时的鸦片战争，咸丰、同治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光绪时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打了多少年，最后都失利了。现在人们分析原因时倾向于闭关锁国，落后就要挨打，其实这个原因也对也不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的实力未必就比清军高出多少，想当年，在努尔哈赤兵败之后，皇太极就着手研究仿制红夷大炮，反过来就制约了明军。顺治时这些武器成了胜利的关键，一路攻城拔寨，直至一统中原。而郑成功也是用这些武器打败了台湾荷兰殖民者。明末清初，国人对武器的仿制能力很强，短短几年间即可以师敌之技制敌之道，改革开放时期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再次得到印证。可是到了道光咸丰两代皇帝竟会一败再败，和洋人的战争从来没有取胜，说是洋人船坚炮利，国人的仿制水平怎么就没看到发挥？痛定思痛后才喊出“师夷之技”的口号，可是在甲午之战中大清的舰船比日本的还要强时，却还是遭遇厄运，武器的因素一点也没有体现出来，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这个清朝不是前面这个清朝。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因素还有许多，所谓落后也非技术层面的落后，比如还有一个兵力的安排问题，当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造成有宋一代长期积弱，而清朝乾隆嘉庆时期长年无大的战争，造成兵器研究落后，到了后朝，特别是海防用兵主要靠的是汉族武装，而又是控制使用，其结果必然造成有兵无用的局面。

说到汉兵的使用必然牵涉到满汉民族关系。我联想到前后朝又一个可对比的现象，比如整个清王朝的政制虽无大的变化，祖宗家法后世相随，可是满汉磨合问题一直困绕整个王朝始终，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前后朝皇帝对磨合满汉的做法和结果也不像一个朝代。前朝的做法是以打杀为主，如那些著名的大屠城，如最后对三藩，对台湾等汉人武装的镇压。在对汉人的使用上也是偶一为之，最后搞文字狱，不仅把汉人最有实力的武装消灭，而且妄图从思想上统治国人。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到了后朝，在我们熟悉的那些战争中出现的名将此时都逐步为汉人所替代，从林则徐起，一直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八旗的名声也渐为湘军、淮军直至北洋的构成所替代，类似于当年藩镇的汉族私人武装，陆续取代了国家的八旗，成为王朝战争的主力。虽然王室周围决定朝政的基本是满人，湘军等在事成后被迫裁军，北洋权人袁世凯也曾被削军权下野，就是这些汉人后来成了清朝的掘墓人。

四

或可这样认为，正是前朝种下的苦果不得不让后朝去吞咽。在思考两个清王朝的时候，有一个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从晚清和晚明比较中可以发现，从全球经济形势分析，晚清的国力远比晚明要差，而且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越差越远，这里有诸多因素，其中不少就是在前清造成的，尽管那时在爬坡阶段，尽管所谓康乾盛世也曾繁荣一阵，但是民族关系始终没处理好，没有占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积极性，带来的问题就是经济难以有大的发展，军力无法增强。而且清朝少数人还时刻想着对汉人的控制，从经济到武装都严加管束，这样的王朝能在世界上站住脚么？更可怕的是清朝的思想专制，创下历朝历代之最。如果说文字狱是打压，那么修《四库全书》就是瞒骗；从唐宋类书到《永乐大典》，中华文明传承有序，到了清朝思想的专制，不仅扼杀了多元的创造性，也使中华文明坠入了低谷。

记得曾读到这么个说法，也就是在清朝最繁华的乾嘉年间，日人所著《清俗纪事》脱下了清朝华丽的外装，从此这个东洋小国决定引进西洋文明，再不把中国当成天国来仿效。其实当时日本也是个弱国，为了免受强势的外来侵略他们不得不做这样的选择。由此想到所谓外来文明和文化和本民族的文明文化优劣其实很难比较，而是由一时的实力强弱来决定。所以接受外来文明和外来文化往往是被动的痛苦的过程，无论是前清入侵中原，还是晚清英法侵华，在他们武力控制的同时势必伴随着输入他们的文明和文化，以便思想控制。就像清朝除了强制剃头留辫还要删削汉民族文化一样，那些殖民者在印度在南美在非洲所作所为也是如此，即使是鲁滨逊在一人的小岛上，对星期五还要施行文化洗脑。理性的宽容的吸收外来文明和文化只能在你无远虑近忧时。

告别沈阳，脑海中始终盘桓着两个清王朝的影子。当年福临匆匆定都北京，曾遭亲王们的反对，可是多尔衮一意孤行，他对自己胞兄阿济格说：“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从此，除了逊帝溥仪，有清一代再也没有退回过沈阳。我想他们也无法再退回了，因为尽管国号未变，姓氏还是一样，但已经是两个王朝了，前一个清王朝的根基在沈阳，虽然后来他们也图谋在北京发展了，但所有的实力都是在沈阳萌发，和沈阳息息相关；而后一个王朝则是在北京孕育出来，虽然和前朝有很多相类的地方，细细分析却是前朝相反的影子，他们若回到沈阳，能干什么，又能干成什么？

回望沈阳，我看到一个民族的兴起的各种成因；联想北京，我才感到所谓兴起中相对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只不过是我们是站在何处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