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节，外患内忧加剧，国势险恶，几陷万劫不复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辈出的时代。王韬文笔的简古畅达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广、孙中山先生的深谋远虑和愈挫愈奋、郭嵩焘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郑观应与容闳、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同时，其思想巨著今日读来犹心如卷澜，汗涔涔下。郑公广东香山人，生于1842，卒于1922。少年时期即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后长期于洋行任职。与洋务大员交谊日深，先后任织布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后又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其间思索结晶也日益宏富。郑先生在早期开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学外语，识外人。他的商业试题做得很大。而他的头脑则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国症结。其后又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招，潜往西贡、金边侦察法人军情，为国效力。其为人或经商均方正而有转圜余地，责己严而待人宽。终因人事挫败受诬于人，乃退往澳门，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时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于政体则倡“立议院、达民情”，于洋务派之心结则指出其“舍本图末”，经济方面则主张民办企业，与列强之商战抗衡，文化建设则办学藏书；军事上“人”、“器”并重。观其《条陈中日战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谓军事情报之天才及商战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侪之处在于，强调立宪为首要的议会政治；以此为背景，传媒、商业、文化……方有真正依托，故张之洞读毕《盛世危言》由衷叹曰：“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他可以说是民主政体的血亲，心地的纯挚、头脑的深邃、眼光的明锐，运笔的条畅，结体的厚重，合一炉而冶之。

书中纵论学校、考试、藏书、公举、邮政、农功、铁路、保险、边防、练兵……卓见迭出，系统有致，洵为同盟会大举、党人报刊大量出现之前，最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在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扶助自由负责的媒体、创建独立的司法体制和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等方面作出令今人惊讶不已的卓越论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郑先生的高明在于，强调政体的优先、政体的决定性、根本性，乃是社会正常和谐发展的根本。他的价值观念扎实超越了器物的现代化，而进入制度层次的近代化，或曰思想行为层次的近代化。它指出这样的路径：倘若根本性的要件弃置不顾，则它方面无论有多少的法律、条规、经略、谋划……都是治标不治本，进展缓慢，或不进反退，甚至走向文明进步的反面。而一切形式的专制者对此总是深惧而阳奉阴违的。

对民主政体深入骨髓的认识，乃因其杜绝舞弊之科学、之严格、之有效。他论述议员、选举之关系，“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自有公论。”定位之精确无以复加，如此实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当时，国人也有疑问，以为中国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议员一样的质地作用吗？郑观应直截指出其本质的不同。盖中国之传统专制下，谏官必顾私恩，讲门第，同时于民情也相当隔膜，其间还有智愚贤不肖的区分；沽名钓誉者还有那个制度保其行径，致生很多麻烦。议员则不一样，他们的来源，普遍选自民间社会，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关键之处是他们的进退出入升降沉浮也决定于民众。

他对欧陆行政嬗变、体制、构架，了然于心，和中国的行政体系作切近、踏实的比勘校验。如谓吏治，倘有任何渎职现象，议院、总统就会理董之，官吏则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对积弊之痛愤：“中国自秦汉以来，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且明也，及其既也，适也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 欲扫却这样的不堪之状况，他明言非开设议院不可。循名责实，至大至公，“何惧乎英、俄，何忧乎船炮？”制度路径乃是解决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根由。

议院之形成，运作，规则、人员，议院立法之方式、形式，皆以英、德为例。其作用，“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忿，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

言论自由，权利保障，经济腾飞，国际地位，事无巨细，都要靠三权分立的政体来保障。专制、专权，黑箱操作，一人说了算……这样的政体，社会个体都会为了生存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恶果是加剧不安全感，坠入恶性循环的险恶之道。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尝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郑公发议，盖基于此。

专制之下，遇到明主、贤臣，老百姓 或可喘口气。而多数时候则血泪相和流，“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雨如磐，鸡鸣不已。

开发选举，整合这样、地方功能，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实际上是一种良性利益诱导方式。除国会立法外，日常制度形成往往由诱导因素变迁而成，对利益主体的各方面，均达成良性循环。

当郑观应方痛切思索之际，在他稍前或同时，也有类似的嘤鸣之声。林则徐亦译亦撰的《四洲志》，介绍三十多国家的人文、地理、历史，细部旁及行政、司法、资源、风俗、技艺……种种，其中介绍美国十分详尽。于政事一端，他介绍说，“以洼申顿为首区，因无国王，遂设勃列西领一人，综理全国兵刑、赋税、官吏黜陟。然军国重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与西业会议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勃列西领四年一任，期满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举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又详叙其大学、法政的教育，“迩来又增学习智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才辈出，往往奇异”。关于赋税，因其一开始为小政府大社会，所以，“当开国之初，轻税薄敛，原可足用”。遇到战争，因“兵少饷厚，故训练精强”，征收钱粮税饷都是良性循环。于美国民主制度隐约透露欣羡之情。

因其书最早打开眼界，故尚有幼稚或令人哑然失笑之叙述，但当政经关键，却往往一语道着，就其深度、专注、身份、重要性而言，林则徐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广东名儒梁章冉的《海国四说》，“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人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国家法政的总决定权在人民，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又使总统届期必退，即无论何等样的恋栈者俱不可行。对最高统治者本人来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恩……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谈政体的文字在这书中不太多，然一旦涉及，其认识往往深入骨髓，精到的眼光与把握令后世相当多的长文专论所望尘莫及。

其后魏源编撰巨著《海国图志》。“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公乎！”已相当明确的肯定制度的约束力量，以及那种“最不坏”的巧妙设计，对议会架构的介绍与美誉对维新运动大有启发。《后叙》说美国宪法“可垂弈世而无弊”。

同时期的郭嵩焘，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而胸怀却远远超越洋务意识的奇人。曾襄助曾国藩出办团练，建湘军。中年时期至上海，接触西人西学。晚年力陈西方立国之本在政教，若仅于技术方面师其长技，乃舍本逐末。出使英国，为中国遣使驻欧之始。两年多使外期间，有60万言记述，得出“西洋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结论（《使西纪程》）。保守派据为把柄，予以攻击。汪荣祖先生《走向世界的挫折》145页写道，“郭氏以礼为治事之必须。儒家的礼就是儒家的制度。……他认为礼须不违于时，则以礼为本的政教，岂能不应时而变革？”郭氏言“时者，一代之典章，互有因革，不相袭也。”

他们都是在那人心窳败、凋敝的社会风气中，真正的有心人。因其天才的洞见和深刻的睿智，成为二十世纪的思想巨人，而以郑观应所述最为系统条畅。其思想的生成、结撰，不特超越前人，傲视同侪，且也以其绝不缩水的思想重量，照出后人的庸常和反常。

曹聚仁先生《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页158）曾很确凿地断言：

儒家谈政治，不主张理财，这便是行不通的。一则藏富于民，就会害民，因为让人民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就会造成欧美资本主义的畸形经济，弄得政府没有钱，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去了。二则政府一切设施，一切建设事业，都非钱不行，不善理财的话，任何政治理想都不能实行，现代政治家都知道政治越进步，赋税便越重，薄赋税的话，只是迎合社会群众的心理，发些不负责的空话。

这是他赞誉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为王氏辩护的一番话。他推崇王安石的整理兵制、重要企业由国家经营，由政府统制一切企业经济机构……所以曹先生崇法家而厌恶儒家。

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艺自由化，等等，乃是政治现代化的圭臬。曹公智不解此，至发荒诞之言，竟至走向推崇残民以逞的行政政策而不自知，反而沾沾自喜。

社会平衡，人心顺遂，起点平等，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人本的价值，其结果就是藏富于民。曹公竟说这就会害民。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而在不知不觉间，他对民间的漠视，对民瘼的轻蔑，以及他那货与帝王家的帮闲念头就露了马脚。

什么建设呀设施呀，都非钱不行，更是不着边际。盖在他心头，钱就是纸币，而不是经济基础和实力，钱从哪里来，从根本上说，不是印钞厂开动机器，而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理财也不是他心目中那种概念，赋税越重钱就来了吗？就算是，也是杀鸡取卵一时而已，对社会的抽筋拔皮，更是政治的自掘坟墓。再者，欧美社会，对暴利行业才是课以重税，重、薄各有针对，哪里象曹公所说是什么畸形经济？

王安石那一套政治、经济运作模式，在经济学上，相当于类凯恩斯疗法，实施那一政策的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事实证明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之间并未取得平衡，反而左支右绌、导致全面棘手的问题和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曹先生盲目大赞王安石，他不知道，要达成其理想，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那时的专制体系中根本就不存在。于是，国家办社会，专制者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指令经济带来僵化后果，。

藏富于民和国家建设完全是不矛盾的一物的两面。倘若民间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利和财富，则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将高频出现。正常的民意表达手段与管道极度缺乏，加上集体行动受压制，问题反而被忽略，终至爆发。如果不是藏富于民，政府要大大地有钱，则他们必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无论朝野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

所以曹先生那一套非驴非马的政经“思想”，经他一番认真冥顽的表达，读来真有啼笑皆非的感觉。由一种大一统的心态所支配，他在作判断时倾向于反应过敏、冲动和轻率。较之早他百年的郑观应，曹公的见识，就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郑先生的书中，民主相当于“第五个现代化”，乃是最重要的现代化，这一点是确凿不疑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不会为强权谎言所欺瞒制约。

在曹先生潜意识中，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态。也许他的出发点也愿出良好，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他的发议为二十世纪六零年代，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诧异。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他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随后他到了美国，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对社会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然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参见美国费侠莉《丁文江》新星版181页）。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优越。他对苏俄的访问，也没有象罗曼罗兰那样表现拷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的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他说“民主，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现代行政组织方法、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等等信条，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但他显然以往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体制的决定作用，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而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普选、分权、司法独立、个人权利对社会生活、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

至于再往后几十年的顾准先生，他反复地强调，两党制不如一党制，民主也只是粉饰门面，换汤不换药，他梦想一种虚幻超验的“科学精神”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制度（参见《顾准文集》343-346），那样的见识，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了。

以上诸位，他们有好心眼，却无鉴赏力。或不知深浅，或不识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领。他们缺乏的则是郑先生那样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比他们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郑观应，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民主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煞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腐败、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积弊发展到极端，终于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底层民众承其巨大代价转徙沟壑……所以郑观应先生对此“弊之太甚”的状态，极为痛心，怎么办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议院上》）。事实上美国国会之两院，一为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一为防止集体情绪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而两院之间互有羁控，譬如参院有权对众院之法案之修订或驳回，其分权与制衡相当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远的考虑，和后世的美利坚总统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辙——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盛世危言》近年有中州古籍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的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