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受到种种限制，史学教育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时候，人们对于古代史兴趣盎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万历十五年》、《天朝的崩溃》、《潜规则》、《帝国政界往事》再到《品三国》，历史热一直在缓缓升温。

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由是观之，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历史热不过是一种常态。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给中国、给世界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写作者们以无数的言说主题，即使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小说，也无法与中国历史的丰富性相比。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们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将潜藏在典籍和考古资料中的史事激活，使之获得新的生命。

由于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的崛起，对当下的历史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鲜明的例子是，在《百家讲坛》讲历史的阎崇年、易中天、孟宪实等，就推动了人们了解历史的兴趣。但同时，一些历史戏格调、品位低俗，以宣扬奴性为荣，竭力展示权力崇拜和暴力征服，与当今公认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这不但不能使观众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养分，反而会对大众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警惕。

黄仁宇刮起“大历史”旋风

1976年的夏天，58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这一年，是美国建国二百周年。而在黄仁宇的祖国——中国，“文革”终于结束了。

三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黄仁宇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万历十五年》改变了这一切。《万历十五年》中文本是黄仁宇先生据英文本亲自译写的，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编辑部对文字作了加工润色，再经黄先生审定后，最终定稿，于1982年5月出版。

富有创见的“大历史观”，以及扎实的考证和研究，在雅致而有韵味的文字表达之下，《万历十五年》呈现出的历史面貌丰满而立体。因此，它一问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它使得黄先生毕生倡导的“大历史观”为整个学术界所熟知，继而向大众层面扩展。在读者中间，如果有谁不知道黄仁宇，没有读过《万历十五年》，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谈论历史。黄仁宇在本书中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既有宏阔的视野，又有丰富的细节。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发现，历史还可以这样书写。时至今日，它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历史学人；而读者则惊喜地看到，这本书比小说更好读。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阅读中得到了思想的启迪，而这样的史学读物，以前还没有遇到过。不仅如此，经过沈玉成先生润色的文字也深受读者推崇。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市面上的《万历十五年》一直流传着中华书局版和北京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虽然中华书局拔得头筹，但是，三联的版本销量更大。黄仁宇的其他著作，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关系千万重》、《中国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也全部都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或许是一个有趣的隐喻：此前的中华书局向来以学术品位而著称，因此能够发现《万历十五年》的独特价值；而姿态更具亲和性的北京三联于大众更近，因而获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它预示着，历史就其本身而言，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研究、撰写、阅读是不够的，只有当它进入大众层面之后，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尽管茅海建先生的同行对于《天朝的崩溃》多有异议，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本书是至今为止研究鸦片战争的典范之作。作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天朝的崩溃》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纪传体的优长，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人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人们习以为常、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 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是多么幼稚和可笑。而吴思参透了中国历史的玄机，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集体行动的利害分析，眼光独到的视角，独立的思考，一针见血地刺透了中国历史上刻意的遮遮掩掩，无数读者称读罢如饮醍醐。这两本书出版后一版再版，“潜规则”因此成为一个通行词汇，被人们频繁利用。正因为如此，吴思也成为“另类”的历史学者。

“讲坛”和电视剧的两重天

尽管大众传媒日益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学者在电视上的讲述学到一些历史知识。然而，要想真正进入和了解历史，读书仍是最佳途径。况且，中华文明是惟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在电视诞生之前，记载历史的主要是历史典籍以及地下出土文物。 从另一方面来说，电视虽然以声音图像为观众提供了便捷，然而这种方式对于接受者来说仍然是被动的。

在阎崇年之前，《百家讲坛》在电视观众中籍籍无名。而在登陆“百家讲坛”之前，尽管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阎崇年在普通观众中一样籍籍无名。正是因为有了阎崇年的讲述，《百家讲坛》才在电视栏目中异军突起，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和收视率；也正是因为登陆了《百家讲坛》，阎崇年在公众层面影响巨大。毫无疑问，历史成了最大的赢家，借着言说，学者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了大众，而大众也惊喜地发现，真实的史事比电视剧和说书人的讲述更为有趣和丰富，而且能学到很多知识。此后，易中天、孟宪实、孙立群等人相继登场，电视成为了人们穿越时空阻隔，通往老祖宗生活的便捷方式。

如果说《百家讲坛》的历史讲述对于史学普及来说有一定的正面意义，那么，泛滥的垃圾历史剧显然危害巨大。一些编导本身知识有限，加上受囿于已经成型的历史观和僵化的思想，热衷于表现皇帝威仪，群臣山呼万岁的画面频频出现，大臣、百姓在向上级请罪时叩头如蒜，这些鼓吹和表现皇权专制流毒，为所谓“天下”鼓吹奴性，为暴力辩解的影视作品，不仅不能使观众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和教益，反而混淆视听，以腐朽和丑陋的意识显示着创作者的颟顸和愚陋，最终只能沦为笑柄。

当代史：不该被历史热遗忘的历史

对于时下的历史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在《被历史热遗忘的历史》一文发出了质疑：“这些正热着的所谓‘历史’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离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生活比较遥远的古代史，最近的也是所谓‘清史’。它们的主人翁或者是帝王将相或者是才子佳人。我很纳闷的是：为什么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中国人的当下命运更加切近的当代史热不起来，特别是当代中国的灾难史？”

“难道当代史无关紧要么？难道我们很了解当代史么？不是！一个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是。我们的当代史，特别是灾难史，是最值得中国人了解的历史，因为造成这些灾难的真正根源还远远没有揭示出来，它也是中国的年轻人特别不了解的历史。”陶东风认为， “对于灾难史的态度最能够考验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一个回避自己造成的灾难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信心、不敢面对错误也不想改正错误的民族，是一个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民族，因为中外历史告诉我们：不能记住灾难的民族，更大的灾难就在前面等着！”

事实上，陶东风是在重申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前言中所强调的“忘往事者失双目”，以及列宁所强调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情感上来说，陶东风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从理性上来说，对于当代中国的灾难史并非历史学家健忘，在很大程度上，它与历史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学者吴思在《小康》记者问及，为什么他以及他的同学李亚平、吴方同时从涉及现实的新闻转向到历史研究领域时言简意赅地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最初的理想是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实。但是，在现实中身体力行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之后，转向历史研究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读者，很少有人认为当下的“历史热”是“虚热”。个中原因在于，在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研究受到种种限制，史学教育意识形态色彩过浓的时候，人们对于古代史兴趣盎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当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述当代灾难史，痛析里面的经验教训和利弊得失的时候，中国的史学研究必将更上一层楼，由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历史热”只是方兴未艾——它将保持着一定的温度，继续“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