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学”的定义，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 我国的近百年间，曾经出现过两次“国学热”，一次是上世纪初，再一次就是今天。总结起来，它们都与西方文化进入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关

□ 大学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它涉及到国学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主导未来的世界？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类思想的精华

18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在北京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拜见《光明日报》评论部的三位记者陶铠、李春林、梁刚建。我问，近来中国学术界有什么新动向？他们说，现在正是重提“国学”的大好时机，它可能是未来中国学术复兴的机遇所在。我又问，何谓国学？他们说，我们去见几位专家，见几位大师。于是，我们一同约见葛兆光、王焱、冯统一，又一同拜见张岱年、庞朴、梁从诫，开始了组建“国学丛书”的工作。后来这套丛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现在“国学”已经大热起来，热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学术界寻找“国学复兴”的源头，还是要提到上面这段故事。因为张岱年先生出任 “国学丛书”主编，他写的序言《以分析的态度研究中国学术》，于1991年5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正是上世纪末“重提国学”的先声。

关于“国学”的定义，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张岱年先生定义：“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他的界说大体上沿袭了章太炎、邓实、吴宓、胡适等人的观点，中规中矩。更多的定义似繁花或稗草，不胜枚举。比如,有人考证“国学”一词的出处，说它在《周礼》《礼记》中就有了。前者《春官宗伯·乐师》写道：“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后者《学记》写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其实这里讲的是“学校”，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学术与文化概念。还有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云云。还有些学者认为，国学一词无法定义，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陈独秀的观点更为偏激，他在《寸铁·国学》中写道：“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季羡林先生历来反对上面的争论。他说，国学是一个俗成的概念，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德国俗语），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但是季先生并非不考虑这个问题，今年3月，季羡林先生在医院中接受采访，就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算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

我觉得，对于国学概念的解释，庞朴先生的意见比较客观。他认为，在西学传来之前，国学是指中国所有的学问；而我们今天的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具有时代的特征。一般说来，今日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大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正如前些天，我们请陈平原先生撰写《中国人》。他说，我不能写“5000年的中国人”，因为只是在100多年来，伴随着近现代世界文化的交流，才有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概念。

在我国的近百年间，曾经出现过两次 “国学热”，一次是上世纪初，再一次就是今天。总结起来，它们都与西方文化进入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关。第一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失败的反思中，由“师夷长技”渐入学术文化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让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危机。顾炎武指出：“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观点唤起众多精英人物，他们为“本国故有学术文化”的拯救与再造献计献策，由此产生了相对于西学的新“国学”概念。在上世纪初的30余年间，“国学热”风起云涌，一代大师、宗师纷纷显世，形成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最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上世纪末兴起的 “国学热”了。这一次的社会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国家的门户一开，涌进来的不单是强大的西方经济，还有趾高气扬的西方文化。再一次西学东渐，再一次文化启蒙，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沉寂，思想的枷锁一下子解放开来。有趣的是，历史的循环再造了上世纪初的境况。当文化的开放、引进、学习，逐渐衍生出“全盘西化”等极端情绪的时候，文化的裂变再一次降临，它重重地撞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膛，也使他们在迅速地陷入沉思之后，再一次迅速地找到精神依托：国学。上述张岱年先生的工作只是一个“先声”，国学真正的热潮发生于1993年，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和《久违了，国学》（前文发表两天后），作为一种文化潮流的发端，大范围地激活了新时期的国学研究。

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研究是思想解放的深化，许多当初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的问题，现在被摆到桌面上来。像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这是国学复兴的思想根据。西方学者汤因比说：“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这一条。”他总结人类历史，列出了23个社会文化形态：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等等。季羡林先生说，还可以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四个文化圈：欧美文化，闪族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而第一个文化圈构成西方文化体系，后三个文化圈共同构成东方文化体系。有了这样的类分，我们才有了探讨国学的依据和底气。

还有文化的主导性问题，西方学者一直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强调他们是世界文化的主导。但是，季羡林先生说，虽然目前是西方文化统治着世界文化的主流，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在1993年，季先生预言：“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此前，在1985年，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也说过：“将来统一世界的人……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池田答道：“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统一世界的新主轴。”几乎同时，张光直先生也预言：“我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

这些大学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它涉及到国学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主导未来的世界？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类思想的精华。冯友兰先生就说，基督教讲天学，佛教讲鬼学，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关于人的伦理道德，关于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陈寅恪先生的解说最受肯定：“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三纲六纪”是伦理道德的准绳，是人的知与行的法则。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像“孝”，季羡林先生指出，原来佛教中讲的是无父无君，没有丝毫的伦理色彩；但为了在中国立定脚跟，只能歪曲佛典原文，参入“孝”字，求得生存。还有“天人合一”，它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观点，钱穆先生说，它是“整个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季羡林先生说，它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

这就是我们美好的国学。18世纪，西方著名作家伏尔泰读到中国的书，对中国文化极其崇拜，他供奉着孔子的画像，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这不正是对国学最好的定义吗！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国学基础文库》系列之一，林诒徵所著的《国史要义》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国学书库》系列之一，马一浮所著的《尔雅台答问》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国学丛书》系列之一，由张岱年等著的《国学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