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不同士子的不同态度：哀怜、同情、讽刺

蒲松龄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根据才情与品德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作者从“怜才”的思想出发，对有才学而被黜的士子寄予深切的同情，而对不学无术却又十分狂妄的士子，特别是由于考官的昏庸反而高中的人，则投以尖锐的嘲笑和讽刺。

在这方面，写得最为痛切的要数《叶生》（三会本卷一）。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久困名场，作者不禁发出“时数限人，文章憎命”的感慨。但明伦评云：“八字中屈杀英雄不少。”叶生得到县令丁乘鹤的赏识，读其文击节称赞，给予关怀、资助。这种关系的描写也是寄托了作者的感叹的，说明应试士子的知已本来应该在场屋之内（即考官）而实际上却在场屋之外（指县令），这是很不正常的。其中写叶生铩羽（指落第，这是蒲松龄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曾用过的一个词）后，“嗒丧而归，愧负知已，形销骨立，痴若木偶。”这情景和感受，跟蒲松龄在考试失败后所写的《大圣乐》词中所表现的他本人“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是完全一样的。由于寄寓了作者本人的亲身体验在内，不仅显得非常真实，而且一字一句都是痛切之语。而最沉痛的是写叶生因场中失意而忧伤，而惭愧，而致病，而丧生，死后却魂从知已，同丁乘鹤一起解职返里，教丁的公子习举子业，丁公子竟中亚魁（第二名）。丁乘鹤感慨地说：“君出余绪（只拿出很少的一点本领），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叶生回答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段话，实际是喊出了作者自己的心声。冯镇峦评云：“此数语为古今不遇才人放声一哭！”篇末的“异史氏曰”很长，是一篇四六骈文，一则诉失意之苦，一则感知已之遇，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痛哭之文。冯镇峦认为“可当一篇《感士不遇赋》读。”又说：“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其实不止是此篇，凡写有才学的士子而科场失意的，几乎都带有作者自我写照的性质。这是蒲松龄写科举考试题材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

不过不同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上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文郎》与《叶生》的命意就不完全相同，手法与风格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叶生》着重表现的是落第书生的内心忧愤，写得十分沉痛；而《司文郎》等文，则出之嬉笑怒骂，是入木三分的讽刺杰作。《叶生》重点写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而《司文郎》等则以锋芒毕露的笔墨，揭示出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

与此相反，对不学无术却又十分狂妄的士子，特别是由于考官的昏庸反而高中的人，蒲松龄总是投以尖锐的嘲笑和讽刺。前面提到的《司文郎》中对余杭生的讽刺，不仅生动地刻画出他傲慢狂妄、盛气凌人的态度，而且通过盲僧衡文评定他令人作呕的文章，跟他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和映衬，从中表达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憎恶之情。《于去恶》中讽刺帘官的不通，那些由科举考试而上去的“得志诸公”，实际都是些“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的庸俗浅薄之辈。而且小说还特意写到阴曹奉诏考帘官一事，以说明“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唯少此一考耳。”这无意于说，阳世的帘官都是不合格的。

《苗生》（三会本卷十二）中的龚生对苗生极其傲慢轻视，而当龚生与三四友人登华山，得意洋洋地互诵闱中之作，并互相赞赏时，“苗厉声曰：‘仆听之已悉。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剌剌者可厌也！’”众虽有惭色，却“更恶其粗莽，遂益高吟。苗怒甚，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去。”后文故事，还写有一位蒋生也很有文名，他因嫉恨同邑尤生考试成绩比他好，就使出一种阴险的方法让尤生被老虎吃掉。因老虎只吃穿儒服的人，他邀尤生共饮，特意让尤生穿戴上儒冠儒服，而自己却穿着白衣（便服）而去。但在宴饮中，蒋生却因一偶然机缘而丧命：郡守突然要来见他，而郡守因为与他是通家关系，按礼节他不敢着白衣相见，便不得不临时与尤生穿的儒服相换，这时适遇虎来，终被吃掉。

《仙人岛》（三会本卷七）写一个“屡冠文场，心气颇高”的书生王勉，浅薄而自视极高，盛气凌人，出口不逊，结果遭遇到仙女无情的讽刺和嘲笑。他先诵近体一首，顾盼自雄，被仙女芳云嘲笑；然后心想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文，又炫耀他他八股文的冠军之作。诵至得意处，还兼述文宗对此文的评语：“字字痛切！”仙女芳云评曰：“宜删‘切’字”。王诵毕，又述总评：“羯鼓一挝，则万花齐落。”芳云又评：“羯鼓当是四挝。”众人不解，仙女绿云代解云：“去‘切’字言‘痛’则‘不通’，鼓四挝，其声云：‘不通又不通也。’”小说写王勉至此神气沮丧，徒有汗淫。经此在仙人岛上被仙女芳云、绿云姊妹一番嘲笑教训，大出洋相，碰壁以后终于化盛气为撝抑，变得谦虚老实了。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作品，细入毫芒地揭示了追求科举功名的封建士子的精神状态。

蒲松龄写出了在科举考试的重压之下，一个个被扭曲了的痛苦的灵魂。作者是以嘲笑讽刺的笔墨写出的，但着笔时却又带着深切的同情，有时甚至是含着眼泪的。《杨大洪》（三会本卷九）是写明末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杨大洪的，写他的两个方面：一是落第之苦，二是爱钱之俗。这两个方面都用笔极其精简，寥寥数语，即将其心理状态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出来。写杨在未腾达前（后来中了进士）为楚地名儒，自命不凡。“科试后，闻报优等者，时方食，含哺出问：‘有杨某名否？’答云：‘无。’不觉嗒然自丧，咽食入鬲（胸膈间），遂成病块，噎阻甚苦。”几句话，将一个士子由喜入悲，由自信而沦为自丧，以致迅即忧愤成病的过程，层次清晰、十分真实地揭示了出来。后来他遇到一个能疗病的道士，拜求益切，倾囊献之，道士接金，掷诸江流，杨哑然惊惜，道士曰：“君未能恝然（淡然无所动心的样子）耶？金在江边，请自取之。”道士拍其项曰：“俗哉！”杨张吻作声，呕出一物，病即愈。

写得最深刻而又最生动感人的，要算是《王子安》（三会本卷九）。小说写一个久困场屋的士子王子安，由于热衷于功名富贵，“期望甚切”，一次痛饮大醉后产生幻觉，忽听有人叫：“报马来（骑马报喜的人来）”，他以为自己高中了，便“踉跄起曰：‘赏钱十千！’”忽又听人叫：“汝中进士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忽又听人急入曰：“汝殿试翰林（殿试及第，授官翰林，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二三名授翰林院编修），长班（官员随身的公役）在此。”“王呼赐酒食” ，家人为其醉，皆诳而安之。王因此狂喜自炫，“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凡数十呼，无应者。”王竟捶床顿足，大骂长班“钝奴焉往！”醒后才知道是因为长期落第又期望甚切而产生的一系列幻觉。这种惟妙惟肖的人物心理描写，很接近于西方的意识流，是古典小说中很少见的。而最妙的是“异史氏曰”中写秀才入闱有“七似”：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倾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作者然后说：“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这里，作者极其生动和深刻地写出了许多封建士子在科举考试制度下的悲苦命运及其精神状态，写出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到处可以看到的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痛苦的灵魂。它的深刻之处在于，既写出了这灵魂的可悲，又写出了这灵魂的可笑和可怜。这是只有蒲松龄才写得出的，没有他那样的身世遭遇和科场失意的生活体验是写不出的，有他那样的生活体验而没有他那样的艺术才能，也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这表明，作者虽然一生都热衷于科举考试，但有时也偶尔能从当局者的位置上跳出来，以比较冷峻的眼光和心态，透视出舍身忘命地追求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那可怜而又可悲的心理和神情。这是蒲松龄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从往昔的沉沦和惨痛经历中的初醒者，在回视过去时的一种带着苦味的反思。其中的况味，既是作者本人在科场上大半生的追求、失落，也是无数封建士子痛切体验的一种艺术概括。在这一篇中，我们终于看到了蒲松龄既作为一个“当局者”，同时又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双重身份的真切体验。他一方面有作为“当局者”的非常真切的“痛哭欲死”的体验，写来字字有泪，句句是血；但当他从局中跳出来，成为一个“旁观者” 时，他又能在历尽坎坷、痛定思痛以后，犹如从梦中醒来，以比较冷静的头脑和严峻的眼光，来评价他所经历和眼见的一切，来回味和描摹他所经历过的充满辛酸的复杂体验，这才写得如此逼真传神，淋漓尽致。这里我们见到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很少见到的出色的心理描写。

此外，《仙人岛》（三会本卷七）、《郭生》（三会本卷五）、《书痴》（三会本卷十一）、《沂水秀才》（三会本卷七）、《雨钱》（三会本卷四）等篇，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和批判了热衷科举考试的封建士子的各种表现，特别是揭示出他们各种可笑、可鄙、可怜的精神风貌和思想特征。前面已提到过，《仙人岛》讽刺狂妄自大者，让浅薄而自视甚高的人大出洋相，后来在仙女的点示之下终于“绝笔藏拙”，变得老实起来。《郭生》讽刺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士人，小有名气即狂妄自大。——狐狸精教他作文，稍有所得后渐不信狐，最后竟至“心气颇高”，“亦疑狐妄”。篇中将狂妄自大者写得神气活现。“异史氏曰”揭出“满遭损，谦受益”的主题。《书痴》讽刺那些迷恋于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士子。一个叫郎玉柱的书生读书，果然遇到一个从《汉书》第八卷中走下来的叫颜如玉的女子，颜教他辍读而习琴棋，并学会应酬，后果中进士。女云：“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耳。试观春秋榜上，读如君者几人？”对于世上的书呆子来说，实为切中要害之言。《沂水秀才》讽刺秀才贪鄙爱财，有二狐化做女子，其一以白绫书草字示秀才，秀才视而不见；另一则以白金一铤示秀才，秀才纳之。狐女讽之曰：“俗不可耐”。篇末还附载世所见俗不可耐事十七件，足见作者对庸俗之徒的憎恶。《雨钱》讽刺貌似高雅而实贪鄙爱财的书生。

四、表现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影响

《镜听》（三会本卷七）写父母对儿子偏爱造成家庭矛盾。父母不仅偏爱儿子，而且由儿子而及于儿媳，偏爱的原因主要在于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失败。郑氏兄弟二人，皆文学士。大郑早知名，父母过爱，并及于大妇；二郑落拓，恶及次妇。“冷暖相形，颇存芥蒂”。次妇忿谓二郑曰：“等男子耳，何遂不能为妻子争气？”这话颇能发人深思，一个人举业顺不顺利，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荣辱穷达，而且还影响到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次妇采用“摈弗与同宿”（就是分居）的办法来激发和逼迫二郑努力。后“二郑感愤，勤心锐思，亦遂知名。”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因此而有所改善：“父母稍稍优顾之，然终杀于兄。”父母的态度唯以举业的成败高低作标准。大比之年，二郑赴试，次妇望夫綦切，窃于除夜以镜听（一种迷信占卜吉凶的方法）为卜。所见为镜中“有二人初起，相推为戏，云：‘汝也凉凉去！’”“凶吉不可解”。妙在下文的描写揭出了占卜的灵验：“闱后，兄弟皆归。时暑气犹盛，两妇在厨下炊饭饷耕（为在田间劳动的人做饭），其热正苦。忽有报骑登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蒲松龄于下文加上一句：“此时中情所激，不觉出之于口。”脱口而出，发自内心，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作者还在“异史氏曰”中称赞说：“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足见作者内心的激愤。

《胡四娘》（三会本卷七）这一篇，人们在提到《聊斋志异》中反映科举考试题材的作品时很少提到，实际上是一篇很有思想特色的不容忽视的作品。其特点，是人物写得好，人物关系写得深刻。篇中塑造了一个有眼光、有识见，贫贱而不自卑，富贵而不骄人，善良纯厚、气度不凡的异样女子胡四娘的形象。同时小说又着重写了人们对富贵和贫贱的不同态度，刻画了一群势利小人的形象。它的突出的意义，是在科举考试的背景下，以一种嘲笑和批判的态度，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科举考试上的成败，是一个人升沉穷达、贫贱富贵的关键，而这一点，可以在瞬息之间引起人们态度的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就揭示人们追求科举功名的社会原因来说，本篇可以和《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并读。小说开头即着眼于“富贵”二字展开矛盾，组织情节。程孝思有三个特点：“少惠能文”、“父母俱早丧”、“家赤贫，无衣食业”，这才到胡银台家司笔札（当私人秘书，这与蒲松龄的生活经历与身份颇相似）。胡公有眼力（富贵眼力），看出他有文才，“此不长贫，可妻也。”于是以少女四娘招赘程。胡家有三子四女，对这个上门女婿，“群公子鄙不与同食，仆婢咸揶揄焉。”程勤苦研读，群厌讥之，且以“鸣钲聒其侧”，程避之专志读。初神巫为四女相命，独于四娘以谀词：“此真贵人也！”程招赘后诸姊妹皆呼四娘为“贵人”以嘲笑。四娘婢桂儿不平，大言曰：“何知我家郎君，便不作贵官耶？”二姐闻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贵官，当抉我眸子去！”桂儿怒而言曰：“到尔时，恐不舍得眸子也！”二姐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两睛代之。”二姐忿批桂儿。这时“四娘方绩，不怒亦不言，绩自若。”胡公过生日，惟四娘无寿礼，也受到奚落，二妇嘲笑她的祝仪为“两肩荷一口”。四娘亦坦然处之。唯胡公妾李氏及其女三娘稍体恤礼重之。后胡公死，程孝思赴试，四娘嘱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万分不可矣！倘能吐气，庶回时有家耳。”这就是说，这次考试的成败，已经不仅是受奚落嘲笑的问题，而且是无家可归的问题了。程因此“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然竟落榜。“愿乖气结，难于旋里”，便入都中易旧名，诡托乡里居，求潜身于大人之门。后被一姓李的御史器重，招入幕中，为之纳贡，后应顺天举，连战皆捷，授官。事有凑巧，他在剑南故里为之治第，所购恰为胡大郎所售。程擢第时，邮报到，因名字不符，被举宅耻笑，叱去。三郎完婚时，戚眷、姊妹诸姑俱来，聚集一堂，独不请四娘。恰在婚礼举行时，程寄四娘函至，兄弟发视，相顾失色。此时诸眷客始请见四娘，诸姊妹惴惴，唯恐四娘含恨不至。“无何，翩然竟来”。下面一段文字，作者淋漓尽致地对一群势利之徒加以揶揄、嘲讽，直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众邻居贺喜情状：“申贺者，捉坐者，寒喧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但明伦评云：“一人如故，众人出丑。”“众见其靡所短长，稍就安帖，于是争把盏酌四娘。”下面又接写桂儿索剜春香眼睛，“面血沾染”而入的情节，真是热闹非凡。二娘大惭，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前面是不怒亦不言，此时是凝重如故，是不喜亦不言）对之。“漠然”二字比之盛气凌人，反唇相讥，骂出各种恶言痛语，反觉有千钧之力。后写众人及诸郎各以婢仆相赠遗，四娘一无所受，唯受李夫人所赠一婢。后二郎因人命被逮，大郎设法营救不成，怀着恐惧羞愧之心至京都，持李夫人书信往见四娘，四娘一方面冷语讥刺（四娘作色曰：“我以为跋涉来省妹子，乃以大讼求贵人耶！”一方面又暗中帮助，使二郎得以释放；三娘家渐贫，程施报逾于常格。

与此相近似的还有《凤仙》（三会本卷九），凤仙是一个狐女，其父以贫富作为对待女婿态度的依据，冷暖态度异常分明。凤仙所爱的刘生，游荡不好学，凤仙赠镜劝学，刘终于学成，一战而捷。“异史氏曰”中作者说：“冷暖之态，仙凡固无殊哉！”说明作者借仙写凡、借虚写实的艺术手法和他的创作目的。

由以上几篇可以看出，科举考试不仅影响到封建士子个人一生的命运，而且还影响到与他相关联的家庭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婆媳关系，兄弟姊妹关系，妯娌关系等等，其间好恶、冷暖的变化十分微妙。一个人想要在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被家人轻贱鄙弃，就非得在科举考试上获得成功不可。蒲松龄将科举考试制度同广泛的家庭问题联系起来，同恶浊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联系起来，这就赋予人才问题小说以更丰富的社会内涵。

五、人才问题小说中表现出的蒲松龄的思想矛盾

蒲松龄一方面猛烈地抨击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特别是由于考官的昏庸，不能将社会上有用的人才选拔出来，对此十分激愤；但同时他又将佳士的被黜归结为命数，这就不免冲淡和减轻了对昏庸考官批判的力量。《司文郎》中那位盲僧对余杭生说：“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而宋生则鼓励王生不要灰心，说：“此战不捷，始真命矣！”王再试，结果又以“犯规被黜”（与蒲松龄的“越幅”被黜，何其相似），王尚无言，而宋却大哭不止，悲愤地说：“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宋生在告诉王生自己原本是鬼之后，劝慰王说：“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学”，“君必修行未至，但积善勿懈耳。”积善即是积德，冥中重德，以此即可改变自己的命数。《于去恶》中在抨击了阴界“几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对考官大失所望的同时，又说：“仆自念命不可凭，文不可恃，不如休耳。”将“命”与“文”相提并论，而且认为文不可恃，正是由于命不可凭。“不如休耳”的思想，正产生于命数的观念，而不全是出于对科举考试不公的不满。下文写于去恶之魂遇到了成了神的张飞（张桓侯——他每三十一年一巡阴曹，每三十五年一巡阳世），将希望（或幻想）寄托于神灵的身上。寄托于既不可知也不可即的冥冥之中，实际上也是归于天命。天命与神是相通的。“文宗论命不论文”，这是蒲松龄在反映科举考试题材的作品中反复表现的一种思想，文宗的坏在于他应该论文而不论文，至于命就只好由天，自己是毫无办法掌握的了。在《何仙》一篇中，那位乩神何仙就对有文才而命数不好的书生李忭发表过这样的评论：“适评李生，据文为断（认为他的文章可以列入一等），然此生命数大晦，应犯夏（即榎，同槚）楚。异哉，文与数适不相符，岂文宗不论文耶？”《素秋》的“异史氏曰”中则更为明确地说：“宁知糊眼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

“怨天尤人”，对科举考试有痛切体验的蒲松龄，在科举考试的问题上，是既怨天又尤人的。表现得最为深沉和痛切的是《叶生》，文中写丁乘鹤因叶生的鬼魂变为人授其子举业，使其成名，因而为叶生本人“黄钟长弃”的命运抱不平时，叶生回答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愿亦足矣。”这里借用楚汉相争中项羽垓下败北时的感叹：“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既表现了蒲松龄对科举考试取士不公平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也表现了对于天命不可改变的无可奈何的叹息。在这里，怨天和尤人是紧密地结合地一起的。

另外就思想境界来说，蒲松龄在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上，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又有在遭到挫折和失败后，消极隐退的一面；既有高洁不俗的一面，又有未能免俗的凡庸的一面。在《贾奉雉》一篇中，写贾生与郎秀才的辩论，既反映了作者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人生的看法。贾奉雉说：“学者立言，贵乎不朽（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即味列八珍（指享受极高的待遇），当使天下不以为泰（指过分奢侈）耳。如此猎取功名（指以极低劣的文章），虽登台阁，犹为贱也。”他认为如果文章写得很不像样，即使仕途顺利，有台阁之重，也是一钱不值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即视文章事业比富贵荣华更为重要。这是自古以来传统的正派知识分子的认识，反映了高洁不俗的道德观和人生观。因此才有后文写贾生以从前文中最不好之文句戏缀成文之作而高中，竟羞愧得“一读一汗”，以致“重衣尽湿”，认为这样考中了也如“以金盆碗贮狗矢”，无颜“见天下之士”，终于决定“遁迹山丘，与世长绝”等等描写。这显然是鄙弃功名富贵而有退身之意。但篇中对贾生成仙过程的描写，又是非常曲折的，其间反映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贾生入仙境后，又因俗念未除（写出的直接原因是夫妻“情缘未断”，实际与科举功名有关）而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并重操旧业，认为“若心无愧耻，富贵不难致也。”终于“连捷登进士第”，并做了大官，“声名赫奕，歌舞楼台，一时称盛。”可见作者对他所同情和肯定的人物，不是不要荣华富贵，而只是不要无才无德而侥幸获取的荣华富贵，只要是凭好文章、好品德，凭真才实学而取得的荣华富贵，在他看来是受之无愧，心安理得的。可是接下去作者又写，由于贾生当了大官，后人依势作恶而获祸，于是感叹：“十余年富贵，曾不如一梦之久。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悔比刘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案耳。”这才最后成仙而去。如此曲折的情节发展，就非常真实地反映出作者对待科举考试和功名富贵的复杂矛盾的态度。他在“异史氏曰”中对贾奉雉微有批评：“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贬，贫贱之中（读第四声，累及、危害的意思）人甚矣哉！”就是说，因贫贱而受尘俗之累，因生活而失掉清高，也还是出于不得已，可以原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完全符合蒲松龄本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遭遇。

《素秋》（三会本卷十）也反映了类似的思想。素秋之兄俞恂九极聪明，八股文也做得很好，俞慎劝其赴童子试。恂九的回答是：“自审福浅，不堪仕进；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戚于得失，故不为也。”这里虽也有命数思想，但以为一入仕进之途，就会陷入人生得失之忧患，不肯为之。这是相当超脱，也是相当清高的认识。但后来他又为了自己的好友俞慎的多次落第而愤愤不平，不觉“中热”而赴试，结果是被黜而忧愤致死。“异史氏曰”中批评他“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坚。”只是对他“一击不中”而死寄予深切的同情，即所谓“蠹鱼之痴，一何可怜”。但在《何仙》（三会本卷九）一篇的结尾处，却劝勉李忭不要以暂时之屈而惭怍灰心，当多写试卷，明岁可得优等，次年赴试，果列前名。这里肯定和鼓励的是一种毫不灰心气馁的积极进取的态度。更突出的是《凤仙》（三会本卷九）中写凤仙劝其夫努力学习，以“黄金屋自在书中”去激励他，并赠以一宝镜，废学时凤仙背立镜中，研读时则忽现正面，盈盈欲笑。小说虽然有揭露炎凉世态的积极意义，但确实也流露出一种追求富贵的庸俗气息。

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聊斋志异》的不少作品中，作者都让他所同情和肯定的人物，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功名利禄，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如《红玉》中的冯相如就在狐女红玉的帮助下，恢复秀才的资格而考中了举人。这也跟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态度有关。他一面猛烈地抨击通过科举考试而被昏庸的考官选拔上去的官吏的昏、贪、暴，却又让自己所同情的人物通过这条路去获得富贵和幸福。他以科举进身作为救助好人的一种手段，可见他对科举考试本身并不憎恶。他主要抨击的是人才选拔的不合理，特别是考官的昏庸、腐败，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封建士子本人才学的凡庸和思想品德的低下，而不是针对整个科举考试制度而发的。

结语

如果跟同时代而稍后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作一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吴敬梓才是真正从制度的层面去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的作家。蒲松龄主要是以一个功名进取者的身份、态度，即基本上（不是完全）是以一个局内人的眼光和心理去写科举考试的，写出了植根于深厚的生活体验基础之上的一个过来人的痛切之感。而吴敬梓则主要是以一个清高名士（如他笔下的王冕和杜少卿等人）的眼光和态度，即一种蔑视和否定的态度去写科举考试的，他基本上是站在局外，因而把科举考试制度看透了，不再有热情，不再有兴趣，他把科举考试制度整个儿地否定了。如全书开头第一回的楔子中，通过他所肯定和赞扬的人物王冕之口，就明确地说：“这个法定的可不好！”他甚至在书中把科举考试制度写得一无是处，简直是造成世风堕落的万恶之源，而与此同时又流露出浓厚的卑视尘俗的名士思想和遁迹山林的隐逸思想。总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看透了之后来写科举考试，是站在局外，态度是冷中透出严峻；而蒲松龄却是热衷于科举功名而不可得，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愤慨，是站在局内，态度基本上是进取的、热的，即使偶然显出冷峻，也还是冷中见热的。显而易见，只有真正站在局外的人，也就是真正能冷眼旁观的人，才有可能从制度的层面批判和否定科举考试；而蒲松龄，基本上（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有例外）是一个局内人，所以他并不具备批判和否定科举考试制度的思想条件。借用现今流行的说法，吴敬梓是体制外的批评，而蒲松龄则只是体制内的批评。因此，我将这个讲座的题目定为《聊斋志异中的人才问题小说》，而不是《聊斋志异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批判》，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思想实际的。

主持人：周老师从一开始就讲，《聊斋志异》是一部幻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小说，里面的许多小说，即今天周老师概括的“人才问题小说”，揭示出封建科举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知识分子命运。恰如周老师所言，它在离异奇幻的内容中时时处处透露出浓厚的人间气息，反映出人们关切的现实问题。其实，拿到现在，《聊斋志异》的现实性也还没过时呢！不是吗？您不会觉得小说中的哪个书生、狐魅，就是身边的谁谁吗？因此，蒲松龄并不是要将读者引入迷幻的天国，而却是要引入真切的人世，并希望改变这人世，读来令人掩卷唏嘘、省思。

对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仍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蒲松龄痛惜那个社会不懂爱惜人才，发出慨叹“世上何人解人才。”事实上，“学而优则仕，”理所应当。不“学而优”，难道“学而劣为仕”？那蒲松龄们就更没有活路了。关键问题是“学而优”的是否真的成“仕”，以及成什么样的“仕”。

不过，作为后人，我们该为蒲松龄一生鬼使神差般的屡考不中而感到庆幸，人家那么惨，我们庆幸什么？您想啊，如果蒲松龄“高考”得中，顶多也就是清代社会多了一个因为他为人正派所以可能不失良贤的小吏或中吏，估计他当大吏的可能性不大，但却会失去一位在今天依然带给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精神洗礼的文学大师！

另外，从蒲松龄我们又可以看到，大文豪很多都是偏科的。像周老师讲到的“文章憎命达”的杜甫如此，考试、失败、再考试、再失败的蒲松龄如此，还有很多呢！到了现代文学史上，也有这样的事，只是当时大学自主招生的教育体制居然可以破例，使人才脱颖而出。比如，钱钟书先生，考清华时数学得六分，被录取了；吴晗先生，数学得零分，北大教务处不同意录取，急得胡适给清华写信力荐，说吴晗将来肯定能在史学上有大的造诣。吴晗就是这么进了清华。

而现在有许多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情形常常是，把专业课成绩优秀而独独外语不及格的考生挡在了门外。这是招生机制上的硬性规定，没办法。如果他们有文学写作才华，只好去当蒲松龄了。而另一方面，又有特别会“八股”的学生，鲤鱼过龙门了。有导师在面试考学生时，一提问，傻了。为什么？没看过作品，那怎么能考高分？因为他把文学史背熟了。所以，有时会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老师抱怨招不到好学生，而好学生又过不了外语关。我在想，教育部门在研究生的招生规定上能否弹性一些呢？不是老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嘛！

因此，我有这样的三点想法：第一，从政府教育部门来看，需要更好地完善考试制度和招生机制，使优秀人才不被拒之门外；第二，从大学的教授们来讲，是否也能像蒲松龄的老师施愚山先生那样，有“不肯作威学校，以媒权要”的学者风骨；第三，从学生本身来说，要从小养成一种为学的信誉。现在常有报道说，有许多种考试，都有抄袭作弊的现象。最近我看了一篇“凤凰卫视”的小花旦、当年以北京考托福第一的成绩上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曾子墨，在她的书《墨迹》里提到在美国的考试经历。她有一次问她的美国同学，考试时没有作弊的吗？她的同学觉得她的问题荒唐可笑，反问，为什么要作弊？换言之，人家是把这个与一生的信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这么多感触，居然来自《聊斋志异》。感谢周老师，感谢大家，今天演讲到此结束，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