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周先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先慎教授，周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大家欢迎。

我们现在提倡科教兴国，实施人才战略。我们常说，一项事业能否成功，人才是关键。可能您会问了，这跟蒲松龄讲鬼狐花妖的《聊斋志异》有什么关系呀？今天周先生讲的题目就是《〈聊斋志异〉中的人才问题小说》。让我们看看，在蒲松龄的那个时代，他是如何思考人才问题的，对科举考试持什么态度，又是如何来揭示知识分子的命运。有请周老师！

周先慎：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聊斋志异〉中的人才问题小说》。具体内容是分析《聊斋志异》中以科举考试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为题材的小说作品。

《聊斋志异》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幻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一方面非常奇幻，充满奇思异想，将我们带入到一个与现实世界很不相同的奇异世界中去。人物多为花妖狐魅，他们活动的场所，或者是仙界，或者是龙宫，或者是冥府，或者是梦境。而同时，在这个奇幻世界之中，又时时透出浓厚的人间气息，那些精怪形象的思想感情，与我们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息息相通。超现实的幻想故事，表现出的常常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提出的是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简直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用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我在1983年为北大出版社主编了一本《聊斋志异欣赏》，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基于上述的这一认识，我写了这样几句话：“《聊斋志异》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不是将人引向虚无飘渺的天国，而是教人俯视满目疮痍的人世，憎恶这人世，同时又充满希望地要改善这人世。”

这样评定《聊斋志异》这部书的性质和特点，用这样的眼光去读《聊斋志异》中有关科举考试题材的小说，就不难认识到，作者在小说中提出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人才问题，即如何爱惜人才、选拔人才的问题。这一点，蒲松龄本人是有非常明确的认识的。蒲松龄是一个生活于下层的不得志的小知识分子，一生都热衷于科举考试，希望获取功名，走入仕途，但最终却是一败涂地，遭受极大的挫折，经历了巨大的痛苦。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在科举考试中的失败，最痛切的感受就是整个社会不懂得爱惜人才。这在他的诗中有非常直白的表述。他在《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中写道：“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又在《九月望日有怀张历友》中写道：“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原不解怜才！”在这里，他将个人的失意和痛苦提升到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来认识，深深地感叹他所生活的社会不懂得重视人才和爱惜人才。

下面分五个问题来讲。

一、蒲松龄创作人才问题小说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一切作品都跟作家本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认识分不开。《聊斋志异》中的人才问题小说是在蒲松龄本人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要了解一个作家如何将他的生活体验经过艺术提炼，熔铸到他的作品中去，创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聊斋志异》中的人才问题小说可以为我们提供最生动真实的例证。

蒲松龄一生都热衷于科举考试，但科场失意，饱尝痛苦，引为人生的极大遗憾。他十九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受知于施愚山（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先生，文名籍甚。”（《淄川县志•蒲松龄小传》）施闰章对他极为赞赏，是他的恩师，因此他对施闰章始终怀着尊敬和感激的感情。他在小说《胭脂》（三会本卷十）的“异史氏曰”中这样写道：“愚山（施闰章的字）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最使他感动并使他终生铭记不忘的就是施愚山的“奖进士子”，“爱才如命”。蒲松龄初入文场，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爱才、惜才是一个学官最重要的品质。

蒲松龄一生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可以作这样的简单概括：考试、失败，再考试、再失败，再再考试、再再失败，直到年迈才带着极大的痛苦和遗憾，无可奈何地以最终的惨败宣告结束。由于资料的缺失，他是哪一年开始参加乡试（即考举人）的，一共参加过多少次，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大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据他的儿子蒲箬所写的《柳泉公行述》中说：“十九岁弁冕童科，大为文宗师施愚山先生之称赏。然自析箸（分家，在二十三岁有了长子蒲箬之后不久），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癸亥年，我父食饩（就是享受廪膳待遇，成为廪生）。其时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于场屋。”癸亥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那时蒲松龄已经四十四岁了。有确凿的材料证明，从第二年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作者四十五岁）开始，九年中他连续三次参加了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但是每次都告失败。在甲子之前是否参加过乡试，是何年参加的，情况如何，大家的说法就很不一致了。但是，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五岁，这二十多年中间，可以肯定地说，蒲松龄不可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1664年，蒲松龄二十五岁时，他的同乡好友李希梅邀请他到他家里“共笔砚”（共同读书学习）。李希梅家藏书千卷，这段生活蒲松龄刻苦读书，一方面提高和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又积极学习写作八股文，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他在《醒轩日课序》中这样记述这段难忘的读书生活：他同李希梅“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期待着大家都在科举考试上取得成功）。”他们“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既然如此刻苦准备，如有机会参加，蒲松龄是肯定不会放弃的。

但是他在癸亥年食饩这一事实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原来按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并不是凡考中了秀才就都有资格去参加乡试考举人的，而必须参加岁试和科试，成绩优等的才有资格参加。所谓岁试，就是每年由各省学政巡回对所属的生员进行的考试，是考查生员平时的学业。所谓科试，则是每三年一次的在举行乡试之前，先由各省学政对所属的生员进行的巡回考试，相当于预考，目的在选送成绩优异的秀才参加乡试。当时的秀才有附生、增生和廪生的不同区别。附生资历最浅，增生资历稍高，廪生最高，是享受廪膳（生活补贴，相当于今天的助学金）的秀才。这种等级的确定，就同岁试和科试有关。岁试考取一等的，才能补为廪生。蒲松龄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到了四十多岁才获得一个廪生的资格，说明他在岁试和科试中也是非常不走运的。甲子之前，在他的诗词作品中也有记录他考试失败的情景，很可能就是岁试或科试的失败，当然也不排除曾经参加过乡试的可能。

至于他是哪一年不再参加科举考试的，至今也没有确切的说法。蒲箬《柳泉公行述》中记述是“五十余尚希进取”。蒲松龄自己撰写的《述刘氏行实》（刘氏是他的妻子）中曾写道：“先是，五十余犹不忘进取。刘氏止之曰：‘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松龄善其言。顾儿孙入闱，褊心不能无望，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漠置之。”有人考证他到了六十岁和六十三岁时还参加过乡试，亦均告失败。（参见高明阁《蒲松龄的一生》）总之，为了科举功名，他是几乎苦苦奋斗了一生，却是一事无成，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中。

科场的失意，对蒲松龄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在他的诗词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真实的记录。如他在四十九岁时写的《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户，颜曰绿屏斋》中，对当时整个的生活情况心境还是比较好的（诗中有“租吏不催粮未罄，三杯浊酒意醺然”之句），但一念及功名就不免悲从中来了：“孽债难偿真苦海，书囊无底尽愁魔。自怜老大仍沦落，儿辈懒教更揣摩。”这是写他前一年（四十八岁时）考试失败后的心情。到了1690年（五十一岁）再考失败以后，次年所写的《读书效樊堂》一诗中这样写道：“狂情不为闻鸡舞，壮志全因伏枥消。寂寞荒园明月夜，蕉窗影里度清宵。”连石隐园里明丽的风光和皎洁的月色，也因考试失败的遭遇和心境的悲凄而变得黯然失色和荒凉清冷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六十一岁），在《自嘲》诗中这样写道：“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发如枯蓬。骥老伏枥壮心死，帖耳嗒丧拼终穷。”直到1732年即作者七十三岁时，大概是朋友祝贺他上年被选拔为岁贡生，不禁感慨万端，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蒙朋赐贺》）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当时受到的打击之大，痛苦之深。

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作者四十八岁）乡试，因“越幅被黜”。有《大圣乐》词记其事，序云：“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

得意疾书，回首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痴坐经时总是梦，念当局从来不讳输。所堪恨者：莺花渐去，灯火仍辜。

嗒然垂首归去，何以见江东父老乎？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闷里倾樽，愁中对月，击碎王家玉唾壶。无聊处，感关情良友，为我欷歔。

所谓“越幅”，是指着急之中翻错了页。因此而落第，他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

三年以后庚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作者五十一岁）又参加了一次乡试，再一次被黜。有《醉太平》一词记其事。序云：“庚午秋闱，二场再黜”：

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濛腾，将孩儿倒绷。

所谓“濛腾”是说自己一时糊涂，竟将非常熟悉的内容搞错了（出于宋代苗振的典故，说是三十年为老娘不会使孩儿倒绷，结果却偏偏出了问题）。

他还有一首《大江东去》（寄王如水），其中写道：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铩羽，同吊寒江水。见时相对，将从何处说起？

每每顾影自悲，可怜肮脏骨消磨如此！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未能免俗，亦云聊复尔尔。

这首词的作年可能在康熙十四年（1675，作者三十六岁），大约是参加科试或岁试失败而作（也有人认为是参加乡试），写来字字是血，悲痛欲绝。这些感受都提炼和概括到《聊斋志异》描写科举考试的作品中去了。试读他的《叶生》和《王子安》等篇，就知道他在作品中是熔铸进了怎样沉痛的生活体验。

在蒲松龄晚年的生活中，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在他感情上引起的反应也是非常强烈的。其一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作者七十一岁，他和他的密友张笃庆和李希梅，都是终其一生在科场上不得志的人，这时被举荐为乡饮介宾。什么是乡饮介宾呢？从明朝以来，地方每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仪，用以表示盛世“引年尚齿而尊德”，“例举三人：宾一，取诸缙绅；介一，取诸文学；耆一，取诸韦布（指韦带布衣，即没有做官而隐居在野之人）岁一行，无敢懈。”（见蒲松龄《代毕韦仲贺乡耆王美生序》及《代毕韦仲贺族人乡耆序》）由此事可见，蒲松龄虽然是一个落魄的穷秀才，但在乡里却是年高、德尊、望重，很受乡人尊敬的。可是，蒲松龄得到这一身份后，却是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写了一首诗，题为《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参与末座，归作口号》：“忆昔狂歌共晨夕，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了解蒲松龄一生的失意和由此产生的感慨，就能体会到他这时的感情。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光荣，而是一种相当可悲的结局，因为这种头衔，无异于宣布了他一生对科举考试追求的彻底失败。

其二是：康熙五十年（1711），作者七十二岁时得到了一个岁贡生的头衔。岁贡是每两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资历较深的廪生升入国子监肄业，称为岁贡生。贡生虽然没有举人的资格，但也可以授官。但是蒲松龄这时已经老迈衰朽，年愈古稀，这个资格还有什么用呢？蒲松龄自己是既重视又感到悲哀的。出贡半年多，县令没有按照规定赐给他贡生的旗匾，他曾写了一篇呈文给县令，这篇文章收入《蒲松龄文集》中，题为《讨出贡旗匾呈》，文中称：“虽则一经终老，固为名士之羞，而有大典加荣，乃属朝廷之厚。”说明他还是很在乎的。第二年，淄川县令谭襄赠给他贡生的旗匾，他写了一首诗《十一月二十七日，大令赠匾》：“白首穷经志愿乖，惭烦大令为悬牌。老翁若复能昌后，应被儿孙易作柴。”可见他内心的矛盾和悲哀。自己失败了，但对儿孙仍然抱着厚望。他的长孙蒲立德考中秀才，他十分高兴，作诗勉励他：“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喜立德采芹》）他还写过一首《示儿篪、孙立德》诗，大概是蒲立德在考中秀才以后科举考试也颇不顺利，他写诗来鼓励他，其中有云：“实望继世业，骧首登云路。”

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态度，还有两点应该提及，这在他相关题材的小说中也是有反映的。一是他为人正派，从不企图通过贿赂的手段去获取功名地位。他在《儿笏》一诗中就明确地写道：“人以黄金致，我将白手挥。”二是，他在遭遇失败时，归结为命数，觉得是自己的命运不好。在《试后示篪、笏、筠》一诗中，他写道：“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文字即擅长，半由听天数。”又《试牍》诗中也说：“幕中不衡文，凭数为成败。诸儿仍偃蹇，呜呼何足怪！”。

由于蒲松龄是一个在科举考试中经历了坎坷命运的失意知识分子，他将自己痛切的生活体验概括熔铸到他的小说中去，因而这些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痛切、真实、深刻，饱和着作者本人生活体验的血肉，饱和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血肉。

二、对考官昏庸与腐败的揭露和讽刺

蒲松龄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认为科举考试不能公平地选拔人才，关键在于考官的昏庸和腐败，因而这就成为《聊斋志异》中人才问题小说揭露和抨击的重点。

试官的昏庸无能，不能识真才、拔真才，是他写得最多、最突出，也是最带感情的，讽刺也最为辛辣。如《司文郎》（三会本卷八）就是描写试官不能衡文而最富于讽刺意味的一篇。小说写一个盲僧，他可以用鼻子代替眼睛来衡文，他把文章焚烧以后，用鼻子闻一闻就可以评出优劣。王生、宋生及狂妄而无才的余杭生三个人，拿出自己写的文章请他评判。王生的文章，盲僧“闻而颔之”，判定他一定能考中；而余杭生的文章，则“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膈）；再焚，则作恶矣。’”但他们去参加科举考试，放榜时却与他的评论相反，是余杭生考中而王生下第。盲僧感叹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并说他所论是文不是命，文命对立，文好而命不好，命好的则文低劣。接着作者又加一层写法，由余杭生而及于他的考官，盲僧又闻那些考官的文章，焚至余杭生主考官之文时，僧忽然“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在这里，作者借虚构人物盲僧之口，对试官的昏庸无能作了最辛辣的讽刺。

至此已经讽刺得夠辛辣了，但作者意犹未足，更别出一番境界，写宋生原来不是人而是一个鬼。他“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死后成为“飘泊之游魂”，他深有感慨地说：“生平未酬之愿，实欲借良朋一快之，今文字之厄若此，谁复能漠然哉！”宋生的话是说得非常凄苦的：平生不得实现的愿望，死后欲借良朋一快（希望王生能考中），已经够可怜可悲了；然而欲借良朋而终不得一快，就更加可怜可悲了。小说还披露了文运之所以颠倒的原因：原来梓潼府（即文昌府）中缺一司文郎（管理教育的官员），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后来宣圣派宋生任此职，嘱云：“今以怜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职，勿蹈前愆。”这里明确提出“怜才”的问题，正是作者从自己的经历中切身感受到的，所以提出担任司文郎的最重要的品德是知道“怜才”。

《何仙》（三会本卷十）也是揭露和讽刺“文宗不论文”的，构思和旨趣都跟《司文郎》相似。何仙（乩卜之神）能评文。李忭是一个“好学深思之士”，他的文章何仙断为“一等”。但他同时又看出李生的命运不好，因而叹息：“文与数适不相符，岂文宗不论文耶？”何仙出于对李生的同情关心，便亲自去“提学署”中一探视，“见文宗公事旁午（繁杂），所焦虑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客六七人”，而这些幕客却“大半饿鬼道中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狱中八百年，损其目之精气，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则天地异色，无正明也。”何守奇评云：“骂得痛”。李生考后竟居四等。作者的结论是：考生的命运在数不在文，关键不在于文，而在于文宗不论文。

《贾奉雉》（三会本卷十）是一篇尖锐泼辣的讽刺小说，讽刺的矛头也是指向考官的昏庸的，指责他们主持考试而不能衡文。贾奉雉才名冠一时，却屡试不中，后遇一仙人郎秀才指示一二篇作标准，但都是贾生以往鄙弃不足道的，贾负气不从，结果入闱再次落第。后来贾生故意把过去的落卷找来，集中了其中最为繁冗不好的句子，将其连缀成文，考试时不改一字，照录上去，结果反而意外地高中了。放榜后重读旧稿，一读一汗，读完，重衣尽湿，因羞愧而产生了遁迹山丘、与世长绝之念。小说的艺术构思很有特点，全文讽刺的对象是考官，但仅从应试者一面着笔。写他出人意外的遭遇，考官并未出场，作者并没有进行直接的刻画，但全部的笔墨都落到了考官的身上。由于是通过读者的想像来完成对考官的刻画的，因而考官的荒唐可笑和昏庸糊涂，就显得更加隽永有味，发人深思。

与此近似的还有《三仙》（三会本卷十一），同样没有直接写到昏庸的考官，而实际上却有一个考官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想像中。一士人赴试，遇蟹、蛇、蛤蟆所幻化成的三位仙人，三人以文会友，各作一题，文皆佳妙。士人怀之入闱，三题都是仙人所作，士人遂擢解（取第一名举人）。擢解之文，原来出于精怪之手，读来颇具讽刺意味。但明伦评云：“擢解之文，而出之于怪，已奇。怪而为蟹、为蛇、为蛤蟆，则更奇。”

《于去恶》（三会本卷九）也是一篇讽刺作品。以嬉笑怒骂之笔，写一字一泪之文。又一次揭出“数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骂帘官为“鸟吏鳖官”，称他们为“乐正师旷”（眼瞎），“司库何峤”（要钱），因而使得“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像于去恶那样有才学的人只能感到“命不可凭，文不可恃，不如休耳。”于去恶地榜（冥榜）被黜后，“泫然流涕”，与陶、方二友“相对默默，殊不可堪。”但明伦评云：“非过来人，不能得知如此真切。……先生久尝此味，故言之更为亲切。”

讽刺考官、学使昏愦的，还有《冷生》（三会本卷六）。冷生文章写得很好，因得了狂易病（精神狂燥），作文后总爱大笑，学使根本不看他的文章，只是因为他的一笑就将他罢黜不取。篇末“异史氏曰”中说：“如此主司，宁非悠悠（悠谬荒唐）！”《素秋》（三会本卷十）的“异史氏曰”中，明确批判“糊涂主司，固衡命不衡文”。

而对考官表现出最强烈的憎恶的，要算是《三生》（三会本卷十）（《聊斋志异》中另有一篇《三生》，题材不同，见卷一）。写湖南某人，能记前生三世，一世曾任考官，考生兴于唐被他黜落，愤懑而死。后至阴界对考官某提起诉讼，阴界里跟他同命运的冤死鬼竟以千万计，都来支持他对主考官的控诉。审案的阎罗因某失职而判以笞刑。兴于唐不满意，戛然大号；两墀诸鬼，万声鸣和。兴抗言曰：“笞罪太轻，是必掘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众冤鬼“又请剖其心”，最后阎罗只得判某人“以白刃劙胸，众始大快。”但明伦在此有一句绝妙的评语：“帘中诸公于披拣（阅文选材）时，有草率了事，漫不经心者，须防此一刀。”小说还写众冤鬼非常高兴地说：“吾辈抑郁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气者，今得兴先生，怨气都消矣。”实际上这位兴先生就是蒲松龄的化身，他这篇小说就是为当时成千上万被黜而冤愤至死的士子伸冤吐气之笔，是大快人心之笔。

还有一些作品对学官的腐败贪婪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蒲松龄在《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一文中，曾十分气愤地说过：“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这方面的内容虽不如揭露考官的昏庸无能那样集中突出，但也很值得我们注意。《僧术》（三会本卷七）是一篇讽刺小品，主要是讽刺封建士子的鄙吝的。黄生本来“才情颇赡，夙志高骞”，但存私念，“鄙吝者必非大器”，因此不能中甲科，仅以明经（贡生）终。但故事是以科举考试中的捐纳之风作背景的：关心黄生生活和学业的和尚出外云游，十余年后回来，原以为他早已飞黄腾达，却见他仍然只是一个白衣，于是出于怜悯，主动请求为他贿赂冥中主事者。花钱来买功名，这一点作者是自觉地意识到的，故在艺术构思中体现出来，“异史氏曰”也专就这一方面发挥：“岂冥中亦开捐纳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本来是要中甲科即进士的），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贡（贡生），犹昂贵耳。明经（明清时代对贡生的称呼）不第，何值一钱！”这篇小说的命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可以看出不同的意义。从黄生一面看，他没有按照神僧的要求将十千钱都投入到井中，是他鄙吝的表现；若是从主考官的一面看，则钱多可以给进士，而钱少就只给贡生，这跟商人按价售货没有区别。这显然是对科场腐败的深刻揭露和尖锐讽刺。

《神女》（三会本卷十）写的是爱情题材，主要颂扬米生和神女的爱情（知已之情），同时也顺笔尖锐地揭露了科举考试中的腐败情况：神女同情米生遭受冤狱，主动帮助他恢复被革褫的衣巾（恢复秀才身份），以便求取功名，但却说：“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于是取髻上珠花一朵可鬻百金，以作贿赂之资。后来米生多情，不忍弃珠花作贿物，神女复赠以金，并说：“今日学使之门如市，赠白金二百，为进取之资。”但米生性耿介，终不屑夤缘。顺笔描写，正反映了当时学界的真实情况，而米生的表现，却是蒲松龄本人品格的真实写照。

《饿鬼》（三会本卷六）写一个贪婪无赖，为乡里不齿，被称为“饿鬼”的马永，转世后参加科举考试，在旅邸昼卧床上，见壁间悉糊旧艺（此种文字只堪糊壁，蒲氏蔑视如此），见“犬之性”四句题，心畏其难，读而志之，入场适为是题，录呈竟得优等。后补为临邑训导，既酷且贪：“官数年，曾无一道义交。唯袖中出青蚨，则作鹭鹚笑；不则睫毛一寸长，棱棱若不相识。”诸生小故辄酷掠如治盗贼。“有讼士子者，即富来叩门矣。”　以“饿鬼”名篇即显示了作者揭露的重点。《考弊司》（三会本卷六）中那个考弊司主的名字叫虚肚鬼王，寓欲壑难填之意。果然，只有“丰于贿者”可免割髀之痛。对不给贿赂的士子就用利刀割肉的情景，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感叹说：“惨惨如此，成何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