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是一个关系到草原文化分期的新课题，已有研究者提出过一些值得重视的思路。有按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语种进行分期的；也有对草原上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社会性质变化进行总结，以其作为划分依据的；更有按照草原上先后出现的游牧民族及其影响寻求分期的；而既注意草原游牧民族出现的先后顺序，又把历史划分为若干个世纪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综合起来看，这些思路尚未形成统一的或系统的学术观点，亦都有其不科学之处。

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及这一矛盾的运动过程和运动形态，在研究历史分期时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个基本矛盾的具体内容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造成历史连续性的主线，是链接历史各阶段的主干。而其运动过程和运动形态能够使我们认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特点及其与历史连续性的链接、联结形式。在进行历史分期时，必须按照基本矛盾中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去认识。在这些阶段性矛盾中，政治领域中的重大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该历史阶段中的矛盾最鲜明、最集中的反映，是对经济、文化等领域矛盾具有规定性的社会主要矛盾，而政权的更替则是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转化的标志性事件和时刻。我们要科学地划分历史阶段，就要以此为依据。

在为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历史分期时，还要充分重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探索它们的内在联系及表现形态，探寻符合历史实际的划分标准。草原文化历史具有三个方面的特殊性。首先，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历史是一部区域性的历史，而不是由不同民族史组成的历史总汇，我们必须将其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和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源头之一进行研究。第二，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历史是多民族性的。自古以来多民族共存共生的实际，使北方草原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一方面，这些民族都是开发北方草原资源、创造北方草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生力军之一，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有相当明显的一致性或互补性；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分别生活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不尽相同的小区域内，社会经济类型、生产力水平、文化质地与形态、社会发展水平以及民族形成、发展（甚至还有消亡）的时间和进度诸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第三，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历史具有文化上的主体性与吸融性。这个主体性也就是本土性，是北方草原文化发展之经；吸融性也就是开放性，是北方草原文化发展之纬。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交织演进，开辟了北方草原的创新之路，铸就了北方草原文化的鲜明特色和优秀传统。

区域性、多民族性、文化上的主体性与吸融性，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三个特征。这是我们在进行北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时必须考虑的。下文仅以史籍中开始有翔实记载的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匈奴族头曼单于政权被推翻的公元前209年为开始，依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做如下设想。

以原创游牧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209年~公元906年）。

公元前209年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在此之前，见于史籍的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后有氐、羌、月氏、乌孙、匈奴、羯胡、东胡、肃慎、夫余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所采取的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方式，终究未能促进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其中，发轫于今内蒙古河套阴山地区的匈奴，在月氏、东胡的东西夹挤中实力孱弱，呈“东胡盛，月氏强”之势。公元前209年，冒顿弑父自立，并乘楚汉争雄、中原大乱之机，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征西讨，建立起“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山西北部、河北北部、陕北的河套地区、黄河以南以东广大地区”的具有行国特征的奴隶制政权。冒顿政权采取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结束了北方草原各民族有史以来“散居溪谷，自有君长”的局面，使区域经济发生了向整体化的转变，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这一切都佐证了冒顿单于于公元前209年发动的政变作为划分北方草原文化历史阶段性标志的价值。

在北方草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匈奴文化的进步具有奠基意义。但在同一时期内相继出现的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鹘等进入到奴隶制文明时代的民族文化也不容忽视。从公元前209年~公元906年是北方草原上民族群体最多的时期，也是时间跨度最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从匈奴到鲜卑、到柔然、到突厥、到回鹘演绎的政治统治权力的更迭，集中反映了这些民族和北方草原区域生产力兴衰的阶段性过程，同时也表现了北方草原区域生产关系的宏观整合过程。这种生产关系的大整合，在经济方面为大范围、远距离游牧创造了良好条件；在政治方面创造了适应以游牧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畜牧经济需要的行国政治文明；在文化方面取得了与游牧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技术、思维模式以及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等开创性成果。

拓展地域空间和经济类型的文化跨越发展期（公元907年~1205年）。

这一时期，进入中原部分地区进行政治统治的北方草原民族有鲜卑、契丹和女真。此外，还有党项族虽未进入中原内地，但也在同一时期内扩大了自己的生活领域，并建立了大夏国，在文化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也应一并列为本阶段重点研究对象。

契丹族的活动地区在潢水（今内蒙古东部西拉沐伦河）以南的松漠地区。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是“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把公元907年定为北方草原文化历史第二阶段起始标志年，是因为在此之前统治北方草原区域的回纥已经衰落南下、西迁，而这一年契丹族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取得连破室韦、于厥、奚等族和攻伐河东代北、击破后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后取代原部落联盟政权首领痕德堇而登上可汗位，为建立辽朝奠定了基础。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自号“天皇帝”，定国号“契丹”。其子耶律德光于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自耶律阿保机以降，辽朝共有9代皇帝，曾多次征伐北方草原各族，并取得了处于中原河北、山西北部的幽云十六州的统治权。其鼎盛时期之疆域曾“东起日本海，黑龙江口，西至阿尔泰山，北抵克鲁伦河，南以霸县、雁门关与宋交界。”

“女真”族始居东北牡丹江下游至松花江一带，后来，以完颜部为主体的生女真迁到了今黑龙江省阿什河流域。至10世纪后半期，生女真社会文明突飞猛进，他们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并掌握了冶铁技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公元1068年完颜阿骨打执政以后，基本上统一了生女真各部，并于1115年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南之白城）称帝建立金政权，先后于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形成了以淮河为界与南宋对峙的局面。自完颜阿骨打开始金代共传十帝，于1234年为蒙古政权所灭。

契丹、女真、党项这三个民族最初的生产方式，或游牧、或渔猎，并不完全一致，但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类型多样化的巨大成就，壮大了各自实力，拓展了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地域空间，实现了文化的跨越性进步。在经济文化方面，他们在继续进行游牧渔猎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家庭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手工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强化了社会分工和各经济类型的互补性。在政治领域，契丹、女真和党项族统治者都采取了有利于发挥各民族积极性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开明的政治体制、机制和政策。在科技教育、生活习俗、观念形态等文化领域以及与中原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等方面，这几个民族所取得的成就都很有声色，以他们作为创造北方草原区域文化具有跨越性功绩的民族是毫不过分的。

在统一中国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吸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发展时期（公元1206年~1911年）。

把北方草原历史文化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定于公元1206年，而不是金朝灭亡的公元1234年，是因为在这28年间，虽然金朝从章宗完颜璟执政后在经济、政治方面已经进入了衰落期，但北方草原上却正在完成着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族整合过程——以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为标志，曾经使世界为之震动的蒙古族开始形成了。蒙古汗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实行打破氏族部落界限的千户分封制，开展了灭金、灭辽的武装斗争。元朝建立后，在北方草原地区设立了几个行省管理政治、经济事务，不仅促进了蒙古族游牧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镇的发展，而且也带动整个北方草原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走向了繁荣兴旺。

满族是由金代女真后裔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聚合演化的民族共同体。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女真各部通过与明朝互市和朝贡，经济、文化得到较快发展。出身于建州女真宁古塔部的努尔哈赤乘势在东北地区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及其他两部女真，于1616年在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老城）称汗，建立起史称后金的割据政权。努尔哈赤逝世后，其子皇太极继位，继续与明朝政权争雄，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顺利入关，定都北京。

蒙古族和满族都具有较为开放的意识，在光大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将其融入本民族文化和文化创新能力之中，从而也促使北方草原历史文化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曾有许多攸关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的天文学、畜牧与农耕技术方面的科学理论著作问世，两族的社会封建化进程及适应多民族国家管理的政权体制建设也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他们在思维哲学、伦理观念、宗教信仰、城市和宫殿建筑、生活习俗、文学艺术各方面都取得了特色鲜明的成就，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

总体来看，通过以上的划段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伴随区域内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各民族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逐次整合，尽管在各历史阶段中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内涵仍旧参差不齐，但古代北方草原历史文化整体向上发展的连续性及其如江河入海般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趋势是相当清晰的，整个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因此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