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热”与“经典热”背后的忧与喜

一般地说，国学就是指中国的传统之学。过去有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即经学（包括小学），史学，也叫乙部之学，子学，集部主要是辞章之学；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是指那些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与语言文字学的专门之学。国学，应该是西学东渐以后才相应出现的叫法，在国内叫国学，在国外则叫做汉学。准此而言，国学是高难度的专门之学，研究者也应是少而又少的部分学者，而且，除了所谓大师（现已硕果无多），每个学者也只对他研究的那一领域有发言权。如此高难度的学科，现在居然掀起了“国学热”，真有点匪夷所思。因而当下所谓的“国学热”，其实是社会大众热衷于国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相关知识。

今天讨论的经典，当然是仅指国学经典。但无论国学，还是西学，说到经典，在它所属领域中至少应该符合两个条件之一：第一，具有原创性的不朽影响；第二，占有里程碑的重要地位。至于文化经典，不言而喻，就是那些在各自文化领域里至今仍保有原创性与里程碑意义的名著。经典，毫无疑问是名著，但反过来说，名著却不一定就是经典。就中国文化经典而言，孔子的《论语》以及《老子》、《庄子》、《孟子》、《孙子兵法》，才当得起经典的地位。这些经典，应该是人格与知识健全的中国人必读书，是长传不衰的恒温的书，严格说来，不应该存在此前的冷与现在的热。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推出过数量浩大的国学基本丛书，其中许多是国学经典，也未见有过什么“经典热”或“国学热”的说法。因而，现在的出现“国学热”与“经典热”未必是正常现象。透过这一现象，对于整个社会人文素质修养而言，可以说是令人忧喜交集。

说是“忧”，因为这一现象至少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反映出我们以往的人文教育，实际上是被忽视与不到位的。以至有那么多读者，还不仅仅是年轻学生，都在如痴如狂地希望通过有关畅销书来补一补自己对文化经典的浅薄与匮乏。毋庸讳言，我们的人文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学教育，只抓语、数、外，语文教育又只教些言不及义的字词句篇，历史教育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中学生在进入高校或踏上社会以前，不要说人文精神，甚至连起码的人文常识都出现了空白。再看高等教育，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论哪个专业，都必须修读大学语文与大学历史。但五十年代后，不要说理工农医，就连文科，除了历史专业，包括中文专业也不修大学历史。绝大多数人只有中学里那些可怜巴巴的知识。出现购读关于经典或历史的畅销书来补上一课的社会现象，也就见怪不怪。

第二，正因为人文教育的缺位，社会整体人文水准下降，一旦脱离机械式教学的课堂与教本，走上社会，在人文学习，包括经典阅读上，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完全找不到方向，寻不到感觉，连合理选书与读书都谈不上，更不要说个性化阅读。于是，国学补课与经典阅读就向物质消费的方式看齐，跟风盲从成为一种时髦，只认媒体追捧的那本读物，唯独缺少了个人的知性与趣味，满世界就一个品牌，就好像饮料只知道喝可口可乐，不知道还有上好的碧螺春一样。每个人，依照他的个性特点以及不同的年龄段，对经典的选择未必是万众一心的。如今，一本心得，万众追捧，唯独缺少了自己的个性选择。既然个性化阅读正是衡量一个人人文素质修养的参数，那么个性化阅读的严重缺失，难道不正是折射出社会群体的人文素质还没有达到高位吗？

当然，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国学热”也好，“经典热”也好，“史书热”也好，确实蕴涵着社会人文意识的新走向，表明人们对经典与历史的重视，而对经典与历史的尊重与理解，正是人文素质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常说中国泱泱大国，五千年文化绵延不断，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我们的人文传统有过中断，这种中断，既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也有政治干预的因素。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个价值支撑点。十年浩劫过后，传统的价值已遭到唾弃，新立的价值又受到嘲弄。面对着道德滑坡，价值失范，人们这才认识到，蔑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华的东西，是要遭到报应的。这才感到，有必要重新拾回那些曾经被我们扔掉的东西，拾回中国人之所以成为其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这才感到，必须重新补课，重新做人。所谓“国学热”与“经典热”就与这种反思有关，表明了人们希冀通过经典重温，再铸自己乃至整个民族的价值支撑点。对传统经典，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从全面否定，回到重新温习，并形成了“经典热”，毕竟是一种值得庆幸的高兴事，说明一代人在认真思考，走向成熟。

二、“国学热”与“经典热”中的媒体与读者

应该说，目前的“国学热”与“经典热”与媒体炒作大有关系。有人说央视“百家讲坛”在打造“学界超男”与“学界超女”，话虽然刻薄，却也有一定道理。中国第一媒体一炒，全国其他媒体也紧紧跟上。电视新闻等强势传媒一炒，出版社等其他媒体也紧紧跟上，于是乎，各种有关历史、国学与经典的讲坛节目与通俗读物都一哄而上，企图在市场消费的滚滚热浪中分一杯羹。这样一来，“国学热”、“经典热”与“史学读物热”就成为了大众话题。

正因传媒的力量是巨大的，这里就有一个导向问题。我们以为，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主流媒体必须注意自己的价值导向。例如，讲历史，是否一味以权谋为着眼点，津津乐道，以偏概全；是否一味把康、雍、乾歌颂成好皇帝，为君主专制唱颂歌；是否一味推崇好官清官，为臣民意识打基础？其中就有媒体的价值取向在。

其二，应该宣传一种多元选择的意识。媒体在宣传国学或经典及其普及读物时，不要一味跟风，缺乏清醒的不同意见。例如，品三国的书，就还有大家吕思勉的《三国史话》，专家黎东方的《细说三国》，名家林汉达的《三国故事》，各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即便对经典，也不要宣传一种顶礼膜拜的盲目态度，让读者知道，每个人对不同的经典及其内涵的摄取，也都是可以有所选择的。

其三，不同的媒体要有自己独特的定位与追求。包括出版社在内的各种媒体，由于面对不同的读者群，没有必要往一条道上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南怀瑾《庄子喃哗》等经典解读的读物，不失为一种选择。上一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推出国学小丛书的经验，是否也有专业出版社可以借鉴呢？

至于有些读者，在当前的“国学热”与“经典热”中的表现，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其一，热情高涨。其二，缺乏主张。先说其一，由于前述人文教育的缺失与缺位，一般民众对“历史读物”乃至“国学经典”，都有着出乎意料的求知欲望，这种求知欲望来势凶猛，自然而然转化为对相关传媒及其产品的消费热情。“国学热”，“经典热”，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再说其二，同样由于前述人文教育的缺失与缺位，一般读者往往缺少个性化的选择，就会随波逐流，把媒体炒作的那本书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或唯一选择。

于是，就出现这种现象：解读经典的书热销，经典的销量却不见长。这就颇有点买椟还珠的讽刺味道。对一般读者，亲近经典，恐怕也有个态度问题。不能太急功近利。经典作用于人的素质是潜移默化的，经典不是应用型、工具性的图书，更不是达喜咀嚼片，几分钟内立刻起效。对经典应该有一种敬畏感与欢喜心，抱着那种立竿见影、活学活用的期望值去读经典，十有八九会失望的。至于指望读一本解读经典的畅销书，就能一蹴而就地把握经典的全部内涵，那是舍本求末，就好比拿着一本九寨沟的导游书，当成美不胜收的九寨沟一样，到头来也就只是读一本畅销书或导游书而已。所以，我们以为，阅读也应该像宋人严羽所说的那样，“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沧浪诗话·诗辨》）。只有阅读经典本身，才是单刀直入，取法乎上，才能直截根源，探骊得珠。读点导读是可以的，但任何导读都不能取代你自己对经典本身的阅读与感悟，借用程颢的说法，这是要“自家体贴出来的”。

三、专家学者在“国学热”与“经典热”中的作为与不作为

这里主要涉及如何看待“国学热”与“经典热”中学术与普及、专业与不专业的问题。

先说学术与普及的问题，牵涉的是国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关系。国学的学术功能主要通过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国学自身的推进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近年来对战国简、西汉简中儒家经典佚文的研究，非专业的人根本不会了解，但代表了国学研究的前沿，体现了学术积累。国学的社会功能，则主要是对我们民族，对每一个中国人所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学术功能蕴含着间接长远的社会功能，它的社会价值体现周期长，表现也不直接。国学的两种功能是统一的，不能偏废。国学实现其社会功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某些领域里的相关人士直接阅读或利用相关的国学前沿成果，但能够这样做，或者有必要这样做的人，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的。二是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国学知识，这是实现国学社会功能的根本途径。对广大民众而言，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国学成果，他们需要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亲近国学与经典。

在优秀学者那里，国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是可以协调兼顾的。这可以有两种体现方式。一方面，学者在成果表达上尝试多种体裁，既可以是学术专著，也可以同时是通俗读物。例如，钱穆的《论语新解》，从形式说接近大众读物，从性质说，却是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学者不妨既写体现研究前沿的学术专著，也写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例如，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堪称典范。

当然，学者也可以根据各人擅长或秉性而有所分工，有些人只写学术专著，有些人兼顾普及读物。但倘若有人以所谓学术性来鄙薄这种工作，嗤之为小儿科，则是大谬不然的。试问，如果不设“小儿科”，只用脑外科的绝技能医好小孩的病吗？孩子夭折了，或者从小落下病，健全人格的栋梁之才从哪里来？而且学术性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著述的形式，通俗读物也可以富有学术含量，成为学术经典，张荫麟《中国史纲》原是高中历史教科书，而其学术价值早就为学界所推崇。至于当前那些为考核而出炉的专著论文是否都一定有学术性，倒是大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

再看专业与不专业的问题。目前，有些因品读历史或解读经典而走红的人，并不都是相关专业圈子里的人，对他们越界飞行，有些专业学者颇有看法。我们认为，首先，专业学者不必有谁动了我家奶酪的小家子气，要有一种多元并存的宽容态度。他们的越界飞行，也许会给国学通俗化与普及化吹来新风，只要史实、论据经得起推敲，作为一种风格，不妨与专业路数并行共存，让读者按自己的口味去作选择。其次，专业学者也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不作为。为什么要由那些非专业的人士越界飞行来做本专业的普及工作呢？而有些专家学者不愿做、不屑做或不会做的国学或经典的普及工作，却一味地不是以“不专业”来非议圈子外人的尝试，就是以“小儿科”来鄙薄圈子里人的努力，那就恐怕只能听任那些越界飞行者来占领解读经典或品读历史的市场了。

当然，我们提倡专家学者应该重视国学普及与经典解读的工作，并不是说让所有专家都涌到国学与经典普及化的路上去。有的学者专业研究是行家，但在普及读物上未必是高手；有的学者可能近期正潜心于前沿学术研究，分身乏术，无暇旁骛。因而，在鼓励专家学者在“国学热”与“经典热”中有所作为时，也要尊重另一些专家学者不作为的选择。

（本文是在6月22日上海人民出版社举办的2007年“国学与经典”上海学术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