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看道统，不能仅仅停留在朱子那个时代。我们不能狭隘地看道统，朱子所谓的道统，实际上就是自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传统。道统的直接对立面，是异质文化，是异质文化的入侵和对本土文化的阻断。所以，捍卫道统就是捍卫本土文化，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提出“道统”这个概念，既具有伟大哲人社会担当的现实意义，更具有伟大思想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深切关怀。

一、朱子倡“道统”继绝学

道统就是自“上古圣神”以来所一脉相承的文化和精神传统。

淳熙己酉（1189）春，朱熹作《中庸章句序》，开宗明义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这是“道统”作为一个专用名词的第一次出现。

那么，什么是道统呢？朱子以为，道统就是自“上古圣神”以来所一脉相承的文化和精神传统。他认为，道统为上古圣神所创立，但是由尧、舜形诸文字；道统的传承系统是这样的：

上古圣神（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成汤、文、武之君，皋陶、伊、傅、周、召之臣——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二程子……

我们仔细品味《中庸章句序》，不难看出朱子的文化与精神关怀之所在。首先，他关注传承，也就是说，道统不能断，所谓“继往圣，开来学”。其次，他特别警惕异端之学对道统的侵蚀与阻断。在朱子看来，异端之学在子思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孟子能“推明是书”，而使道统得以相续。但是，孟子尔后，道统就中断了。在朱子的传承体系中，从孟子到二程，中断时间达千年之久，而道统失传的主要原因恰恰是：“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

这一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朱子在论说中往往老、佛并举，但是，真正引起他忧虑的主要是佛。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后变成了禅宗，从此，佛教在中国生根而得以广泛传播。佛教由于历代帝王的支持，传播之快，信徒之众，远远地超过了儒学。佛教，是外来文化，佛教文化的大举入侵，首先和主要冲击的，是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的本土文化。尤其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信佛、佞佛，以佛教的教义来曲解儒学的经典，使中国的本土文化有中断的危险。所以从唐代起，就不断有人对这种危险提出了警示。宋代的知识分子中也有文化主体意识非常清晰的学者，他们以继绝学为己任，他们的杰出代表就是周（敦颐）、程（程颢、程颐）、张（载），他们创立的道学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开辟了道路。但是，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承担起儒学全面复兴与道统继绝开来的重任。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朱子。

道统的中断，除了异质文化的入侵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使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所谓“斯文湮塞，人心蛊坏”。

其实，今天我们看道统，不能仅仅停留在朱子那个时代。我们不能狭隘地看道统，朱子所谓的道统，实际上就是自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传统。道统的直接对立面，是异质文化，是异质文化的入侵和对本土文化的阻断。所以，捍卫道统就是捍卫本土文化，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子提出“道统”这个概念，既具有伟大哲人社会担当的现实意义，更具有伟大思想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深切关怀。

道统的式微，并非自宋代始。道统从兴盛到衰败，除了以上所述的两个原因外，还有它自身的原因。

儒学自东汉取得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后，孔孟之徒就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发挥。但是东汉以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战争频仍，南北暌违，儒学经典的传授各守师法，门派林立，尤其是长期的南北割据使南北两地的经学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变异。李世民统一全国以后，以雄才大略看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混乱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危害，贞观十四年，他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使儒学经典归于一统，其功居伟。但是，一部《五经正义》，后来扩大到《十三经注疏》，同样走上了繁琐与复杂，穿凿与附会的不归之路。儒家的经典被学究化，远离生活，远离民众。

更为严重的是，《十三经注疏》被化为国家的意志以后，使儒家经典定于一尊，被固化，被封闭，被教条，从而失去了活的生命力。但是，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被固化了的儒家经典却不能与时俱进地对时代做出回应，它成了书斋中的摆设和经师们的玩物。它的式微，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承续道统，建构“新儒学”

朱子承担起改造儒学，重建儒学，承续道统的历史使命，他建构了“新儒学”。

朱子是如何改造儒学、重建儒学的呢？

首先，朱子对儒学的经典作了一番重新整合，整合的目的是简化和经典化。他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抽出最核心最基本的文本予以重新诠释，使之经典化、系统化，从而构建了一套全新的儒学体系和理论框架。这一工程的杰作就是《四书》学体系的形成。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朱子新儒学的核心文献。朱子的诠释，不做学究式的繁琐考证和引经据典，一以简洁、通俗和准确为务。经他的改造，这四部经典变成了可读、可研究、可深可浅、可开可合的，进入理学殿堂的基本读本。

其次，构建自觉的理学体系。

宋以前的原始儒学，其核心议题是：修、齐、治、平。他们的视野还没有拓及到宇宙和人性的本源问题。朱子为儒学补上了这一缺失。他构建了心性论以揭示人性之本源；他构建太极论，以揭示宇宙之本源。同时，他还构建了理气论、认识论、修养论、人性论等。

第三，在构建其理论框架的同时，他建立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为建设和完善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语料和平台。

朱子的理学体系和话语系统还为我们提供了打破西方学术研究话语霸权的活的语言资源，这有利于中国学术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也有利于中国学术以平等的地位与西方对话。

第四，建立完整和系统的儒学礼仪（形式）。

原始儒学自有其完整的礼仪，如：祭天、祭地、祭祖、祭圣贤，又如：庙堂有庙堂之礼，学校有学校之礼，家庭有家庭之礼等等。相对于儒学的经典而言，这是一种形式。它与儒学的内容（经典）相表里。但是，一方面由于原始儒学的仪式太繁复不便于执行，另一方面，随着儒学的式微，它被遗忘和丢弃。所以到了朱子的时代，儒学的礼仪已经支离破碎，有的失传，有的被曲解，有的被佛教和道教的仪式所取代。朱子重整礼学，全面修订儒家的礼学著作，同时参酌旧制制定全新的礼制。

 朱子如此重视“礼”，自有他的深意。

朱子把礼看作是有形之天理，是天理的表现形式，是行为的规矩和处事的凭据。他把礼看作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同时，他还强调了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於道”。

朱子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这使他构建的理学体系成为一个严整和周密的系统，同时也使理学的理论起到了反哺社会、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三、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

经过朱子的改造，儒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朱子的贡献远不止这四个方面。我所关注的另一个话题则是在内容之外——朱子在改造和重构新儒学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复兴国学，有着积极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集大成，是朱子学方法论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他的学术，集宋代理学前辈邵、周、张、程之大成，也集同时代理学家如吕祖谦、蔡沉，乃至不同学派如陈亮、陆氏兄弟之大成。

除了集理学之大成外，朱子还能集不同学术门类之大成。朱子是一位大学问家，经史子集无不精研，天文地理无不通晓。这种集大成之功力给了他贯通和融会的极大能力，这种能力使他能超然而驾驭群经。也是这种功力使他有可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门类和分支整合成一个新的系统——新儒学。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吸取了佛教与道教的精华为我所用，收到了化腐朽为神奇之效。

朱子早年信佛，受教李桐以后始得顿悟前非。他从佛教中解脱出来以后，一方面对之保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则撷取其精华，加以改造，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朱子对佛教的吸纳和改造取得的一个最重要成果是：造就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辨。

理学的思辨思维与中国古代的名家、墨辩家及玄学有某种联系，但是它的直接的思想和方法资源则是佛学。佛教哲学的思辨方式对玄学的影响很大，但是真正直接、主动地将它嫁接到哲学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中来的还是理学，朱子是这一嫁接的大师。

朱子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提升是非常重要的。理学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除了它的价值观、它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它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训练，它造就了聪明的中国人。

朱子在再造儒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必须时时面对并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传统。

朱子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呢？

他的做法是：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

对待传统，朱子怀着一种敬畏的热爱，他高度认同传统的价值，并以承传传统为己任。他的新儒学建立在恪守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来看朱子思想的展开，他所依傍的主要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文献，而他展开思想的主要方式则主要是“述而不作”。“述”，实质上就是借用传统的思想与理论资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是传统的延伸，而不是另起炉灶。这证明，他的方法论与他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这是“道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继承传统并不是拘泥于传统。传统在朱子那里是活的、发展的和开放的。朱子思想的展开是以传统的经典文献为依归的，但是，这种展开并不是重复传统，复制传统，而是用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传统的经典作出全新的与时俱进的诠释。朱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决不纠缠于对过去思想资料的评判和争论，而是高屋建瓴地用新方法新观念对传统和经典作重新解释。当然，这种新解是以对文本的全面理解和把握为基础的，是言之有理和有说服力的。这要以博学和通达为背景，如果没有朱子那样的大学问，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经过朱子的改造，儒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学，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而是经过朱子改造过了的“新儒学”。

四、复兴国学，有待以我为主的新诠释

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有赖于对它作出与时俱进的全新的诠释，有赖于对它作出科学的再构和改造。

朱子一生七十年，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台湾有一位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诠释朱熹，也可以批评朱熹，但是我们不能绕过朱熹。”这是一句非常精辟的关于朱子历史地位的评论。虽然从上一个世纪初叶开始朱子即受到了来自不同学派、思潮和政治势力的批判、攻击，甚至是诬蔑和谩骂，但是，他的思想和学说无法被消灭。相反，经过这么多年炼狱般的煎熬以后，朱子和朱子学变得更具有活力，显示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尤其是高科技和信息革命带给这个星球急速的经济发展和迅猛的全球化进程以后，物质对精神的冲击，技术对人文精神的覆盖，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西方文明踏着全球化的步伐而形成的思想、文化、政治等话语霸权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冲突、战争、动乱，使人们不能不思考“为什么”和“怎么办”。在寻找“突围”之路的时候，人们重新眷顾了已经沉寂了多时的朱子学。

其实，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朱子当年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我们面临着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西方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挟持着全球化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席卷着全世界，它对我们这个一向封闭的国家的渗透，可以用“席卷”这个词来形容。好莱坞、肯德基、麦当劳、因特网、托福、迪斯科、超女、NBA、F1、MBA、CEO……可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所包围。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有人安之若泰无动于衷，有人惶恐不安手足无措，也有人暴跳如雷歇斯底里。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看朱子，面对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佛教，他的态度并不是一味地排斥，而是有选择地吸纳。但是这种吸纳是以坚持文化的主体精神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强调“道统”。朱子的文化主体意识非常自觉，他以捍卫本土文化、捍卫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己任。他一再强调二程兄弟在传道中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并以自己能作为他们的继承者而自豪。正是这样一批具有强烈而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中华文化的传统才得以薪火相传，才不致中断，中国人才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也正是这种文化的主体精神，才能使中华文明在一波又一波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始终保持了独立而辉煌的存在，也才能保证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可能与其他的文明平等对话。

不排斥外来文化，但是必须坚守住本土文化。这是朱子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第二个问题：如何对待传统？

毫无疑问，坚守本土文化，就是坚守传统。但是如何才能守住我们的传统？朱子改造和重建儒学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不能抛弃传统、割断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思想与精神之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文化传统丢了，这个民族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朱子在承续传统的过程中，一方面高举“道统”的大旗，揭示出道统与延续民族生命相关。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意以传统的、本土的思想与精神的资源库，作为自己研究、发展与建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样，传统就自然地得到了延续和继承。

第二，改造传统、再构传统，使传统与时俱进。

坚守传统又不能墨守陈规，不能泥古不化。要使传统保持活力，使它的生命力始终不枯竭，就必须不断地为它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它能不断更新，与时俱进。这就是朱子“新民”之说的深意所在。

朱子对传统的改造和再构是非常成功的，他使用得最多的一个方法就是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这一经验，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具有很现实的启示意义。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批判地继承。这种思维模式，首先立足于批判，它的前提是：传统不是一个好东西，对传统要保持怀疑和警惕，要保持距离。这种思维模式，使传统失去了亲和力，使人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畏感。我们承认，传统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如何区分，要知道，这是一个思想问题、精神问题，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糟粕与精华是杂糅在一起的，并不能如物理切割一样可以切割清楚。高明的做法是如朱子所为：不去纠缠于是非曲折，而是以我为主，对传统作重新解释，赋予它新的内容和生命。这是朱子的方法论，这一方法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当下，出现了一场来自草根阶层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国学复兴热。尽管这场风潮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发起和参与这一运动的人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诉求——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复兴传统，停止对传统的抹黑与糟蹋，则是共同的。中国的文化传统，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来自“左”或右的破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现在，随着国力的增强，复兴中华文化的时机已经来临。但是，传统文化的复兴并不是仅仅通过读经就可以完成的。读经是需要的，它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一课。传统文化的真正复兴，有赖于对它作出与时俱进的全新的诠释，有赖于对它作出科学的再构和改造。我们的时代需要新儒学。就此而言，我们的时代呼唤一大批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有很深的传统文化造诣的当代“朱子”。

作者简介：朱杰人，194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副院长，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世界朱氏联合会秘书长。主要著作及论文有：《朱子全书》（主编）、《历代诗经研究要籍解题》、《论八卷本<诗集传>非朱子原帙兼论<诗集传>之版本》、《朱子<诗传纲领>研究》、《<诗集传>引文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