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方为污仲尼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2页）。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孔子之功非《论语》　绍述“圣道”在六经

陈明先生说，训诂不仅要从字词中着眼，而且要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看，这个说法我很赞成。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古儒崇奉《五经》而不是《论语》，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学派当时的主要事业是什么？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论语》教人修身养性，《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这话被许多人理解为他自认主要是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对。所谓“述”，并非讲课，而是“绍述”即整理、阐扬之意。整理什么？就是整理三代（其实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教书，不写作”，而是“绍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创作，坚信并弘扬古代的道理”。

可见孔子并不标榜自己创作了什么，就算《论语》是他的口授作品，与他整理、编辑的西周典籍即所谓“六经”相比，也并不重要。孔子也没有标榜教出了多少学生，但很自负他传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马迁、班固等人强调的也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功。按照汉儒的说法，《易》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诗》三千篇，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皆配弦歌；《尚书》三千篇，孔子删定为百篇；《士礼》十七篇，为孔子编定；《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史记”（指当时的官史，并非后来那部“太史公书”）修成的（《史记·孔子世家》）。尽管这些说法具体到每一项都争议不少，但孔子绍述古典之功是公认的。总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他系统地整理了西周以来的典籍，“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载之，而不是他自己创作了什么。

当然除了整理六经，他还干了许多事：他曾经风尘仆仆到处游说，希望当权者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也确实立学杏坛，为传承“周公之道”培养了许多门生。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吾从周”而为，而承载“周制”弘扬“三代”价值观的，主要并非《论语》，而是“六经”。

不仅那时儒家的经典是“六经”而非《论语》，甚至儒门的宗主究竟是孔子还是周公，也长期存在着争论。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是他死后子贡、宰予等一帮门生把他抬举成圣人的。其实，子贡他们远未达到目的。所以直到汉代，在儒家内部的经学论战中古文经学派仍然主张儒门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师”，周公才是“先圣”。先师传先圣之道当然也是伟大贡献，但不能与先圣等量齐观。尽管这种“传经不传道，尊周不尊孔”的论调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状态下“从君不从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说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讲“从周”、强调对于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绍述者而非创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丧家只缘周变秦　坑儒皆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尔这样的西方人看到《论语》这样充满了浅白“大实话”的书便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固然是蔽于偏见——不读六经，只凭《论语》来妄评儒学，这与只凭《毛主席语录》来妄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样吗？而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那也有似于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几乎花毕生精力来搜集、整理、编辑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学（《易》）、政治文献（《书》）、社会伦理规范（《礼》）、官民文艺遗产（《诗》）和历史纪录（《春秋》）等，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仅仅基于学术兴趣。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当近代以前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因此五四以后的激进派有称道孔子的，说他是“革命家”，这自然是夸张，揭竿造反这种事孔子不会干。但他是当时的“异见人士”则毫无疑问。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过去我国史学界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阶段论”曾经认为周秦分别属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而且把秦以后的政治结构称为“封建专制主义”。于是维护周制的孔子就被斥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人物，而汉武帝以后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学又被斥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再这样讲了——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汉语传统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具体相信什么“五种形态”，但总相信历史进化论，认为后来总比先前好，后来的秦不管是什么“社会”，总比先前的周“进步”，而孔子要“复古倒退”，总是不对的。这种看法问题也很大，姑且不说“后来总比先前好”的庸俗“进步史观”能否成立，就算“后来”确实更为“进步”，它也并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则社会怎么能继续“进步”？而这种批判利用过去的资源、采取“复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实甚为常见。中世纪晚期西欧著名的“复兴”运动（过去译为“文艺复兴”不确，而且望文生义容易误解）不就是以复希腊罗马之古为标榜的吗？它是“复辟”了古希腊罗马的所谓“奴隶制”还是推动西欧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对于孔子的复古、“从周”，我们既不能闭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个超时空的神仙，捧成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话大话的“圣人”，也不能抓住“复古”就骂他“反动”，似乎“先进分子”就只有满嘴摩登一身时髦。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加给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而今天我们论孔子，当然要讨论这“古”当不当“以”，但更要讨论这“今”该不该“非”。——这且按下不表。

丧家烈士鲁诸儒　看家好狗叔孙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劲讲道德，正是因为当时宗法道德已经崩溃。这无疑是对的。在宗族认同普遍、封主－封臣关系稳定的西周，那套价值体系就像“人要吃饭”一样被视为自然，并没有系统化论证与大力弘扬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没有儒家一说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它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论语》———一本头绪纷繁随手记下的孔门师生杂感录重要得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鲋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以法治国儒治心　《论语》于是而为经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他们先是学会了“以法入礼”（瞿同祖先生曾论证过曹魏时“以礼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实际上此前数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礼”和“伦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时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时的儒家了）。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又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丧家狗”的习性尚未全泯，他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到“看家”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这时《论语》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而《论语》作为纪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书，恰好用作修身养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亦即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后来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万松老人自知佛学不能治国，所以只为之争取形而上领域的权威地位。但确切地说，这话与其说讲儒佛关系，不如说用在法儒关系上更合适，就是“以法治国，以儒治心”（当然这里讲的以法【家】治国决不能混淆于今天强调现代人权法治的“以法治国”概念）。秦不用说是以“反儒”治国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国”，充其量不过是以“儒表法里”治国而已。于是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来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

在古儒看来，不仅儒家的经典是“六经”而非《论语》，儒门的宗主究竟是孔子（下图）还是周公（上图），也是一个问题。图片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