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全国人口尚不及1亿，到乾隆晚年已近3亿。而乾嘉以后，人口增长更是进入高峰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一举突破4亿大关，咸丰元年（1851年）达到4.3亿。康乾盛世时，统治者就已感到人口的压力，多次提到生齿日繁的忧虑；乾嘉以后，庞大的人口越来越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统治者亦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调控。

乾嘉以后，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人口急剧增多最直接的后果是生存的日趋困顿。由于人口众多，“虽幽岩邃谷亦筑室其下，峻岭高原亦耕种其上，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矣。”（同治《利川县志》卷3《风俗》）即便如此，晚清人均田地也只在两亩左右徘徊。而据洪亮吉、陈重民、罗尔纲等诸多学者统计，当时人均四亩土地才可维持生计，不至挨饿。人口日增，土地日匮，终致百姓生计日蹙，饥荒不断。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水灾后，饿死者就达几十万人。更不用说著名的“丁戊奇荒”，好几百万人因此丧命。人如果连吃饭这一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保障，自然会出现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便是流民问题。同治年间，汤成烈言：“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此皆游民耗蠹于农者也。”（汤成烈《治赋篇三》，《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时报》言：“昔之农、商堪自给者，而今则每岁所获不给衣食，流离转徙尝千万人焉。”农民自古以来安土重迁，但当无地可种，生计无着之时，便只能背井离乡，寻求其他出路。这必然会导致社会严重失序，动荡不安。道光帝就曾慨叹：“近年以来，命盗大案，层见叠出。”最严重的当是频繁的农民起义。据费正清先生统计，仅1856年至1865年，民变就高达2332次（《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汪士铎曾言“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而据蔡少卿先生统计，乾嘉道三朝天地会的骨干成员，大多数来自农村的破产劳动者（《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晚清人口高峰之时，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天理教起义、会党武装起义等连绵不断，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难以承受日渐艰难的生存压力。社会极度动荡的结果便是国势的衰败。人口素质也成为一大问题。在温饱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想要提高国民的健康素质与文化素质只能是梦想。

“为政之要，首在足食。”面对人口带来的巨大压力及社会问题，晚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是鼓励垦荒。规定水田耕种六年、旱田耕种十年之后才收税。同时继续沿袭乾隆时期政策，边省和内地可垦的零星土地，“悉听本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放垦区域也随之逐渐扩大。清前期禁垦的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沿海地区等，咸丰年间部分弛禁。光绪新政时期更是废除禁垦令，实行全面放垦。

二是移民。将地狭人稠之区的百姓迁移到地广人稀处。陕西、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成为百姓迁移的重点。光绪三年（1877年）就谕令：“乌垣附近沃攘居多，着英翰即行广为招徕，设法开垦，俾失业穷民各安生计，不致流而为匪。”（《清德宗实录》卷316）连以往被统治者视为“龙兴之地”的东北一带，到咸丰年间也不得已开始弛禁，引纳汉人入住。不仅百姓如此，皇室自身也不得不实行部分迁移。早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帝即下旨宗人府将过剩宗室人口移居盛京，道光年间照例行之，以此缓解京城人口养赡压力。

三是建立救助、捐助体系。遇有灾年、荒年，政府一般都采取措施对老百姓实行救助或蠲免赋税。同时也辅之以民间救助体系，鼓励官员及地方绅商积极参与捐助。一般是以给予捐赈者名誉或官爵、功名进行劝捐。比如乾嘉年间，安徽寿州绅士孙蟠、孙克任先后捐银九千两。嘉庆六年（1801年），仁宗下令孙蟠由原捐知县衔赏道员衔，孙克任则由原捐布政司理问衔加给同知衔。嘉庆七年（1802），孙蟠、孙克任再捐一万六千余两赈济，仁宗命地方官“就近颁给匾额，并加赏大锻二匹，以示鼓励”（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403）。

四是提倡节俭。晚清皇帝多次颁布上谕，强调以节俭为先。最为闻名的当是道光帝。他一生主张崇俭去奢，不仅身体力行，还写过《崇俭去奢论》、《节用而爱人论》等文章倡导此风，后人称之为有恭俭之德。

鼓励垦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利用资源，扩大生产。然而无限制的垦荒也带来一些弊端，突出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移垦山林造成许多地方“老林无多，山渐为童”，围湖造田使得昔者名湖大半成桑田。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载“每遇大雨，泥河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道光后长江中下游洪灾频发，旱灾和虫灾也时常有之。据统计仅湖南地区蝗灾就高达25次。晚清几乎无年不灾，成为自然灾害的高发期，不能不说与之有密切的关系。滥开荒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导致生产的凋敝，如此恶性循环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困顿局面，难以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移民在一定程度能够改变人口分布失衡状况，促进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暂时能缓解生存压力。但当空旷之地人口充斥之后，又会激化各种阶级矛盾，动乱亦随之而起。比如湘黔地区在客民侵占日见其多，而苗疆田地日见其少的情况下，苗汉积忿相伤，争斗纷起。而在陕西山阳也是“乡里械斗之习，视为故常，固于僻处山陬，亦土客之势积不相能有以酿之也”（《陕西宪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民情类》）。

政府救助也由于财力有限，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史稿·食货志二》载道光十五年（1835年）各省的常平仓谷仅有2400余万石。到了光绪初年，则是“仓储多虚，并仓座亦多无存”（《皇朝政典类纂》卷156）。政府以适当的奖励建立起来的民间捐助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人们的爱心与赈济热情，有助于消解贫富矛盾，但过于依赖则会产生不良后果，比如赈灾中的捐纳即政府向自愿报捐助人出卖官爵封典即是此例。仅同治、光绪年间就曾组织过好几次大的捐纳活动，使得官场呈现出“为官为市”的局面。捐纳虽可暂缓一时之急，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吏治腐败。古人云：“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此举无疑是饮鸩止渴。冯桂芬在《变捐例议》中就曾指出：“近数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益亟而度支益蹙；度支益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

晚清政府面对人口压力所采取的举措，始终没有越过洪亮吉所提出的“君相调剂之法”和“天地调剂之法”。这一指导思想根本目的不在于人为地抑制人口的增长，而在于最大限度地缓解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然而在资源有限、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不采取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的策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晚清在战乱频繁、灾荒不断的情况之下，人口仍然居高不下，始终在四亿左右徘徊，而这四亿人口又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难以提供给他们一个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这只能说明政府策略的失败。

晚清诸多有识之士十分关注人口问题的解决，比如龚自珍提出“均民说”，主张将东南人向西北迁移，还大胆提议组织各省防驻旗人西迁，又主张调节土地占有关系，安顿无地农民，解决流民问题等。他认为，如此处置，在缓解东南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可加强西北部的经济建设。包世臣以为人口增加不是问题，只要整顿吏治，重视农业，提高农作技术，自会国富民康。汪士铎则提倡实行晚婚或独身，严禁再婚；强制溺婴，对不聪明不清秀者强制溺之；主张严刑峻法，试图采用人为方法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虽然一些建议未免过于极端、有违人道，但他所提出的一家只许生一子或一女的节育政策以及晚婚政策，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法施行，但却不失为解决人口压力问题的有益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