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以上，神道治国，古代国家宗教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占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统治地位。而春秋战国以后，古代国家宗教瓦解，诸子百家蜂起，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消解了传统宗教。诸侯治国依靠周游列国的各家名士，所以治国方略也必然地从“神治”转到了“人治”的轨道上来。

从秦至汉，最根本的转折就表现为以法立国变成了以儒立国。汉初几位著名儒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教化”正是其中讨论的重点问题。汉初儒生陆贾认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新语·无为》）贾谊也认为，秦朝的覆亡在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新书·过秦中》）秦王朝法网不可谓不严，官吏不可谓不强，但是短短十几年就亡国了，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那么王国如何行德政呢？其根本方法就是推行教化。

董仲舒是汉初著名的儒家学者，在这样一场国家意识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董仲舒特别重视教化问题，将教化当成推行仁政的根本手段。董仲舒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卷三）这段话，可以看成董仲舒教化论的总纲，他一下就把“教”对于“政”的关系提到了“本”的高度。礼乐教化是执政的根本，刑狱惩罚则是政治的末节，政治合法性的建设要高于暴力的镇压。可以说董仲舒的这个观点，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为了“兴教化”，董仲舒提出了一项最具根本性的措施，即“教统于一”。他在回答汉武帝“天人三策”的奏章结尾处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要想使儒家学说在汉代变成国家的教化之道，就必须使其他各家学说“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儒学是否获得“一统”地位，是区分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还是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志。一个社会可能存在着多种社会意识，但是作为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只能有一种。在君主专制社会里，这一特点更是突出。孔子开创的民间学术——儒学，也逐渐地变成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儒教。

从实质意义上说，中国儒教诞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但是“儒教”这一名词，出现则相对较晚。汉武帝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游侠列传》，其中提到：“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显然这里所说的“儒教”，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儒”指春秋时期产生的儒家学说，而“教”则是一个动词，指鲁国人皆以儒家思想进行教育。所以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当时就已经有了“儒教”的概念。不过汉代以来虽无儒教的说法，可是将儒家视为国家惟一的教化工具，时人多称其为“德教”、“礼教”。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十二说：“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扬雄在《法言·义疏》第十一中说：“川有防，器有范，见礼教之至也。”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此处的“德教”、“礼教”，都是指以儒家为核心的教化体系，这一点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异议。儒家理解的教化，当然就是教之以德，教之以礼，所以在“儒教”的概念产生后，“德教”、“礼教”的概念仍然使用。

真正与“德教”、“礼教”意义、范围大体相当的“儒教”概念，出现在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132—192）为汉桓帝朝太尉杨秉撰写的碑文中.他称颂杨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易》诲授。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全后汉文》卷七十五）魏晋南北朝以后广为流行的“儒教”概念出现在汉末，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儒教”是相对于“佛教”、“道教”而言，故有“三教”之称。可见,“儒教”是在与其他二教的比较中产生的一种称谓，出现在佛教传入、道教创生的东汉末年，应当是顺理成章的。

儒教的名称虽有模糊之处，但是关于儒教的内涵，汉代思想家却有十分清晰的表达。他们认为政治以教化为本，那么教化又应当以什么为本呢？对此他们有两种说法，大致将其分成了两个部分。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由政府兴办的教育系统，是教化的一个本原。另一个本原的提法出现在《礼记》中，“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礼记·祭统》）也就是说，儒家从古代宗教中继承下来的宗教祭祀系统，是教化的又一个本原。从儒教的形成及其内涵看，儒教这一中国传统概念中，既包括着现代学科分野中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哲学，也包括着儒家学者继承的古代传统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