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写《南京》，因为一个外国人以纪录片的形式把她拍了出来；不能不看《南京》，因为一个叫张纯如的女子，在写完《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后，举枪自杀。而远离记忆的人们，则在躲避与游移之间。

这世界真是复杂而又广泛，当我们忙于选秀的时候，以美国在线公司副总裁特德·莱昂西斯为首的摄制人员，却辗转多国，寻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这个西方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这件事，以后就可能再也不会有幸存者了”。

如果历史存在良知，那么良知应该被历史固定。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幽灵，徘徊在人类文明的门槛上——与奥斯维辛的登堂入室不一样，南京大屠杀是一次缺乏反省与忏悔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一次没有得到人类文明认知共同否定的大屠杀。在全人类的心灵史上，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无法安息，南京1937无法安睡，人类的记忆常常隐隐作痛，直至痛苦可能的共鸣建立不可更改的良知。

《南京》的独特，在于第一次以西方人的视角审视并讲述了，发生在“遥远的东方”70年前的这场人类浩劫，第一次以“第三方”的立场超出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历史视野，因而在文本上具备了全人类关怀的意义。无论受害者是谁，大屠杀曾经发生在人间，就得由全人类来承担起追忆与控诉的责任，直至在人类的精神中清除自身蜕变为魔鬼的毒瘤。

西方人拍摄的《南京》，说明大屠杀从民族主义层面上升到人道主义层面的历史正当。曾获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导演比尔·古登泰格和丹·斯图尔曼联合执导的《南京》，尽最大可能地采访接触当事人，从6个国家搜集了各种影像和文字资料，其中包括一名叫约翰·麦基的西方人用16毫米小摄影机冒死拍摄的40分钟录影带，这一短片中直接表现日军暴行的内容被评为“《南京》中最让人背脊发凉的片断之一”，这些唤起并传递作为人的共同情感力量，深入心灵，震撼良知。

《南京》接近于原始的真实，有别于《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等传统西方人本影像，使得其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人道主义一次战栗性的苏醒。于是《南京》可以直接面对——“为什么美国对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知之甚少”，这段话为华裔女子张纯如以英文在《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的扉页上写下。

在《南京》的背后，仍有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制约与冲突。据莱昂西斯透露，曾有中国制片人想入股拍摄该片，但是他认为如果这个故事由第三方来讲述可信度会更高，而在影片拍摄期间，曾有3位日方助理制片人迫于家人和好友的压力最终退出了剧组。

但真实就是真实，历史就是历史，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她超脱于民族主义的狭隘与善忘，她也超脱于现实政治生态中的暧昧与逢迎。这一点，莱昂西斯的心理历程最为直接：2005年，在巴哈马群岛度假的他，偶然在一份旧的《纽约时报》上看到了张纯如自杀的讣文，在找来《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与《拉贝日记》之后，莱昂西斯被书中披露的历史细节触动，“太可怕，也太令人警醒，而且是如此悲伤。日本从未就发生的一切道歉，也不曾承认过。这是被遗忘的大屠杀”，这也成为他萌生拍摄《南京》的初衷。

观察历史的角度，存在着“第三方”的立场，但这只与客观有关；而在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上，不存在“第三方”。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何种民族，都不能自外于人类，这也是莱昂西斯以“影片并非反对日本人，而是反对战争。我希望它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并产生积极作用”作为理由，希望《南京》能够在日本上映的人类正当与人文悲悯。

影片末尾，向《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作者张纯如致敬，而我们在观看《南京》时，应通过张纯如向人道主义致敬，向使人道主义价值从未远离的坚守者致敬。

南京大屠杀过去了70年，除了全人类的敌人，谁都不会是人道主义的旁观者。在已经确立的人类文明的高度上——《南京》没有第三方，值得所有人为之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