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为湖湘文化的核心场所，岳麓书院不仅是湖南人的骄傲，也是中国文化人士的圣地；作为岳麓书院的灵魂，朱熹及其学说一直以厚重而神秘的感觉盘桓于人们的心头。朱熹是谁？岳麓书院是什么？如何理解湖湘文化精神？借着这些问题，本报首期摘发当代“新儒生”散文的代表作家冯伟林博士最新力作，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冯伟林：湖南湘潭人，经济学博士。近些年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当代》和《十月》等报刊发表了许多较有影响的作品，受到评论界瞩目，被认为是“新儒生”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过散文集《莲池风啸》、《谁与历史同行》和《借问英雄何处》等多部著作，曾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作品被收入国内数十家选刊、选本和大中学教材。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

前不久，我在湖南大学作了一次关于湖湘文化的演讲。讲湖湘文化，绕不过朱熹。岳麓书院的石壁上有“忠孝廉节”几个大字，这是朱熹留下的墨宝，镌刻了八百四十年。

写这几个字时，朱熹只有37岁，正当壮年。在他之后，很多人走进这深深庭院，会在大字底下久久驻足凝视，书院中，朱老夫子光彩照人的金像仿佛在向人们发问——

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面对朱熹，我常常扪心自问：我从哪里来？我的理想抱负呢？一懂事，我就开始寻找安身立命的道理。我还记得读《四书集注》时的场景，清纯的眼睛里充满渴望。在人生路上艰难跋涉多年后，我终于明白朱熹和他的进取精神。

朱熹在岳麓书院说过，一个人只有“以圣贤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只有具备了“仁、孝”的美德，才能完成道德的自觉，才能成为具有理想人格的真诚君子，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或许，“忠孝廉节”正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和源头活水。

此刻，我要到哪里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愿景呢？

我就这样默念精神的清泉；

我就这样寻找朱熹的足迹。

二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九月十五日，福建龙溪城外毓秀峰下，朱熹降临人世。此前四年，发生了改写历史的“靖康之耻”。

皇帝父子做了敌国的俘虏，臣民哪有尊严？童年记忆中的山河破碎和亡国之痛，过早地浸淫着朱熹幼小的心灵，他，注定要承担起国运的重负和时代的使命。

朱家世代尊信儒学，五岁就读了《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21岁做了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当今的常务副县长。

同安县比较偏远，贫富分化导致民怨沸腾。朱熹就向皇帝奏请减免苛赋，实行仁政，他提出了“王道仁政”的治国理念。

但此时朝廷正忙于与金国议和，哪有时间去管什么“仁政”，去管什么老百姓的事？

皇帝的漠然给朱熹泼了一瓢冷水。

朱熹没有泄气。他将同安县做样板，在全县推行礼乐教化。很快，这个地方就有了鸟语花香，有了政通人和。

朱熹在朝野有了些名声，但他埋头做学问。这位年轻人，一直在寻找报效国家的途径，等待建功立业的机会。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孝宗赵昚继位，摆出广纳贤言，重振雄风的样子。

朱熹坐不住了。他以监潭州南岳庙之职向皇帝写了一份厚厚的奏疏，从思想、政治、军事等几个方面剖析了南宋的社会状况，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了其力主抗金的决心。

孝宗被这奏疏震撼，当即下令朱熹入朝奏事。面对年轻的皇帝，朱熹慷慨陈词，劝皇帝组织抗金，说到激动处，他开始指责起皇帝来，这让皇帝不高兴了。

乘兴而来的朱熹只得到了一个武学博士的虚职。壮志难酬，这其实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朱熹学问再大，名声再响，也走不出这个周期律。

15年过去了，朝廷又突然想起了朱熹。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朝廷任命他做南康知军。朱熹的激情又调动起来。上任伊始，他就贴出安民《榜文》，想让境内的百姓安居乐业，积蓄抗金力量。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朝廷要求减免赋税，遭朝廷诏斥。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宁宗赵扩继位，征朱熹入朝做皇帝的老师。此时，朱熹已过完65岁生日，但白发苍苍的他又有了一线希望。

可纯洁的朱熹哪里知道，皇帝要的是阿谀奉承。当朱熹真诚地劝道宁宗停止修茸东宫和下诏自责的时候，皇帝的脸色变了。在谗言中，朱熹被逐出朝廷。

我想，朱熹走出临安城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愁云惨淡的日子。设想一下，如果让朱熹碰上李世民，那是一种何等辉煌的历史气象！但是，历史不可假设。

三

一生中，最让朱熹牵念的地方是岳麓书院；

一生中，最让张栻难忘的时刻是朱熹的到来。

朱熹到岳麓书院来了，这是张栻的幸运，更是岳麓书院的幸运。

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从福建崇安抵达岳麓书院的时候，已是深秋。

书院山长张栻怀着激动兴奋之情，用隆重的仪式，迎接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他率领众多弟子早早地肃立山门，合掌恭候。

张栻的名气也很大。他是抗金名将张浚之子，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两位大师终于牵手在最成熟的季节，中国的文明顿时增加了重量和色泽。他们谈笑风生，一步一步走向书院的讲坛，进行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演绎一段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传奇。

朱熹和张栻各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学术道路。他们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他们要展开学术辩论，要深化对理学思想的认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民谣唱叹“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不仅讲堂里挤满了人，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

朱熹还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后来命名为朱张渡，以纪念这两位大师。

“朱张渡”的遗迹还在，我在岳麓山下求学的时候，常常在不经意间经过朱张渡，恍惚间还看到两位大师飘逸的身影。我想，两位大师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水之间。它是源头活水，既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又推动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两个多月后，朱熹要回福建，他想给岳麓书院留点什么。清早起来，朱熹来到书院的讲堂，凝神片刻，挥笔写下了“忠孝廉节”四个大字。

这四个大字遒劲有力，滚烫如火。它就这样刻在书院的前厅左右两侧，让后人们去读百年，读千年，永读不厌。

四

800多年前，66岁的朱熹在武夷山写过一首词。

江水浸云影，鸿雁欲南飞。携壶结客，何处空翠渺烟霏。尘世难逢一笑，况有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风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酬佳节，须酩酊，莫相违。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无尽今来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机。与问牛山客，何必独沾衣。

——《隐括杜牧之齐山诗》

这词富于哲理，颇堪玩味。我想朱熹写这词是一挥而就，心情非常愉悦。他不明白晚唐的杜牧为什么那样感伤悲观。杜牧在重阳登山后很失望地说：“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其实，人生不如意，岂能恨落晖？

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似乎就与自然山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这可能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观念有关。

武夷的明山秀水，溪光烟岚，是朱熹歇息的港湾，是他生命的最后堡垒。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12月，朱熹被皇帝逐出京城，他一回到武夷山，就在山下筑了几间小屋，种下很多竹子，取名“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他寄希望于教育，来培养人才，寄希望于著述立说，来影响后世。

朱文公祠坐落在武夷山下的小溪边，我一步一步走进去，恭恭敬敬，生怕惊扰了什么，又生怕踩痛了什么。这是沧州精舍的旧址，朱熹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岁月。

我以为，朱子理学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为天下苍生修身养性、实现生命价值指明了方向：求理、忧患、进取、道德、兼容。

记得在台湾考察的时候，我曾与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学者交流朱子学说，我们有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在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过程中，朱熹的大一统观念、和而不同的理念、四海一家的理想、包容万物的心态，成为了全民族走向统一而不是走向分裂的精神支柱。

五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九日，晨曦初露。朱熹在福建武夷山下的沧州精舍里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春光满地，无处告别。

一代伟人就这样远行，一个时代就这样终结。

福建建阳县黄坑乡九峰山下的大林谷，是朱熹安息的地方。一抔黄土，满目青翠。我去凭吊的时候，墓碑已经斑斑驳驳，依稀可见“宋先贤朱子、夫人刘氏墓”几个字。

朱熹死后九年，宋宁宗嘉定2年（公元1209年），朱熹被尊称为“朱文公”。嘉定5年（公元1212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

元代时期，朝廷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课试士子。元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下诏兴建朱子祠庙，称“徽国文公之庙”，朱子开始受到朝廷的朝拜。

明朝一开国，朱元璋明确以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为统治思想，诏令天下立学，教学内容和科举考试都要以朱熹的传注为宗。

到了清代，康熙帝下旨将朱熹的牌位由文庙东廊移至大成殿，入“十哲”之列。

与此同时，朱熹的名字和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国外。朝鲜的李氏王朝时代，朱熹受到了极度推崇；日本的德川幕府时代，朱熹之学成为官学。去年初秋，我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听到自民党总裁池田大作在日本创价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致词，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讲朱子学说。

是什么原因让朱熹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崇奉？我想是他为后期封建社会构建了一套精密而系统的统治思想体系。

朱熹走完了成为圣贤的生命历程。我在追寻的过程中，忽然感到：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但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贤自己挑尽了天下所有人的烦恼。

六

少时我就读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朱熹的一千多首诗章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我总以为，斯文一脉，朱熹的理学是儒家文化的必由之路，而儒家文化是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和将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中华民族艰难的历程中，从来都是前仆后继，薪火传承；从来都是圣人气象，自强不息。

比如朱熹，他就视传统为“源头活水”，他从不否认传统的精华，从不否认佛道之学对他的影响，甚至在他后来所建构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从范畴、命题到思辨方法，对佛道之学的吸收、利用都是非常明显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又给了我们一面文化反思的镜子。

所以我想，传统与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彻底割断，做不到；要想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在，不可能。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顺应时代的发展，去发展传统，传统才会有它的生命力，但是这个传统的根子是绝对不能够断的，是源头活水。比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西方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两大事件，就与传统文化和兼收并蓄息息相关。

清代学者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从中总结了一套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龚老先生大约是看透了历史的欺诈和虚伪，因而对历史极度的不信任。然而，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它的历史，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了，没有历史之根，那么还有这个国家吗？

而所谓“灭其史”，就是灭掉它的文化。文化消亡，则民族消亡。一个不认同本国文化的人，你让他爱国，他爱得起来吗？

如果一种文化是单薄的，你要去丰富，而不是嘲笑；

如果一个民族是丑陋的，你要去正视，而不是逃避；

如果一个国家是落后的，你要去发展，而不是抛弃！

行文至此，我想起在岳麓书院听过“新儒学”主要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的一次演讲，他一语中的地指出：儒学在21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儒学是否能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儒学要想在当今时代得到发展，确立起新儒学哲学人类学，必须与西方对话，在超越层面上与基督教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与弗洛伊德对话。唯有如此，儒学才会有鲜活的生命，才能在未来中国找到自己的位置。

壮哉此言！儒学在海外找到了知音，这是儒学的幸运。从中我们深深感到：朱熹还没有走远。

朱熹走了，他留下如许清泉，留下源头活水。

朱熹走了，他留下的清瘦背影让每一个中国人读着，醒着，久久地疼痛。

2007年6月于长沙朗晴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