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青年时代的李觏勤奋好学，能文善辩，关心时政。他也曾像其他士子一样尝试着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但举进士、制科都不中，遂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成为誉满东南的著名学者。李觏一生著述颇丰，涉及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而贯穿其全部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他在《上孙寺丞书》中所说的“以康国济民为意”。他在《潜书》、《礼论》、《平土书》、《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系列文章中，首次系统提出变革社会、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些主张与后来王安石变法思想的诸多方面都不谋而合，若单就理论论说而言，李觏的思想则更加系统而有条理。

李觏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北宋经济文化逐步走向繁荣，同时却又是社会矛盾丛生、内忧外患频仍的历史时期。变革成为当时士人的共同认识和追求。李觏率先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当中展现经世致用之学。他认为儒家学说的宗旨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伦世用。他说：“命者天之所以使民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于善也。观其善则见人之性，见其性则知天之命。”“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导民以学，节民以礼，而性成矣。”（《李觏集》（下同）卷第四，《删定易图序论六》）他曾以“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之语辛辣地讥讽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命，实则貌袭仁义而学无足用的俗儒。宋仁宗天圣至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酝酿和发动社会改革，李觏在理论和舆论上积极给予支持。他大声疾呼：“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言无不利矣。”（卷三《易论》）他关于变革社会、富国强兵等系列文章也主要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充分体现了通经致用的治学精神。

要变革社会，首先会遇到如何对待儒家义利观的问题。儒家的传统观点总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舍利取义。李觏以极大的勇气尖锐地批判传统，公开倡导“言利”。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卷二九《原文》）李觏对儒家“贵义而贱利”这一传统观点的否定，实际上是为他的富国强兵论张目。他在《富国策》中开篇即把讲求财利放在富国的首要位置。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姑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卷十六《富国策》第一）在李觏看来，礼、政、爱、威是建立在“财用”的物质基础上，只有讲财利、先富国，才能有所成功。他所倡导的这种新义利观在“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论盛行的宋朝思想界显得特立独行。

李觏不仅敢于反传统，而且对社会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造成宋朝种种社会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土地占有不均：“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卷十九《平土书》）“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居邑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卷六《国用第四》）要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矛盾，其根本办法是变革土地占有制度，为此，李觏反复论证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平土之法”是自古以来的“王政”之始，并将成周时代的井田制看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

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李觏，对农村的真实生活有较多的了解。他发现在宋朝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谷物价格对农民生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对此提出不同于传统的新见解：“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为什么谷价贵贱都伤农呢？李觏认为农民在收获粮食以后，由于“具服器”、“营昏丧”、缴纳赋税、偿还借贷等急需现金，纷纷大量出售谷物，“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新谷出售后，农民储备的粮食不够，便又不得不向市场购买，购买者一多，粮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卷第十六《富国策》第六）从而超越了前人对谷物价格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李觏竭其一生，苦心绘就的社会改造蓝图，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统治阶级解决内忧外患的困局，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救国富民、康国济民，因而有关“安民”、“济民”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李觏在《安民策》开篇即说：“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巻十八《安民策》第一）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指出，君不养其民是失职，如果再残暴生民则其罪更大，“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卷第二十《潜书》）。由此不难看出李觏视民生至重，其富国强兵，兴利图霸的目的是在安民、济民而不在于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