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将本国的一切学术归结为“国学”，因为学术知识本来就是开放，并没有明确的国界之分。不过，在中国，非但有“国学”这一学科，还掀起了阵阵热潮。

对于什么是“国学”，估计谁都说不清楚。大学里的“国学院”往往是由中文、历史和哲学拼凑而成的大杂烩，小学里则把“子乎者也”当成了国学，很多人甚至将复兴汉服、风水占卜也视作“国学”。“国学”成了一个筐，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按照这个逻辑，懒婆娘的臭裹脚布、去势的太监、三妻四妾的男人特权等恶俗，说不定也会借“国学”而还魂。季羡林先生去年自辞“国学大师”名号，或许就是对“国学”泛滥的讽刺吧。至于康有为在所谓“十大国学大师”评选中落选，更凸显“国学”范畴外延和内涵界定上的不确定性。“国学”连基本的学术定义都争论不下，还有必要存在吗？

这些乱象，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国学”诞生于上世纪初西学东渐之时，是当时的“国粹派”害怕西方思潮东进，顽固地对中国传统抱残守缺，而提出的名号。显然，“国学”一出生就充满了时代烙印，是一些文化人集成式的文化垄断包装，目的是为了抵制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因而，国学存在着思想保守和概念不清的先天不足。无怪乎上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不费吹灰之力就击碎了“国学”，使得中西文化交融并兼成为时代主流。如果按照“国学”倡导者们的逻辑，西方学术的源头在古希腊，怎不见西方任何一个国家为了抵制希腊文化的入侵，搞英国“国学”、法国“国学”？印度人、日本人受西方文化侵蚀时，怎么也不像中国这样搞“国学”呢？

有人说，在多元化时代的中国，“国学”作为一种声音，一种维护传统的反思，难道不可以吗？这话初听是有道理的。然而，维护和复兴传统文化的方法有许多种，无论哪一种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来泰然处之，而不是保守地自封为“一国之学”。近百年来，印度和日本的传统文化都没有出现“国学”形式，依然能够久经不衰。可见，要保护和发扬传统，不一定非要建立一门叫“国学”的学科。

糟糕的是，如今不少国人自戴“国学”枷锁，以“国学”来对抗开放、多元，使不少国人陷入了文化保守的尴尬中。更坏的是，如果说当年的“国学”提出者和倡导者还是有一些卫道的理想主义色彩，当今的“国学”热则有着庸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古经古籍与当代现实之间“生搬硬套”，刻意追求所谓的“国学解读和修炼”，实际上是一种对传统的扭曲。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上的“读经班”，还是名校“国学班”，也都离不开功利二字，其动辄数万元的高额学费更是令人吃惊。当“国学”与金钱捆绑在一起，“国学”岂止是一个“伪”字了得，恐怕还是真正意义上封建时代容纳“达官贵人”学术体制的死灰复燃吧。如此“国学”，非但无助于弘扬传统，反而矫枉过正，实在是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