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下讲史之风盛行。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以及各地强势媒体，纷纷加入；易中天、阎崇年、纪连海、毛佩琦，各种学术背景的各路高人，先后加盟；《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明朝十七帝》、《乾隆朝三大名臣》，各地出版社的各种图书，交相辉映。《品三国》俨然成为超级畅销书。

众多的讲史者、品史者乃至侃史者，有的是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历史学家，有的是中国历史的热烈爱好者，有的是原本从事其他领域教学和研究的“闯入者”，他们从学经历和讲史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多元风格，百花齐放，丰富多彩，但瑕疵亦与生俱来。

纯粹的历史学家或因恪守史实而失之于拘谨，严谨有余活泼不足，读者寥寥，不足以形成热潮。有古典文学或文学创作经历和学术背景的人，以“闯入者”的姿态进入历史领域，比较放得开，讲述活泼生动，听者、读者入迷，既有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但又容易在“无意中”暴露史学修养的不足。

易中天先生说：“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我以为就是‘妙说’。所谓‘妙说’，就是文学其表，历史其里，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其宗旨美则美矣，然而要做到既有华丽的文学形式，又能准确地讲述史实及其规律，难度是很高的。

二

其实，在此次讲史热潮之前，通俗的、类似于讲史的著作已有不少。其中亦不乏上乘之作，如《上下五千年》、《黎东方讲史》等等，即曾长期畅销，拥有成千上百万的读者。然而时代不同，由于那时没有电视台这样的强势媒体介入，也就无福享受如今日易中天先生这样人尽皆知的荣耀。

被公认为历史学家之信史而又能够以生动活泼的讲史文学形式吸引听众和读者的，不能不提现代讲史第一人黎东方先生。黎先生受业于中法名家梁启超先生和马第埃教授，学贯中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于重庆面向公众讲述三国史，获得巨大成功，进而讲述其他各朝史，并在胡适的鼓励下，陆续写出了“细说体”讲史著作。

《黎东方讲史》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已故史学大师邓广铭教授曾热情洋溢地为之作序，谓黎先生所写的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在讲述三国中，他曾广泛阅读三国史料和古今学者的有关学术著作，深有研究，每每能指出正史之误。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三国志》就有被斩、下狱物故和畏罪逃亡三种不同的说法，黎先生详作分析，倾向于第一说，但又希望其他专家或后起之秀来最终了结这桩公案。黎先生还时时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其可贵的是，黎先生在维护正史的基础上，还能指出野史有时也有可信之处。对于难度较大的官制和地理沿革等，亦大费功力，认真考订，乃得其实。

邓先生指出，黎先生的讲史，全都是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黎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这样的左右逢源，曲汇旁通。的确，黎东方讲史既对史实的考求，极下功夫，于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亦常能根据需要细加阐述，又能融史识于其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注意解答历史之谜和民间传说，并放弃了“编、章、节”的论述式结构，而以一个一个并列的话题一路铺展的方式抓住听众，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讲述。可以说，黎东方讲史是“史”、“识”、“趣”的较好结合。

三

以“史”、“识”、“趣”结合的要求品读时下诸公之讲史，则其短长颇有可议者。

历史专家盛巽昌先生，近年通过长时间收集、比对、梳理、考证，而获得一项大成果《三国演义补证》。以历史的眼光和史料逐回逐段地过滤《三国演义》一书，从而沟通文史，辨析虚实，写下了1000余条“补证”。

有扎扎实实的“补证”作底子，再来审视当下讲三国史者之准确与否，自是驾轻就熟，且常能鞭辟入里，发常人所不能发。

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行世，事涉当行，老盛技痒难熬，写出了《品三国匡正》一稿，共提出150个问题。《品三国》上下册共四部48集，盛先生提出的问题，平均每篇有3个，可谓面广量大。老盛将其错误类型分为七个方面：演义移植、所释别有、断章取义、不见于史、嫁接欠妥、自圆其说、浅尝辄止。在我看来，老盛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精心撰写的考证，绝大部分是令人信服的。承盛公慨予先睹为快，今仅就史实、官制、地理及若干特殊文句的理解等数端，结合笔者的查证和看法，并与《黎东方讲史》作比较，试析如次。

四

易氏在史实方面出现的疏失最多，足有一百多处，原因是想当然和不经意间的渲染，顺势而下，不加推敲，或者误用了《三国演义》的描写。现略举数例。

易氏说董卓进京，是氏族袁绍请进来的。大家都知道董卓是被何进招来的，袁绍只是在商议时出过主意而已，而且比较详细地描述袁绍所出的这一特大馊主意的，乃是《三国演义》，但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最后拍板让董卓进京的仍是何进，故易氏说董卓是由袁绍请进来的，难以服人。

易先生说，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就带兵和黄巾军作战，“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个时候，曹操的军事力量是不如黄巾军的。黄巾军有战士三十万，加上随军人员共一百万，曹操只有上千人，而且老兵少，新兵多，因此‘举军皆惧’”。以上千人对敌三十万人，有点匪夷所思，但易先生言之凿凿，有根有据呀。还是翻出原文看一看吧：“太祖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黄巾为贼久，数乘胜，兵皆精悍。太祖旧兵少，新兵不习练，举军皆惧。”“将步骑千余人，行视战地”，这是战前的察看地形，较大规模的侦察行动，想不到被黄巾军发现了，发生了一场战斗，“死者数百人”，那回来也只有数百人了。很显然，“举军皆惧”的“举军”决不会只有这数百人。盛先生推算，那时曹操的军队大概已拥有几万人。看来，易先生在开讲之前，对原著的研读还是不够仔细。

易先生说，袁绍战败，陈琳被俘，曹操责怪陈琳在为袁绍写的檄文中骂祖宗三代，陈琳谢罪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易氏还说这事记载在《三国志·陈琳传》正文，不是野史，应该可信。但《三国志·陈琳传》是没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八个字的，最早记载类似的话的，是《萧氏后汉书》、《郝氏后汉书》和北齐魏收的《魏书》，作“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或“矢在弦上，不可不发”，这些书后世已佚，在北宋的《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引用，《三国演义》用了这句话，而作“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看来，易氏用的还是《三国演义》。我有时在想，如果易中天先生查究一下其中的原委，以此为素材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听众也会很感兴趣的。类似的例子还有“青梅煮酒”，易氏以之与三顾茅庐、赤壁之战等并列作为三国时代的重要史事，但实际上这也是《三国演义》的添油加醋的描述，曹操确实请刘备吃了饭，但没有“青梅煮酒”。“青梅煮酒”一词最早见之于北宋词人晏殊的《诉衷情》词，“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后人在文学作品里多袭用之。再说曹操请刘备吃饭，乃是夏六月，已非青梅煮酒时节，当然作为文学作品，也不必深责。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的“赤壁”一篇中说：“《三国演义》描写赤壁之战的经过，十分精彩，在文学方面是一大成就；可惜与事实太不相符。我们写历史的人，为了忠于史实，忠于我们的读者，不得不把演义上的若干有趣的故事，一一指出其歪曲史实，或凭空捏造之处，令有些读者扫兴，甚至引起少数人为演义的作者辩护，真是很不得已。”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五

《品三国》中涉及官制的问题也不少。

在《品三国》上册中，易先生说袁术有一个“丞相”叫舒仲应。确实，袁术自命不凡，急于称帝，打出“仲家”皇帝的旗号，旋成众矢之的，两年后为曹操所破病死。至于他的短命王朝有没有封过丞相，谁也未曾考信过。现在易先生品出了一位袁术的“丞相”，所据何史？各种史料中有关舒仲应的记载均出自《后汉书·袁术传》：“术兵弱，大将死，众情离叛。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其事迹颇为感人，但说到袁术的“丞相”，原来只是“为术沛相”四字。按“沛相”即沛国相，是朝廷派往沛这个封国的行政长官，职责、权位与郡太守相同，与朝廷的丞相全然不是一回事。

易先生说，建安元年，曹操认为条件成熟，便派他的堂弟、“扬武将军”曹洪去洛阳迎奉汉献帝。可是事实是曹洪从来没有做过“扬武将军”，当时只是“扬武中郎将”，中郎将的职位比将军低。曹操自己在同年稍后时才被封为“建德将军”、“镇东将军”，曹洪是不可能在他的主子前先任“扬武将军”的。

易氏说：“潘濬本是刘备的人，在刘备手下做一个小官，关羽被杀后跟了孙权。”但历史记载是，“刘备领荆州，以濬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治中从事是州牧的第一副手，当时一个州有六七个郡，相当于现代的省，州牧为地方大员，其主要副手难道可以说是小官吗？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的“益州易手”一篇中解释张松的官名时说，“益州别驾”是州牧以下的第三人，“第一人是州牧，第二人是‘治中’……‘治中’与别驾不同，专管对内，等于是一位代拆、代行的副州牧或副刺史。”

黎东方在涉及包括职官制度在内的典章制度问题时，常能娓娓而谈，曲尽其奥，如在其讲三国的《司马懿》一篇中，说到曹丕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在皇初二年升调司马懿的官为“侍中、尚书右仆射”，接着他就详细地阐释了侍中和尚书是什么官，尚书令、尚书仆射又是什么官，从汉初至三国魏有什么变化。易氏对此类知识常常不去深究。这也难怪，对于治史的钥匙之一的职官问题，自是黎东方这样的历史学家素所留意，而要求易中天先生同样的重视，就有点苛求了。

六

地理沿革，也是史家治史时的一个大问题，而易中天先生对此亦不够重视。

比如他在介绍东吴大将陆逊的时候说：“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这个解释看似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也有很大的问题。今天的苏州市，只是东汉三国时期吴县的一部分，而陆逊等江东陆氏宗族，世居本非此处，他们是吴人，却不是苏州人。陆逊乃是吴之华亭人，也就是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辞海》（1999年版）就是这样表述的。其实，在孙权时期，陆逊所封的华亭侯、娄侯，就是以他的家乡为封邑的。

黎东方先生对地理沿革问题十分重视，他在讲史时遇到此类问题决不绕过，一定不厌其烦，原原本本地解析清楚，而且即使是此类解说，也可以使听众听得津津有味。

比如他说到曹操败走华容道，就说，“汉朝的华容县城，在今天湖北监利县的北边偏西，上坊东村附近”，进而又说，“今日的湖南华容县，与汉朝的华容县毫无关系；它是三国时代吴国所创设的一个县，原名南安，到了隋朝才被不学无术的官僚改名华容。”关于扬州刺史的解释，更为详尽。说当时所谓扬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扬州，应是九江郡的寿春（今安徽寿县），辖境则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之一部分与长江以南的江苏，就是没有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

黎先生在介绍诸葛亮的籍贯的时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了曲折复杂的关系，使每一位听讲的人和后来的读者永远不会忘记，更是厘清地理沿革的典范。

七

易氏还时有对经典文本用语之时代特征不甚了了而发生的疏失。

如《三国志》裴注引《江表传》及《续后汉书》等史料叙述孙策、周瑜纳大桥、小桥，“策从容戏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于其中之“二女虽流离”，易先生品为“大乔小乔虽然颠沛流离”，盛先生指出此“流离”乃“光彩焕发貌”，缪钺先生的《三国志选注》正是这样解释的。这个解释是对的。“流离”之一义为一种宝石，转为光彩纷繁之貌，汉杨雄《甘泉赋》：“曳红彩之流离兮，飏翠气之宛延。”孙策的那番话，意思是“桥公的这两个女儿虽然长得漂亮，但能嫁给我们两个男人，应该可以很高兴、很满足了”，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又易先生说“这一年，孙策和周瑜分别迎娶桥公之女大桥和小桥为妻”，也是不够准确的，孙策和周瑜二人当时只是纳妾，孙策在此后一年多就死了，而他遗有一子三女，即可证。

又如《后汉书》说祢衡“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品三国（下）》解释说，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这哪里是什么傲骨？分明是狂悖。盛先生指出，易先生将“儿”解说为“儿子”是错的，这里的“儿”本作孺子、男儿解，引伸出去，还可作英雄、伟人解，所以邹容《革命军》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句，那是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尊敬。柳亚子先生1945年在重庆，请人刻一章，则有“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之句，并特意嘱人刻一长篇边款，谓祢衡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齿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之意，斯语特表示热爱耳。邹、柳显然是深得其意的。又清沈自南《艺林汇考》称号篇卷二引《阅耕余录》，谓“邓艾目姜维为‘雄儿’，桓温目王敦为‘可儿’，盖汉魏人语如此。”

孙策在临终前将弟弟孙权托付于张昭，说了这样几句话：“若仲谋不任事者，君可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对于后面三句，易氏的翻译是：“这样，即使我们在江东不能成功，还可以设法回江西去，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作为孙策起家之地的江东竟然不如人生地疏的江西？此“江西”易氏指江北，即孙策曾招募淮泗精兵之处。黎东方先生的解释与易中天先生完全不同：“所谓‘缓步西归’，就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黎先生还进一步解释说：“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应降，与孙策的这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迎降的建议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这样的解释是比较顺当的。

八

盛先生还提出了几个问题，如曹操烧毁己方人员暗地里写给袁绍的书信的真相及其动机、“隆中对”是不是一次谈话、《短歌行·对酒当歌》是否曹操一人所写的诗歌等等，都是很有意思、值得商讨的。

易中天的品史虽然有疏失，但他在事件的曲折铺展，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和展现以及处境的淋漓尽致的描绘等方面，显然有其长处，因而也更有吸引力。在史实的考求、典章制度的阐述和地理沿革的剖析等方面，历史学家会本能地进入，且可讲得比较准确。“闯入者”如能善于避开这些历史的专门问题，则不易触雷，可以扬长避短，当他们避不开时，问题就有可能发生了，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因为他们也许不了解其中还会有问题。

易氏之品史，已有多人指其小疵，这是正常之事，至于有人要对其进行清算，则有点过分了。今盛公指瑕，实事求是，有益于读者，亦有益于易氏本人，指瑕或亦有过或有误，易氏本人及史家、读者、听众均可加入讨论。易中天先生如能吸收盛先生的意见，在重印时作若干修正，则幸甚矣。

一种文本的研读者越多，一项文化成果的受众越广，其影响自然越大，而其文本和成果的深度、精度和准确性一定也会在直面广大听众和读者的同时，得到更多的审视和检验。

众目睽睽、万耳齐闻之下的讲史和讲史著作，自然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