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渊源得正宗国学心传，受教台湾成功大学外语系后，又负笈英伦取西学真经，其后返港在报界浸淫多年，兼有报人、文人、学人的身份，一路走来，董桥已然成为香港文化的一个标杆性人物——香港文化中的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兼备的特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在访谈中，董桥以一个文化守望者的姿态，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两岸三地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流变进行了精辟的解画，既有对传统中国文化味道式微的些许失落与无奈，也有对多元文化成长可能性的乐观期许；既对港人国语水平的提高满心欢喜，又对其英文水平的下降感到忧心；在豁达看待香港文化尴尬转型的同时，又对大陆的“大文化”形态和读经读史热提出清醒的认知。

在一个烟花繁华之地守望文化是寂寞的，但董桥自言：贡献就在于点点滴滴把这么多年来用心追求的知识，传授出来。有没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尽了你自己的一个本分。”

没有了根，总有一种失落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香港回归以来文化方面的变化？

董桥：我个人感觉，最大的区别，就是回归以后香港人基本上都会讲国语了。每个人都在很努力的学讲国语、听国语。这点我很开心，我的孙子现在很小都会讲国语了。

我还在推（动）一个事情，就是国语课应该用国语教，国语读，这样以后他写东西会很方便。香港中文这么多年受到一个很大限制就是文字不行、语言不行。现在这一关克服过去就很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英语呢？在回归前后你担心港人的中文水平，近来好像更担心他们的英文水平？

董桥：英语嘛，过去可能很好，回归之前已经不太行了，一蟹不如一蟹。有的学生还是很好，但一般的水平不如殖民地早期我们的前辈，甚至没有我们这一辈的英文好。

香港呢，我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是一个世界之窗。如果香港人不能好好地保持这种优势，就比较麻烦。怎么保持呢，你必须语言要强，英文要好，懂得越多国的语言越好。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不少人对香港文化能否保持香港性有所担心？

董桥：香港性，要两个方面看。香港性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中文不够好。好的一面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必须懂得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外国语言。

这一点很重要。我最希望内地的人能多懂一两国语言，因为这对他个人的生活情趣会增加一些。你看的东西不会局限在一个框框里面，会知道别国家的一些东西，这对一个民族的品味、趣味、情趣，甚至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和谐都有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在80年代你写的《这一代人的事》，曾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感觉你当时有一种很浓重的家国情怀。现在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日益热络，是不是就是“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呢？

董桥：我讲文化中国的时候，内地“文革”过去了，感觉到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断层。我跟余英时先生经常通信，我们那时就讨论中国情怀，我在《明报月刊》的时候就弄了期“中国情怀”“文化中国”，余先生给我写了比较软性的，比较感性的文章。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我们心目中的中国情怀或者文化中国，是希望大家再回味一下老中国的东西。所谓老中国包括那么多年的历史，也不用太长，清末民初就很够了，那种味道就在那里。这种东西太多了也不行，太多了人就迂腐了，你完全没有呢，就等于一个人完全在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办公室或住家里面，感觉都是电脑，很冷感的时代，没有后花园。

中国新闻周刊：没有根。

董桥：没有根的感觉。那时我们说文化中国或中国情怀，主要是看到大陆文化断了一层，看到台湾在走自己的本土化。这种情形对一个香港的读书人来说，总是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好像现在两边都不到岸。

台湾那时还有一种老民国的味道在那里。就它那儿最浓。现在你问我关于香港文化，我还是提倡文化的一种反省，一种回顾，不光是中国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在内。所以这些外国书（指着桌上古版英文书籍），我有能力的话都要去搜。这种怀旧的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对一个人的人文修养来讲，如果没有的话，是有影响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两岸三地的文化发展，是更融合了，还是更分立了？

董桥：越来越散，越来越杂，这是好事情，多元。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从曾经共同拥有一个文化母体的意义上来讲，还是挺让人伤感的。

董桥：不要伤感，应该开心才对。要这样散掉才好，才会冒出一些人物出来，不然总在一个天地里锁着。

传授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文化十年来，有没有吸纳新的元素？

董桥：没有。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现象，就是英国人那边的渊源断掉了，中国这边的渊源还没有建立起来。我觉得现在香港人，就像港府整天讲的，经济最要紧，赚钱最好。这就像鸦片，让你在别的方面不求上进。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不好，但是不能光这样看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内地也存在这个问题。

董桥：是啊，看一个社会不能光这样看。我觉得现在香港的官员中国文化的素养太弱，太不够，这很可悲。我看香港的领导层要经过二三十年，几代之后，（中国文化素质）才会好一点。

现在一些香港官员对内地没有认识，也没有感情，对台湾也没有感情，他总是一个香港，自我中心论，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这很糟糕。

中国新闻周刊：香港的文化是该吸收大中华文化以后创造出一个亚文化，还是要回归到某种传统？

董桥：凡是这样的说法，我都不会同意。因为你把文化弄成一个整体去思考，等于是要有一个中心思想在那里去引导它。其实文化像水一样，不能凝固在一起，不能用一块东西变成另一块东西，让你去塑造。文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你开窗看到外面树木突然都绿了，鸟都回来叫了，你就很开心，那就是文化，可是你不能说这些东西是意识形态。

比如文化我是偏向早年老民国，像林语堂先生，梁实秋先生，那一辈的人，包括现在内地还在世的黄裳先生，杨绛先生。这些是文化，但是你不能把他们归类，你不能说启功先生代表整个北京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能把文化变成一个整体去考量，而是让社会有这样一个气氛，让一百个人中有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关怀这个东西，那就够了。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现在推动香港文化继续向前走的动力源在哪里？

董桥：早年，钱穆先生来香港办学，办新亚书院，他的学生是余英时，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现在呢，你要想在香港的大学里面找到能够在学术上真镇得住场的人物，不多，大陆这样的人也不多。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你的贡献就在于点点滴滴把这么多年来用心追求的知识，不管是旧的、新的，传授出来。有没有人看，是另外一回事，是尽了你自己的一个本分。

连这一点，现在也不容易了。因为电脑。我们那一代人，真是一页一页、一本一本看，学问都是这样，几十年累积下来。现在写文章，不用翻书，电脑一按，什么资料都在里面了，你只要照着抄就行了。跟我们这些人一本本去看哪里一样，你说这不是非常悲哀吗？

可是我想必须经过这段时间。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新作家的东西我不一定看的下去，看两行就觉得不太对，因为感觉没有了，还是看回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你现在经常写一些关于笔洗、如意，这些过去文化的符号性的东西。

董桥：对，我有时是故意这样写的，因为看年轻一代都是电脑，让人很担心。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内地目前出现的读经热、读史热，以及祭奠孔子等怎么看？

董桥：有人做我不反对，但你要我提倡、发扬这个东西，那就不必了。

不要有所求，就让它自然推过去。最要紧的是要培养一个人的诚信，进行公民教育，以及做人一些很基本的东西，这是很必要的。但不要把它归为一个组、一堆人或是一个团队的精神。不要希望要把它弄成一个怎么样的大趋势，因为我看很难，除非用高压手段。

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我们跟陈果导演聊，他说香港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时期，也如你所言，旧的已经去了，新的渊源还没有建立起来，转型的方向感也不是太明朗，那么你对香港文化的走向有何预判？

董桥：我都是个人的看法，风水轮流转。所谓十二年一个运，香港人的竞争力以后都会不如内地。内地有一些年轻人，我看到的、认识的，真是很用功，很苦干。

七八十年代长起来的这代人太幸福了，没有吃过什么苦。50年代、60年代我们刚来香港的时候，日子很难过，那是要拼的。日子难过对一个人、一个社会来说是好事，只要有一个信仰，凡事付出一分力，就会有半分收获。

《狮子山下》那种精神，当时肯定有，后来就没有了。因为兴旺了。

所以回归之后，我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想法，或者说一个比较矛盾的想法，就是香港的下一代人，除了尽量争取到外国读书、去看看外国的情况以外，更要多一点去内地看看，包括台湾。这是中国人几代人在那里成长的地方。香港人如果没有这种感受，可能会是一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