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不同的时代，对他的评价迥然不同。在他死后的明末特别是万历时期所掀起的反张浪潮中，攻击者“寻弊索瑕，以功为罪”，使其成为反面典型。清代对其毁誉参半。1911年，梁启超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重新反思历史，发掘历史资源，撰写了《中国六大政治家》，把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相提并论，突出张居正富国强兵的一面。此后，张居正便被逐渐塑造为明代改革家的形象。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学习期满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利用这一机会认真研习国家典制，熟悉时政，扩大视野，思索明朝未来。他历任詹事府右中允、翰林院侍讲学士、吏部左侍郎、内阁大学士等职。明神宗称帝后的前十年，张居正取代强臣高拱为首辅，控制了内阁，在政治上有突出成就，史称“江陵柄政”。后人对张居正的评论，主要便是着眼于他在万历前期的政治表现。

明神宗即位时不足十岁，政局出现了权力“真空”，故由其母李太后、太监冯保和首辅张居正共同行使皇权。史家将这种特殊的权力格局称之为“三驾马车”或“铁三角”。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力量在明代是被禁止干政的。三者之中，李太后显然不能垂帘听政，冯保更不能对天下指手画脚，于是张居正便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种内外结合的权力格局是一种特殊现象，脆弱而不可能持久。洪武型皇权体制能够强力防范各种政治势力对皇权的觊觎和侵害。不论何人，亦不论其出于何种动机，只要被认定其言行侵犯了皇权，顷刻间就会身败名裂。不明乎此，也就无法理解张居正的沉浮和荣辱。

《明史·张居正传》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张居正也不掩饰自己敢于任事的政治作风，说：“念既已身荷重任，义当直道正言，期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恤其他！”（《张太岳集》卷21）与其之前的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首辅相比，张居正更善于把握机遇。在未受重用时，他能委曲求全，韬光养晦；一旦掌握主动，便能雷厉风行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万历前期，张居正利用自己特殊的权势推行诸多措施，整肃朝纲，起敝振衰。如创立考成法，通过六科给事中对六部进行严密监督，再由内阁监督六科，试图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丈量田地，竭力将嘉靖初年创行且不断实践着的一条鞭法推向全国；裁减冗官，以缓解财政危机；整顿驿递，以减轻民众负担；重用和保护戚继光等将帅，以整饬边备；任用吴桂芳和潘季驯总理河漕，治理黄河和淮河，确保漕运的畅通与安全。由于各项措施执行得力，故取得了明显效果。张居正对此作了自我满意的评价，说：“万历以来，主圣时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纪纲振肃，风俗朴淳，粒陈于庚，贯朽于府，烟火万里，露积相望。岭海之间，氛廓波恬；漠北骄虏，来享来王，咸愿保塞，永为外臣。一时海内，号称熙洽。”（《张太岳集》卷7）史家亦论道：张居正任首辅时，“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侍，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国榷》卷71）不论张居正的自评，还是史家的认识，对万历初期政局的高度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长期以来，部分学者一味凸现张居正的改革特点，但对其改革范围缺乏系统明晰的界定，以至把张居正的一切行政皆视为改革。但是，一些学者清醒地看到，在朱元璋竭力营建的皇权体制中，张居正的行政空间特别是革新空间是非常有限的，短短的十年使他也不可能对明代政治进行结构性改革。《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论道：张居正“改革本身从未宣布；张只声称他的目的是恢复王朝创建者们的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姿态给了他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使他能够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实际上，由他主持的实现这一方案的办法基本上限于人事安排和靠公文进行管理。”（第566页）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张居正是一位改革家，不如说是一位务实精明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代政治体制的特性有充分的体认，深知处在当时的情境下，他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最大能量借助李太后和冯保之手利用幼主神宗的皇权将已有的、行之有效的法规真正落到实处。洞悉明朝政治利弊的张居正，深知朝廷政令在执行环节中大多成为一纸虚文，各级官吏怠政废事，麻木不仁。在他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落实已有的法令，提高行政效率。只要认真阅读《张太岳集》，“综核名实”、“采名稽实”、“崇法务实”、“复古崇实”、“率由旧章”等词随处可见。他明确表示要“兴化致理”，“惟在皇上监于成宪而已”（《张太岳集》卷44）。张居正所说的“成宪”，主要是指洪武、永乐、嘉靖时期所定的行政法规，他将朱元璋、朱棣称为“二祖”或“二圣”，而把朱厚熜称为“中兴之主”。在“二圣”框架中效法世宗是张居正法祖的核心内容。诸如整治驿递、抑制外戚、整顿诰敕、淘汰生员、整肃科举文风、禁毁书院、推广一条鞭法等等，皆效法于嘉靖政治。效法祖宗之制是张居正能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掌握优势和占据主动的最佳选择。正如其子张懋修所言：“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祖宗成法，不敢创一新政，惟率由旧章，以实行之。惟其行之以实而不便者，则见以为综核太过，遂束湿变政之肆讥，皆未考于典故也。”（《张太岳集》卷18）

在认识张居正的历史地位时，人们应理性地看到，他所依靠的权力是不可靠的，他也无法取得合法的行政权力。当人们赞誉他为“宰相之杰”或“救时宰相”时，恰恰忘记了朱元璋废除丞相以杜绝朝臣干政的制度设计。后世之人不遗余力地揭露包括明神宗在内的反张势力阴险丑恶的嘴脸，却忽视了其背后强大的制度支持。终明之世，包括张居正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对这一制度有丝毫的触动。一味地替张居正鸣不平和异口同声地讨伐反张势力，都不能真切地解读万历前期的明代历史，也难以真正吸取历史教训。张居正在特殊时期利用特殊权势成就了其一时的特殊功绩，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变革明代政治体制，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新的施政理念，没有也不可能造就一批从事变革的中坚力量，万历初政只打上了张居正个人的烙印。在机遇与制度的碰撞中，张居正又成了一位牺牲者。“世间已无张居正”，其物故后，强大的制度惯性将其轻易地碾碎，张居正主导下的万历初政便成了明代历史中一束“耀眼的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