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爱唐代“三李”的诗，“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1]拙文关注毛泽东喜爱李商隐现象，试图弄清毛泽东阅读李商隐的具体情况，弄清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对李商隐的借鉴吸纳，之后谈点粗浅看法。

一、毛泽东阅读李商隐的情况

毛泽东对李商隐诗非常熟悉，部分作品能熟背熟记。据学者周谷城回忆：1965年他在上海见到毛泽东，谈到旧体诗及李商隐，兴之所至周背诵李商隐诗《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背到此，周忘记7、8两句，背不下去，毛泽东便接口背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2]1965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学者刘大杰谈话，毛泽东问刘：“《贾生》一诗能背得出来吗？”刘背后，毛泽东慨叹：“写得好哇！写得好！”[3]一位曾陪伴晚年毛泽东读书的工作人员回忆：一次他给毛泽东读李商隐诗，读错一字，毛泽东立即让他停下，并进行纠正。[4]

毛泽东对李商隐生平事迹也有兴趣。50、60年代某年的7月27日，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过一信：“田家英同志：苏雪林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请去坊间找一下，看是否可以买到，或者商务印书馆有此书？”[5]

毛泽东还关注和参与李商隐诗歌研究。他读《历代诗话》，关于李商隐《锦瑟》中的“锦瑟”解释，对苏东坡的“适、怨、清、和”说和其他几种关于“锦瑟”的不同解释，一路画了密圈[6]。1965年6月和刘大杰谈到李商隐“无题”诗，毛泽东发表意见：“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1975年8月2日，刘大杰为修改其《中国文学发展史》，致信毛泽东，信中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复信答：“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定语，暂时存疑可也。”[7]这封复信离毛泽东逝世只有半年多一点。

毛泽东常以李商隐诗作为书法练习内容。《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收有李商隐的《锦瑟》、《筹笔驿》、《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马嵬》、《嫦娥》、《贾生》等。[8]由于对李商隐部分作品烂熟于心，毛泽东能够随口化用其诗句。余泊流、陈钢《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一书谈到：1933年底毛泽东被中共临时中央撤消红军总政委职务后，与妻贺子珍常在福建长汀卧龙北山散步，一次贺被路边腊梅吸引，让毛泽东看，他看后随口吟了两句：“春心乐于花争发，与君一赏一陶然”，[9]这第一句显然从李商隐《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句化来。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一般是“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读书时常在书上写批注，还用各种圈、点、勾、画等标记。每读一书、一诗，通常在书封面、诗标题前画上一个大圈，几个大圈就表示读过几遍。在诗标题前连画几个小圈，表示对该诗重视或欣赏。对诗中好句子和值得注意的地方，则画直线、曲线，或加以密圈。据整理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的张贻玖统计，毛泽东圈画过的唐诗约600首，其中“三李”诗约占三分之一，即约200首。毛泽东圈画李商隐诗30余首，约占他圈画“三李”诗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毛泽东圈画过多次的李商隐诗有《有感二首》、《重有感》、《锦瑟》、《夜雨寄北》、《马嵬》等。还有《贾生》，6处圈画。《北齐二首》、《隋宫》和《韩碑》，分别圈画3至5遍。《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在标题上连画三圈，圈画5遍。《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画着大圈、小圈。读《随园诗话》时，毛泽东对杨守和、尹文端集李商隐诗句的对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加了圈画。[10]需要说明的是，张贻玖统计仅限于中南海故居藏书，不包括他住进中南海前的阅读，也不包括其后他在外地所读的书，张的统计仅做有限参考。

二、毛泽东诗词创作对李商隐作品的吸纳

毛泽东的《七绝•贾谊》，明显吸纳了李商隐咏史诗《贾生》。《七绝•贾谊》全诗：“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李商隐《贾生》全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七绝•贾谊》第一句“贾生才调世无伦”显然从《贾生》第二句“贾生才调更无伦”引化，毛泽东诗词注释家对此持一致意见。两诗比较，李商隐较多沉湎于对贾谊命运的痛惜，毛泽东在痛惜同时，还评了贾谊死之不值，风格较李诗刚健。

毛泽东另一首《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该诗表达了对贾谊策论具体内容的欣赏，从总体看，欣赏与痛惜之情，与《七绝•贾谊》相似，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贾生》诗意的吸纳。

毛泽东写于1961年的《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第二首最后两句为“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毛泽东诗词注释家均认为“一例氤氲入诗囊”句语出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李商隐在传中记李贺“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毛泽东也喜爱李贺，读过李商隐所述李贺的特色行藏，印象较深并加以吸纳，应合理。

至于毛泽东其他诗词对李商隐诗意的借鉴吸纳，注释家们发表了各自意见，摘录若干如下：

1、《蝶恋花•答李淑一》“寂寞嫦娥舒广袖”中的“嫦娥”-李商隐《嫦蛾》：“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11]

2、《七律•到韶山》句中的“别梦依稀咒逝川”的“别梦依稀”-李商隐《春雨》：“残宵犹得梦依稀”。[12]

3、《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一句-李商隐《瑶池》：“八骏日行三万里”。 [13]

4、《七律•冬云》中的“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一句-李商隐《重有感》“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击高秋”。 [14]

还有一些，鉴于这类注释或可靠，或牵强，见仁见智，难做定论，兹不多录。

三、一点思考

1、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涉猎广，揣摩深，造诣高。李商隐是唐代重要诗人，毛泽东阅读、吸纳他的作品，顺理成章。然非所有唐代重要诗人毛泽东都喜爱，如杜甫，毛泽东阅读吸纳其作品不少，但他1957年明确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15]又说对杜甫“不甚喜爱”。[16]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17]这就把杜、白和“三李”区别开来。毛泽东对“三李”诗表现出一种偏爱，一种特别的兴趣。

“三李”虽同属“搞点幻想”的诗人，但诗境各有不同。“三李”中，李白诗境较阔大，刚质最多，与毛泽东诗词风格最接近；李贺次之；而李商隐诗境较沉婉内敛，与毛泽东最不接近。当代学者、作家王蒙指出，李商隐诗中描写的雨大都是细雨、冷雨、晚雨，给人的主观感受一是漂泊感、二是阻隔感、三是迷离、四是忧伤，并指出：“李商隐的诗中当然没有毛泽东的‘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与‘热风吹雨洒江天’”。[18]毛泽东在“心情苍凉”[19]时写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之“雨”，也比义山比较积极的“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之“雨”诗境阔大、格调雄浑。除去时代、历史因素，毛泽东的个性、处世态度与李商隐相比差距更大，积极与消极，争强与柔弱，对比分明，是“三李”中差距最大的。毛泽东之与李商隐，一方面是强烈反差，一方面又有偏爱，有强烈吸引。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两者相通之处在哪里，“灵犀”在哪里？这就需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毛泽东的阅读心理，另一个是李商隐诗歌的魅力。

2、关于毛泽东的阅读心理

（1）阅读心理“经常有对立的成分”

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反复咀嚼范仲淹《苏幕遮》和《渔家傲》两词后写道：“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界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毛泽东对这段文字郑重视之，特别嘱咐要女儿李讷也看一看。[20]

一位诗风以刚健豪放为主的诗人，会不会喜爱一位诗风以沉婉内敛为主的诗人的作品？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代表人物，会不会喜爱一位以写个人情怀为主的古典诗人？毛泽东本人的回答是肯定的。毛泽东的“兼读”主张，既谈了他的阅读心理，即有时需要调整一下口味，也强调了他的艺术鉴赏标准。只要是优秀的作品，例如达到了“苍凉又优美”的诗界，即使“基本仍属婉约”，都“使人不厌读”。对一个诗人“不厌读”的作品多了，就会形成喜爱心理，这里理当包括李商隐。

（2）在高水平鉴赏家那里，艺术性和风格十分重要。

毛泽东这段话，也是一位高水准鉴赏家的阅读体会。诚然，人的心理是复杂的，人的生存样式各种各样。万象纳于人心，心生万象，人的心理复杂性和生存样式的复杂性，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复杂性，决定了作品样式的多样性。好的作家、诗人总能准确深刻地捕捉到、精妙生动地描写出人的心理和生活面貌的复杂性。达到这水准的作品是优秀的经典作品，创造出这些作品的人是文学大师。如果我们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姑且把人的文学心理分为浪漫型与现实型，那么毛泽东与李商隐大致可属于偏于浪漫类型。浪漫型的诗人更关注于人的精神世界。当李商隐把自己的心灵活动用文学手段生动精妙地表达出来，并与毛泽东的阅读心理相契合，便会产生共鸣。共鸣处越多，两心撞击得越强烈，两心契合的越密切，毛泽东就越会激赏李商隐作品，由之喜爱李商隐。诗境的阔窄，诗意的豪放与婉约，诗人气质的刚与柔、处世态度的消极与积极，这些差别，在文学造诣较高的鉴赏者那里，总是低于艺术性。越是好的鉴赏家，越能深刻参悟人生复杂性，越能理解艺术复杂性，越能领略艺术样式的多样性。只要诗人在鉴赏家关注的领域发现发掘了新鲜的动人的情感，即使不甚合自己人生旨趣，仍然能被打动心弦。

心弦拨动之后，是咀嚼，是绕梁三日，是联想生发，是借鉴吸纳。不同气质诗人之间的借鉴吸纳，会产生不同格调的作品。如毛泽东把李商隐的“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化为“春心乐于花争发，与君一赏一陶然”，转无望沉沦为积极乐生；如把《贾生》引发为《七绝•贾谊》，加入刚健豪迈之气。当然，不同风格的诗人之间也有借鉴吸纳，如毛泽东改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也会产生不同格调的作品。

（3）毛泽东和李商隐对于探究人的心灵有共同关注。

文学是人学，是作家、诗人对人生样式，特别是对人的心灵探究的一种逼近“宇宙”、逼近“大道”的努力。李商隐作品一大特色，是对于人心灵的探究达到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精度，对汉语言美感发掘和汉字运用达到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精度。李商隐有些抒情诗，虽思想消沉，甚至颓废，但在艺术性上，尤其在探究与描写人心灵世界上，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如“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等等，都堪为绝妙佳句。细雨、冷雨、晚雨，一旦化作艺术力量，在艺术知音的心灵世界，便会“江海翻波浪”。[21]

毛泽东一面是文学造诣深、文学创作有实绩的鉴赏者，一面是充分关注人的思想灵魂的革命家、政治家。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最重视人的思想工作的政治领袖之一，也是最善于把文学作品运用到政治生活中的政治领袖之一。1959年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就曾引无名氏《咏疟疾》和枚乘的《七发》，劝其改造灵魂深处思想。[22]作为比较透彻了解中国国民心理、尤其是中国文人心理的毛泽东，他感知并赞赏李商隐作品的艺术魅力，也很自然。

（4）从政治上考察毛泽东喜爱李商隐现象，也有意义。

毛泽东是新中国政治领袖，他爱读“三李”一事，在他生前虽未正式发表，却广为流传，也不曾受到任何正式的阻止和纠正。在文革时期，它实际上多少缓解与校正了当时极左的文艺潮流。这是有趣的文学现象，也是有趣的政治现象。如果我们暂且粗略地从诗人总体上套划，李白是偏于豪放的，李贺是介于豪放、婉约之间的，李商隐是偏于婉约的，那么就会发现，毛泽东喜爱“三李”，与上引毛泽东自述的阅读体会，思路上有相通之处。这段阅读体会，也未曾在毛泽东生前正式发表，但它是毛泽东写给后来参与国家文艺领导工作的一个人的（这个人没有在后来的文艺工作中领会和执行这个思路，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春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也与这段阅读体会思路相通。毛泽东写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57年8月1日，57年6、7月份全国大规模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毛泽东在反右高潮之后写这段主张兼读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字，特别耐人寻味。它至少表明，毛泽东仍然在沿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路在深化思考。在政治思潮上出现反弹后，毛泽东是否有从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上重申“双百”方针的想法呢？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毛泽东扬“三李”抑杜、白，更是在明确倡导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文学。因此，从政治上讲，从研究毛泽东，从研究新中国文艺史角度讲，关注与研究毛泽东喜爱“三李”，喜爱李商隐，也有意义。当然，我们还不能把毛泽东的个人喜爱，把他未正式发表的意见，和他正式发表的意见等同看待。正式发表的意见带有政治考虑、全局考虑。个人喜爱对他的正式意见有影响，但毕竟个人因素占得多一点，只是他政治生活之余的一个补充。

3、关于李商隐诗歌的魅力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风格、特点和艺术魅力，前已有述，还有两个问题值得一提。

一是毛泽东诗词与李商隐诗在艺术某些层面上的相通性。

对任何一位文学大师，都很难用“豪放”或“婉约”一个词概括周全。婉约与豪放，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或者偏于婉约、不废豪放，或者介于婉约与豪放之间，还可以用别的语汇比如现实与浪漫、积极与消极、传统与现代、写实与象征（例如把李贺归入象征主义或神秘主义诗人一类，似更合适）等等来概括。但文学大师一般不只有一副笔墨。毛泽东所谈“对立统一”，也体现在这里。阅读心理如此，创作心理亦然。不懂婉约的豪放诗人，和不懂豪放的婉约诗人，都不可能成为文学大师，亦不可能成为高明的艺术鉴赏家。此即概括的限制与偏颇。此即所谓“理论是灰色的，艺术之树长青”。倘削足适履，只能说明理论的贫困。对诗人风格的概括只是对诗人整体而言，具体作品又当具体分析，具体作品的具体句子又当具体分析。

毛泽东的《虞美人•枕上》或恐是偏于婉约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或恐是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忆秦娥•娄山关》是雄浑豪迈的，但如果把“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纳入婉约派的诗词中，也未尝不可。当然从整体看，毛泽东诗词偏于豪放。李商隐诗特别是他的一些咏史诗，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很难称之为沉婉内敛。又如“不知腐鼠成滋味，猜疑剜雏竟未休”，比之毛泽东诗词，时能使人读出点《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味道，甚至能想起《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某些句子。

二是李商隐诗歌的丰富性，他的咏史诗展示了另一道风景。

李商隐还有一副笔墨，就是他的某些咏史诗。李商隐某些咏史诗深沉处往往显出尖锐、泼辣甚至洒脱。“近闻开寿筵，不废用咸英”，“甘露之变”后，文宗帝仍旧使用事变罪臣王涯整定的《咸》、《英》乐曲，李商隐抓住了这个细节。从政治角度分析，它可能是对于皇帝的一种嘲讽，倘若是，够尖酸辛辣；它也可能是对另一种政治信息的捕捉，并把这信息传出去，倘若是，也够聪明敏锐。“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岂不是很浓重的政治关注？“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不正抓住这一人事问题的要害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比之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不也相似相通、甚而更有气魄些吗？

文人在政治场上失意，各有其因。李商隐政治生涯无疑是失败的。在实际政治斗争中，他似显低能，与其咏史诗水准相去甚远。在牛李党争中摇摆，不像是看风使舵，不像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不像是脚踏两只船、猎取两派政治资源未遂，更像是稀里糊涂，不知所措。说他生不逢时、命途多舛也罢，说晚唐“萧艾太盛椒兰少”也罢，说他眼高手低也罢，不管怎么说，李商隐的政治见识至少在他的书面语言上，是留下优良记录的。是否“凌云万丈才”另论。书面上的政治财富，也是财富，也有资政价值。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袖，对《有感二首》、《重有感》、《马嵬》、《贾生》、《韩碑》、《北齐二首》、《隋宫》等读之多遍，关注、欣赏和吸纳他的咏史诗；又如宋代曾任宰相的政治家、诗人王安石反复吟“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认为“虽老杜无以过”[23]；又如“成事由俭败由奢”，被当代政治家引用来强调廉政问题，[24]这些都证实了其资政价值。

具有“深度的形象世界”，是李商隐诗歌丰富性的又一体现。王蒙先生评论《红楼梦》，有句话很精彩：“只要是真正的创作家而不仅仅是主体先行的宣传家，他的作品里的形象世界的可阐释性就绝对没有被作者本人所穷尽，越是有深度的形象世界就越是这样。”[25]李商隐的即景诗、抒情诗甚至是专门写爱情的诗，被后人引用作政治和社会事业用途的为数可观，乃至家喻户晓。当代国家领导人叶剑英用“雏凤清于老凤声”，来论述中国共产党培养年轻干部问题。[26]50、60年代政治批判文章用“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喻境内外坏人声息相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被广泛用于称颂勤奋敬业的教师，用于写爱情的情形倒少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被当代用于提倡老年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夕阳无限好”也是这样，等等。李商隐诗是一个“有深度的形象世界”，它多种角度的可阐释性，它的“通情”与“通境”[27]特点，充分展现了高度艺术性。

毛泽东爱读李商隐不是偶然的。这与毛泽东复杂的阅读心理有关，与毛泽东很高的鉴赏眼光有关，与毛泽东创作心理有关，与毛泽东政治实践有关，与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个性特点有关，也与李商隐诗的深刻性、丰富性有关，与李商隐高度的艺术技巧和巨大艺术成就有关。毛泽东对李商隐诗有大量的阅读，反复的阅读，并且达到喜爱之程度。所谓喜爱，就是灵犀点点通，相通处情思相融。而毛泽东对李商隐诗的引用、化用、改用之妙处，也相生相照，凤翼双飞。诗心相通各不同，鉴赏者由阅读、激赏而浮想联翩，生发无限。不同的鉴赏者有不同的联想，不同的生发。毛泽东由之生发出他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由之获得阅读的精神享受，甚至由之联想到国家的文艺方针，在情理之中。毛泽东爱读李商隐现象，从一个耐人寻味的重要角度彰扬了李商隐诗的思想魅力、艺术魅力，它是中华民族的一笔文学财富，也是一笔政治财富、思想财富。毛泽东爱读并借鉴吸纳李商隐，也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艺术鉴赏力和深厚的创作功力。当然，毛泽东阅读、吸纳李商隐作品的情况，喜爱李商隐的原因，毛泽东因之联想生发出来的诗情和思想，由于拙文写者掌握资料有限和水平有限，难以谈清谈透谈全，还有待大方教正，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

[15]、[16]：参见陈华东、刘国华、黄书权主编《毛泽东推荐的古诗文》，第7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3]、[5]、[7]、[8]、[17]：参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下册第1309-131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2版。

[4]、[6]、[10]：参见张贻玖著《毛泽东和诗》第48、第95、第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

[9]参见胡忆肖、鲍晓敏、胡兴武编著《毛泽东诗词白话全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11]参见肖毅、胡敏编著《毛泽东诗词祥析及墨迹欣赏》第31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12]、[13]、[14]、[22]：参见萧永义著《毛泽东诗词史话》第247、238、299、25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18]、[27]：参见王蒙著《双飞翼》第32、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出版

[19]、[21]：参见吴功正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第14、18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20]参见《名作欣赏》杂志2002年第1期。

[23]参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版

[24]、[26]：参见王蒙著《王蒙说》第195、199页。

[25]参见王蒙著《红楼启示录》第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