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9日，备受国内外关注的孔子学院总部在北京正式成立。目前，全球已开办孔子学院140多所，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

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载体，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便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的确令人深思。自19世纪西方文化逐渐成为主导全球的文化以来，“西学东渐”以压倒性优势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人们习惯了“言必称希腊”。进入21世纪以来，非常有趣的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语境的全球化时代，竟然出现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而且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破冰之旅”的偶然，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髓，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具有普适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这种“和”的思想，在儒、释、道、医、易各家的诸多典籍中随处可见。无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还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都以“和”为一贯的主流、最高的境界，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价值观。正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中所说，东方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究“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夫和言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这即是认为“和而不同”是万物生长、发育的法则和规律。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即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对人类社会而言，倡导的正是承认差异、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这种价值观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愈发为人类社会所接纳，成为世界性的价值标准。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孔子高贵的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

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做人处世原则。”联合国已将孔子定为人类十大思想家之首，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成为当今世界人权的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人类社会主题的全球化时代，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价值，对于保持人的高尚道德精神、维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中国情怀，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是建设持久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需要。

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理性、人类中心、进化”等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例如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康德提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主张），实现了工业革命的三次飞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然而，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出现的结果却是人的异化。这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尖锐对立，而且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诸如战争冲突、资源枯竭、生态危机、南北差距和霸权主义，等等。这种以牺牲自然、社会来满足人类私欲的文化思维正是卢梭所说的科技文明与人类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

对于现代人把自然作为纯粹的客体，并为满足人类的私欲而过于依赖科技来改造甚至破坏自然，恩格斯也曾尖锐地提出过批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印证了恩格斯的精确预见。人类在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另一幅现实图景：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土地荒漠化、物种灭绝、资源匮乏，等等。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困境，后现代主义开始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进行反思，并试图通过寻找和谐文化来矫正西方文化的先天不足。于是，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为解决工业文明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作出贡献。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在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的今天，孔子学院作为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种“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无疑弥补了西方文化的缺陷，更能发挥出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作用。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所说，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地区冲突、生态恶化等诸多课题，都可以从孔子思想中汲取化解之道，孔子学院受到全球欢迎，也说明了世界需要儒学来滋润。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60届联大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和谐世界”的重要论述，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述，是中华文化对国际秩序和主流文化作出的新贡献，对于化解各种危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的自觉与创新，不仅需要“美人之美”，而且需要“各美其美”，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实现了“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历程。

人类文明是多元化的文明，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就文化层面而言，全球化显然不是单一价值体系的西方文化，而是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互动融合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势。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化自觉”，并将其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人之美”固然重要，但显然，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各美其美”。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和传统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文化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

自19世纪以来，我们学会了、并且善于“引进来”，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建设基本上是单一的拿来主义。拿来主义在建设文化时代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也必须看到单一的拿来主义在建设文化时代性方面的缺陷，这种缺陷是“守势、单向、非均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湮灭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20世纪8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期，“全盘西化”、“唯西方论”更是不绝于耳。显然，这种脱离了历史和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无益于我们的文化创新。

孔子学院建设走出国门，其根本性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主动参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中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这正是中华文化实现“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历程，必将促进自身文化建设不断创新和发展，并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和谐世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