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1]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改革时参考。依笔者个人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说，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能够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却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生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2]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宋人苏轼说：“平居有犯颜敢谏之士，则临难有伏节死义之臣。”[2]陈公辅说：“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4]蔡戡说“无事之时，则有犯颜敢谏之士；多难之世，则为伏莭死义之臣。”[5]宋人此类议论不少，有深刻的哲理。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论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6]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7]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后箠死狱中”。浦鋐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8]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险此送命。[9]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10]

　　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又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1]

　　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12]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13]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14]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某种平等和民主精神。

　　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宋人有一段议论说：“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后世谏官有常职，而言路弥塞。古者工诵箴谏，则百工得以谏也；瞽诵诗谏，则朦瞽得以谏也；公卿比谏，则凡在朝者得以谏也；士传言谏，则庶士得以谏也；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则庶人、商贾亦得以谏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于士、庶、商贾、百工之贱，莫不皆得以谏，是举天下皆谏诤者也，固不待处谏官之职，然后即取以为谏也。岂非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欤？后世不然，立谏官之职，将以求谏，而不知谏诤之路反由此而塞。……既以谏诤为职，则不居此职者，皆不得而谏也。有所谏则曰‘侵官’，有所谏则曰‘犯分’，语及天子者则曰‘指斥乘舆’，言关廊庙者则曰‘诽谤朝政’。所以然者，盖由谏官之有定职故也。”[15]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之类，也多少体现广言路的精神。

　　第三，强调欢迎和容纳直言，允许“风闻言事”。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16]“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17]唐太宗虚心纳谏，成就了古史上最著名的贞观之治，自不待言。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18]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宋人彭龟年说得好：“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19]将“言路通塞”作为天下治乱兴衰的标尺，无疑是深中肯綮。

　　关于风闻言事，政治家王安石有如下一段解释：“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20]事实证明，特别是很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范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21]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在当前腐败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强调允许风闻言事，也许更有其特殊意义。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一伙的腐败问题，在北京市早有传闻，真正得到揭发和惩治，已经太迟了。我们的报刊、电视、电台之类为什么就不能设置专栏，允许任何社会主人，对任何公仆及其亲属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揭发，允许风闻言事，允许当事人申辩，更应当有有关机构的审核报告。我想真正按此方式行事，必将对腐败问题产生强大的威慑作用。

　　回顾共和国的五十年史，尽管人类和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西元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但从人们的观念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能说都比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进步。当领袖神化，人们成天山呼万岁，“右派”、“右倾”、“反党”等铁帽子满天飞，杜绝言路，拒谏饰非，把整个民族推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之时，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水平实际上就降到了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以下。因此，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对今人而言，就不能说是毫无教益和借鉴作用。

　　民主与专制政体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普选，即直接选举制。中国大致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后，就取消了原始社会的选举传统。二是对最高权力能否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是舆论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控舆论。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后两条精神，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相比，不能说没有明显的、巨大的进步。中国古人虽然强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22]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莫不以防民之口作为重要国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一般已有了言论自由。如果真要封杀和禁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就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古人强调“后从谏则圣”，只是要劝说君主纳谏，而西方国家大致做到了政治活动家不贤，则通过舆论揭发、选举等方式倒台，这又是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是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圭臬，提出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标准和规范。例如他们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工资，即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巴黎公社原则强调新社会干群关系，就是社会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一切社会公仆决不是天然尊长，必须由社会主人直接选举产生，随时罢免，反对等级授职制。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一词曾风靡一时，笔者在此愿重复使用。何谓乱？社会上深固的专制陋习、等级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上、法律上的缺陷等，是谓乱；何谓正？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从观念到法制，建立社会主人与公仆的全新关系，是谓正。

　　这项拨乱反正的工作不是做得很多，而是做得太少，事实上存在着一个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某些舆论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在根本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这里且不说滥用诸如“父母官”之类的古代词汇，对领导干部进献非公仆身份的谀词。例如新闻媒体上社会公仆视察，而有劳社会主人们列队鼓掌欢迎的镜头，早已司空见惯。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看来，又成何体统？又如一些舆论常说，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这句话其实就是把领导干部置于居高临下，高群众一等以至数等的特殊地位。按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公仆到主人之中，是应当洗耳恭听主人“训话”的问题。再如某些干部听不得社会主人的尖锐批评，动辄下令禁绝，他们的见识，其实还是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人见识之下。按照巴黎公社原则，他们是没有资格和权力那么做的，这当然是一种凌驾在社会主人之上，滥用权力的行为。其实，社会主人的批评愈是刺耳，愈是尖锐，社会公仆就愈有义务深自惕励，向社会主人引咎自责，甚至主动引咎辞职，这才是由公仆身份决定的公仆本色。

　　由于中华民族的专制陋习深重，这项拨乱反正工作当然是艰巨的、长期的，却又是非做不可的。在从事拨乱反正的工作时，固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为本，正本清源，但不论是古代台谏政治，或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有益经验，也应当认真吸取，而不应拒之门外。

　　（原载《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

--------------------------------------------------------------------------------

[1]《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36《台谏·谏官御史其职各略》。

[2]《贞观政要》卷2《论求谏第四》。

[3]《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3《玉牒初草》。

[4]《历代名臣奏议》卷183。

[5]《历代名臣奏议》卷206。

[6]《宋史》卷242《仁宗郭皇后传》，《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

[7]《朱子语类》卷12９。

[8]《明史》卷20９《杨爵传》，《浦鋐传》，《杨继盛传》。

[9]《明史》卷226《海瑞传》。关于明朝诏狱之惨，参见王春瑜：《“土地庙”随笔·读〈诏狱惨言〉》。

[10]转引自王春瑜：《“土地庙”随笔·读〈玉抱肚·官悟〉》。

[11]《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2]《尚书·说命上》。

[13]《宋史》卷168《职官志》。

[14]《老学庵笔记》卷8。

[15]《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36《台谏·古者谏官无定员后世谏官有常职》。

[16]《尚书·太甲下》。

[17]《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二月庚申廖刚奏。

[18]《避暑漫抄》引《秘史》，《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19]《历代名臣奏议》卷206。

[20]《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壬午。

[21]《宋史》卷337《范祖禹传》。

[22]《国语·周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