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颇重选集，一方面是因为经过编者“去粗取精”的加工，可以“爰采菁华”；另一方面更是看重编选见识，选本背后往往渗透着编者的想法和眼光。论文选虽应归于传统之子部，但情况大体与选集相似。据严耕望先生自序，此本论文选首先由其弟子参考青年学人意见草拟选目，再由其增删为二十篇，其编选思路既反映了学界意见，也是作者本人的旨趣所在，可说是某种意义上的“自选集”。孟子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述作立说与著者心性固自相通，国内读者对于严先生本不熟悉，故而有必要简要述其生平。

严耕望（1916－1996），安徽桐城人，名德厚，字耕望，以字行，取陶渊明“归园田居”之意而号归田。自幼擅长数学推理，文科成绩反倒平平，后因机缘对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民国二十六年（1937）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钱穆宾四先生，精于历史地理和古代行政制度史的研究，辗转教学于台港之间，后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作煌煌，享誉海外。

论文选主要收录了地理和制度两类论文，依次分为上下编，鲜明地反映了归田先生的研究领域。而从论文性质来看，又主要分为“通识”和“专辨”两途，这恰恰又是归田先生的治学风格。其在《治史经验谈》首章首篇即强调“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可谓夫子自道也。

几篇文章的可商榷之处

以言博通，集中所收二十篇文章，横贯了自夏至唐，自上古至中古的漫长时间。所论问题除地理和制度外，兼及考古（《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文化（《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语言（《杨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风俗（《战国时代列国民风与生计》）、宗教（《唐人习业山林寺院》）、经济（《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文献（《佛藏中之世俗史料三剳》）等方面。这其中绝大部分文章，即为严氏所谓“通识通论”之作。如《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一文，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结合钱穆先生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将诸子九流按照文献著录国籍地域的不同罗列排比，并进而落实于地图之上，意在一网打尽、一目了然，使读者对先秦诸子的地域分布有了全新的认识。

此文本为严氏《中国历史地理讲义》的一部分，颇有可商榷之处，如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汉书》所录材料是否可以涵盖整个战国时期呢？文献著录诸子国籍到底是指其人的祖籍地，还是出生地，亦或是成长地，这又如何界定？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至为频繁，观李斯《谏逐客书》即知，如此，研究静态的战国人才分布意义又何在？这些文中都未能说明。同样出于《讲义》的另一篇文章是《战国时代列国民风与生计》，是文将天下分为十大风俗区，缀和《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相关史料进行说明。大概是因为随堂讲义的缘故，耕望先生这两篇文字都浮于材料罗列，探讨并不深入。

对于风俗史料的利用笔者想多说几句，风俗是很特别的文化现象，虚无、朦胧、不定、复杂，很难准确概括，风俗材料的史源究竟是什么呢？不外乎两种可能：史家亲身走访采风所得（《货殖列传》似乎是太史公亲获），据他人记载（《汉志》承袭朱赣《风俗》）。后一种方式又可以分为官方记载和私人记述，官方记载大抵是派使者采风于四方，私人记述则又可分为专记一地和游记数方。那么纵观以上分析，只有专记一地（特别是专记自己的家乡）才有可能对某地民风习俗有十分深切的了解，无论是独自云游四方的史学家、游客，分赴八极的采风之官都似乎不可能长期驻守某地，深入了解民情，而往往是“道听途说”、“浅知即止”，而且是一个相对来说较短时间的横截面。那么源于这种记载的风俗描绘对现实情况的反映应该是相当片面的。当史家或是史官面对如此纷繁芜杂的各式风情记载时，究竟如何确定哪些是属于风俗范围呢？他们不可能把所有材料统统抄录到正史中去，取舍标准究竟是什么？通过细读《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隋书·地理志》可以发现大抵是满纸凶悍离奇之怪事，其所载风俗的取材范围不外乎玩巧、俭吝、好侠、剽悍、奸悍、趋利、不轨、寇盗、淫荡、矜夸。事实真的如此糟糕吗？显然不可能完全是这样，只要将正史各传对照风俗各区比较，就会发现情况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基于此，笔者认为风俗的最终写定有取异不取同、取怪不取常、多取下层少记上层、多取小人少记君子的倾向，且所框定的范围大抵是突出某地恶习丑俗、小人奸宄。而之所以这样择取，似乎是本朝的亲民官先对前朝各地的恶俗有个大概的了解，有个心理准备，并吸收过去治理的经验（这在风俗记载中也时有体现），结合在实际接触后的认识，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在地理志中往往强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思想似乎就是在暗示一种剔除恶俗、澄清民风的手段和方法。故而可以据风俗记载说某时某地有某种风俗现象，而不能据此推断其地的风俗一直且完全就是这样，更不可以据此认定某地就没有其他文化风俗。严文完全依照史籍文献，不加辨别地采用，使得论文的学术价值打折不少。

《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一文同样采用了罗列材料的方法，归田先生极为细致地将杨雄《方言》中存录的方言地理素材悉数辑出，并总为一表附于文末，极便学人利用。然而，此文对前人研究成果却未能借鉴，实际上林语堂早在民国十六年（1927）就发表了《前汉方音区域考》，是文据《方言》所引地名的分和推测汉代方言可分为十二区，严文分为十三区，二者所分方言区颇不相同，其对林文既未加征引，又未置可否，不知缘何。而严文最大问题在于对《方言》所存材料断代的错误认识，现代学者研究指出《方言》是研究汉代方言地理的主要材料（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和先秦方言没有太多关系。

“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

涉及隋初经济的《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一文，虽从表面上看，是为钱穆先生《国史大纲》所述隋代经济暴增三大原因之一做注脚，但却以完备的材料和深邃的追索将“隋初注意吏治”这一原因，由定性判断坐实为定量分析，使读者深刻地认识到吏治精简对隋初经济极速增长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研究对今日的行政人事改革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严先生在制度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集中属于通识一类的制度史论文，当推《唐代行政制度论略》为代表，实际上此文是集中另外一篇长文《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的简写版。这两篇文章的最大成就在于系统地梳理了唐代尚书省职权地位的变迁，并揭橥了唐初中央行政执行者为九寺、诸监、诸卫，安史之乱后转变为诸使司的史实及其历史原因。集中与之性质相同的还有《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两篇，这些论文共同的特点是将史籍中的相关文献网罗抄出，然而分类部居于各种职官之下，于是相关制度问题便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实际上严氏的这一风格在其名著《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两卷四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也一以贯之地体现着。翻看台湾学人的文史著作，其中有很大一批撰写风格与之相近，不知是否是受到归田先生的影响。

以言专精，这是严先生颇为得意的方面，“惟余所长，仍在精核缜密一途。”（《论文选集·序言》）实际上即使是所谓“通识”性的文章中也有很多专精考证，而颇具代表性的要属《杜工部和严武军早秋诗笺证》一文。文章对老杜诗中出现的“滴博”、“蓬婆”两个地名进行了精密考证，揭示出二者实指“滴博岭”、“蓬婆岭”，其为唐朝和吐蕃南北两军间之冲要，极大地拓宽和加深了读者对于本诗的了解，属于“以史证诗”的典范。近年来“诗史互证”在文史学界是颇为热门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源于“陈寅恪热”，实际上刘师培很早便提出了“诗史互证”的命题（《读〈全唐诗〉发微》，亦可参看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学记》）。“诗史互证”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为“以史证诗”，严文即属此类，一为“以诗证史”，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主要是在这个方面着力，成就斐然。而严先生未能克尽的巨著《唐代交通图考》，几乎将此手法运用到了极限，穷尽了唐诗中几乎所有关于唐代交通的材料，读来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一段公案

值得一提的另一篇考证文章《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其文意在驳斥清人所谓《汉书·地理志》所载郡国首县非郡治的判断。这篇文章发表于1953年，三十多年后又引出一段“公案”，香港刘先生于1979年获得内部发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其因严文“凡首县即为治所”的判断，而对第二册西汉郡国图组中诸多治所与《汉书·地理志》郡国首县不符提出异议，并写信给中华地图学社，并附上了严文的影印件。对此，复旦大学王文楚先生发表了《关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图几个郡国治所问题》（《历史地理》第五辑，1987年版）一文作为回应，指出严文所谓“绝无例外”未必然。对于王文，严氏又在此文编入论文选之际附上长篇文字，意在补充其说。文史领域的悬案往往是由史料匮乏所致，而更为棘手的情况是出现两组根本矛盾的材料，如何取舍，存乎一心。在西汉郡国首县即治所的问题上，文献中确实存在着很多与之相悖的记载，严文提出了两个缘由来解释其矛盾，其一是治所屡变，即文献中所记载的只是某个时期的情况，《汉书·地理志》所载政区是汉末平帝时期，其时治所迁徙，自然与此前文献所载不同。其二是《汉书·地理志》有错简，现存《汉书》首县并非班固旧貌。这种说法太过“油滑”，凡是符合其说的，就没有迁徙，就不是错简，凡是相左的统统归入后者，实在不能让人信服。

而且耕望先生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态度颇为“轻蔑”：“谭其骧所编的《地图集》还算不错，足够教学和平常参考之用，就学术上来说，还嫌不够”（《论文选集》附录二《忘情于“不古不今之学”》），如此评价似乎有“看人挑担不吃力”之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始于上世纪五十年后期，在毛泽东直接指示下，由吴晗指定谭其骧先生担任主编，云集了全国顶级史学专家几十人，在对整个历史时期我国疆域和政区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绘制而成，虽然“文革”中绘图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但仍然刊行了内部本，后又于1984年重新修订出版（《历史地理》第二十一辑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文章，可以参看）。历史地图的编绘十分困难，许多技术性的难题需要解决，如历代疆域的变迁如何绘制极为棘手，稍有不慎即会引起政治争端，甚至会导致国际事件。政区沿革考证虽然有清人研究作为基础，但仍然需要投入巨大精力来完成，《地图集》在断代政区考证方面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这一任务直至今天仍在进行，笔者目前所从事的三国西晋政区地理研究就是为了全面解决这一时段的政区沿革问题。其他古代山川走势的复原，古代城市遗址的定点，州路郡县内部区域的划定等等都是极为困难的工作。所以《地图集》的出版代表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文史研究最为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其存在若干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完全抹杀其学术价值则显得太过武断。

反观严先生诸作中的地图，问题不可谓不大，最为严重的问题是严氏所有著作中的地图都没有任何标准年代的说明，历代政区疆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落实到地图上就必须表上标准年代，若是今天我们使用建国初期的地图，显然是缘木求鱼的行为。除此外，严氏所有地图中所谓今地，皆不知其年代所指，那么其今地的标注又有何价值呢？

博通而又专精是严先生自己提出的著作标准，虽然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但总的来说其完全达到了这一极高的学术标准。今天我们捧读论文选，在吸收借鉴严先生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似乎应对此学术境界更加注目。

此本论文选最初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91年出版，中华书局又于2006年在大陆发行出版。去年以来，中华书局陆续发行出版了台港学者王伊同、杨勇、劳干、逯耀东等人的学术著作，虽然皆为旧作新版，但仍是非常好的事情，不但繁荣了学术交流，也让普通读者得以方便地了解台港学者的研究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