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来，以儒商命名的组织和书刊经常出现，在香港成立了国际儒商联合会，在大陆出版了《儒商读本》系列丛书，各地召开了规模不等的儒商学术讨论会。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儒与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一方面从学派来说属于“士“的范畴，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农业文明“士农工商”的等级中居上流，而商属末流，他们是不能结合的，儒商是不可能出现的。另一方面，从学术思想来说，儒学又可以属于道德范畴，讲的是义，而商则是争利的，道德与市场是不相容的。鉴于此，探讨一下儒与商结合的可能性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        儒—农业文明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齐文化和鲁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形成了鲁文化为主体、齐文化为补充的格局。笔者认为，鲁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其典型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仁者型文化。齐文化是工商文明的产物，其文化成分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齐文化是智者型文化。

　　儒家文化之所以是仁者型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齐文化之所以是智者型文化，是工商文明的产物，是由鲁、齐两国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经济政策、政治方针和民情风俗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

　　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首先是由地理环境不同而引起的。齐国是沿海国家，鲁国则是大陆国家。关于这两个国家地理环境的不同，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本文采顾颉刚说）在分析青州和兖州的地理状况时，说：“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  ，海物惟错，岱畎丝、　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  丝，浮于坟，达于济。”“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徭，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这里提到的青州、兖州，都是古代九州中的州。青州，包括了后来的齐地和齐国，兖州则包括了后来的鲁地、鲁国。齐国是一个典型的沿海国家，齐地是典型的沿海区域，有很长的海岸线，《尔雅·释地》说：“齐曰营州”，“齐有海隅”。《禹贡》篇说这里“海滨广斥”，“海物惟错”，所以这里盐碱地很多，进贡的东西也是盐和各种各样的海产品。鲁地、鲁国则是典型的大陆区域、大陆国家，这里“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到处都有草冒出新芽，到处都有树木在不断地长出新的枝条。大陆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所以《尔雅·释地》说：“鲁有大野。”

　　关于这两国的不同地理环境，《史记·货殖列传》也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齐国首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司马迁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史记·齐太公世家》）。战国时，其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同上）。鲁国则在泰山之阳，是处于洙泗之间的一片丘陵地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都说：“邹、鲁滨洙泗”。

　　由地理环境之不同，又引起两国经济条件之不同。齐国是沿海经济，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通输业、手工业。这种经济类型在太公建国初期就已确定，《史记太公世家》就说太公时期“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时期，又得管仲辅助，“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同上）。到战国时，齐国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其首都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这里有“五民”，即士、农、商、工、贾，“临淄、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汉书·地理志》）。在齐国，商人们“群萃而州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工匠们也是“群萃而州处……旦暮从事”（《国语·齐语》）。

　　鲁国则不同，一向只重视农业，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在鲁国，百姓“择瘠土而处之 ”，因为瘠土可以养成热爱劳动的品格，“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他们所从事的只是农业，所以“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国语 ·鲁语》上），就是说的不违农时致力于农业的情况。鲁国人过的是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生活。这里，“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好农而重民”（《史记·货殖列传》）。

　　由地理环境尤其是经济条件之不同，又引起其他方面的差异，如经济政策、政治方针、民情风俗等的差异。首先是经济政策的差异。《汉书·地理志》说：“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采取的政策是“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齐国在这种政策的刺激之下，生产出的“冰纨绮绣纯丽之物，为冠带衣履天下”。而鲁国所采取的政策则是针对农业经济的，如“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后来的鲁宣公所采取的“初税亩”也是针对农业经济的。

　　其次是政治方针的差异。齐国重视霸道和法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依靠的主要就是霸道和法术。后来的管晏之法大多也都是谈霸道和法术。当然，齐国也重视“礼”，太公修政“简其礼”，但齐国的统治术是把法治和礼治结合起来，而且是以法治为主的。而鲁国则重视王道，尚礼义，鲁国向来以尧、舜、周公为楷模，以礼为本，实行礼治，保存宗法制度，所以鲁国的宗法关系非常牢固。法治在鲁国行不通，春秋时，少正卯被诛杀，战国时代，法家人物吴起到鲁国任职，但很快被赶走（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都是明证。

　　然后是民情风俗之不同。齐国“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史记·货殖列传》）。“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史记·货殖列传》）。“齐赵设智巧，仰机利”（同上）。“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管子·水地》）。“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汉书·地理志》）。其他许多典籍也都提到过齐国民俗风情方面的特异之处，如《礼记·乐记》引用子夏的话说：“郑音好澜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庄子目“齐谐”为“志怪者”（《庄子·逍遥游》），以齐国徘谐之书多记怪异之事。南朝齐、梁之际的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次提到齐俗，如“齐威（王）性好隐语”，好“谐 ”，“谐 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髡）说甘酒”（《谐隐》）。邹衍“养政于天文”，其说“心奢而辞壮”（《诸子》），刘勰承认齐风是确实存在的，他引用魏文帝曹丕的话，“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风骨》），据陆侃如、牟世金先生说，齐气是指齐地之气，特点是比较舒缓，属于阴柔的一类。唐代徐坚等编撰的《初学记·雅乐》也说：“郑音乱雅，齐音害德。”宋朱熹所说的“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也是指此而言的。齐国之所以有这些民情风俗，就是由齐国经济基础决定的。正像《吕氏春秋·上农》篇所说的“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

　　而鲁国则“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鲁人俗俭啬，……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世代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史记·货殖列传〉）。鲁国“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长老不自安，与幼小相让”，“好学，上礼义，重廉耻”（《汉书·地理志》）。朱熹也承认鲁俗是“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

　　可见齐、鲁两国的民情风俗是有很大区别的。

　　然后，我们要指出，齐、鲁之间的学术文化也是不同的，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齐国是沿海国家，开放程度比较高，对外来文化能够兼收并蓄。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方技、术士、方士等等百家之学，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天下谈客，坐聚于齐。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戴表元：《齐东野语序》）。

　　鲁文化则是单一性的文化。鲁文化是在鲁国单一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宗，排他性特别强，因为只有儒家思想才适合农业社会的国情需要。

　　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变通性。代表齐文化的《管子》曾经指出“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这里所说的，就是指齐文化所崇尚的是变革精神。

　　鲁文化则表现出守常性。鲁国一直保存先王之遗风。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就是指此而言的，因此鲁文化倾向于保守，不主张变革。《论语·先进》载：“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孔子所赞同的“仍旧贯”三字是反对“改作”的，至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中的变，齐、鲁也是有异的。齐变是改革，而鲁变指的是振兴，并不是改革。因为在孔子看来，齐变至鲁，是要变功利为礼教，变夸诈为信义。鲁变至道则仅是举废兴颓，以复周公之旧，扶衰救弊以还文武之初。

　　齐文化是智者型文化。齐国作为沿海国家，其环境颇有似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沿海国家“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  被称为雕龙  ），方仙道者流徐福，等等，或是齐国人，或长期在齐国居住过。科学著作《考工记》，医学著作《素问》等等也是出在齐国。

　　鲁文化是仁者型文化。鲁国作为大陆国家，多山地丘陵，“山中以奥而气敛，日长人静，响寂阴幽，自与仁者之气相应”（《读四书大全说》）。“乐水者乐游水滨，乐山者乐居山中”（同上）。孔子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在鲁国，在齐国居留时间极短，一部《论语》中只有一处提到海，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治长》）孔子是在周礼行不通的情况下才想飘洋过海的。孟子在齐国居留的时间比孔子长，所以对海的感触也比孔子深，《孟子》一书提到海的地方有9次，体会比较深的一句话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尽心》上）。鲁国文化的主干是“尊尊而亲亲”（《汉书·地理志》），孝悌是仁的根本，这是适合农业国家的国情的。

　　最后，我们要由此深入一步，说一下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或者说是以鲁文化为主体的，而不是以齐文化为主体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学术界有过不少讨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可能是陋见。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条大家都没予以充分注意的原因，就是：齐国是海洋国家，鲁国是大陆国家；齐文化是沿海文化，鲁文化是大陆文化。只有以大陆文化为主体的鲁文化才会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导文化。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齐、秦为最强于诸候，齐国在经济条件方面有很大优势，但最后被秦国所灭，统一中国的是秦国，而不是齐国，这就有其历史必然性在起作用，因为齐国作为海洋国家，它想统一中国，想按自己的模式来改造其他地区，但从当时整个中国大陆来说，除齐国和吴越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均为大陆地区，所以从事的经济大多都是单一农业经济，因此不可能接受齐国比较开放的沿海经济的模式。而秦国则不然，它所在的地区是大陆，也从事农业经济，所以它以农业经济的模式来统一中国，广大大陆地区都可以接受。秦国一向崇尚法家，秦统一中国之后，曾有焚书坑儒的举动。但历史事实证明，在大陆国家，只能有一种经济农业经济，意识形态也只能有与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意识形态，这就是鲁文化。秦没有提倡儒家思想，反而镇压儒家，所以很快灭亡了。汉代秦立，马上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就和整个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农业国家的格局相适应，所以汉代就出现了空前的大繁荣，以后在长期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保持着大陆国家的特色，思想界也始终是以鲁文化为主的。宋代以后虽然有过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但儒学作为主体的地位，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却始终没有动摇。

二、儒的恒定性与变通性 

　　儒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演变成中国封建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普世伦理。正像乔羽所写的《千古孔子》的歌词所说：百年千年万年，昨天今天明天，多少亭台搂阁早已化作瓦砾一片，多少功名利禄早已化作过眼云烟，你仍旧是你，你仍旧是你，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永远活在众生之间，活在众生之间。···在孔子的思想里，已经蕴涵了一些可以称得上普世伦理的内容，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今天的人们还很难做到，即使到更高的社会，能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孔子和其后继者将儒学凝固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定的孔孟之道，这就是三纲六纪。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要义，在于《白虎通》之三纲六纪。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六纪是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就稳定了。在当代社会里，仍然存在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只是需要加以变通，使这九个关系都照顾到相互之间的利益，不要再强调单一方面的主导关系，比方说君臣关系要演变成国家和人民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相互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人民是相辅相成的。其他关系，也要互相照顾到对方的利益。这样，辨证地处理这九个方面的关系，任何社会都可以保持稳定。这正是儒学恒定性的一面。

　　但儒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儒学根据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形态。儒产生和演变的历史是对此有力的证明。

　　儒最初本是一切术士即知识分子的通称。《论语》中有“君子儒”、“小人儒”之称，儒都是术士的通称。经过孔子、孟子、荀子诸位大师的努力，形成了儒家学派。在《庄子》中，儒已经有了学派的意义了，如《田子方》中的“儒士”、“儒者”，就是戴“儒冠”、穿“儒服”的学者，《徐无鬼》中的“儒墨杨（朱）秉（公孙龙）”已明确是指学派了。

　　儒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改变形态，所以在战国至清代就有了汉儒、唐儒、宋儒、明儒、清儒等不同时期的儒家学派。近代以来，则产生了新儒家。

　　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儒家学派的思想内容，也是因时而进，与时俱进的。因此，儒是分为不同层次的。

　　儒学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儒学虽然产生在中国，但影响却波及到海外。在东方，形成了范围十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然而，虽同属“儒教文化圈”，中国儒学与东方儒学也是有区别的，中国以外的东方儒学，包括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儒学。在中国儒学、东方儒学之外，还有属于西方世界的“西儒”。可见从世界范围来说，儒学是划分成很多层次的。

　　事实上，即使是中国儒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划分为很多层次的。如果从学派的纯杂程度来分，儒家学派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这些学派的形成是受文化交流影响所致。即使是独尊儒术型，也离不开交流，只不过是对交流有所选择罢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董仲舒最早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做到独尊儒术，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杂糅了许多属于阴阳五行等齐学的内容。这说明独尊儒术是非常难的，连提出者也做不到。从儒学道统来说，真正恪守孔子学说的，有战国时的孟子，唐代的韩愈，宋代的安定、泰山、横渠、涑水四派，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儒道互补型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互补，如北宋濂溪、百源诸派，另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补，如魏晋玄学。

　　三教合一型是宋代以后儒家学派势力最大的一派，程朱、陆王诸派概莫能外。

　　四教会通型的儒学是明代以后出现的儒学新派别，有两种类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

　　至于近代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这些事实统统说明，儒学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三、儒与商结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儒的变通性特点说明儒学可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需要开发儒文化的现代功能才能实现。开发儒文化的现代功能，主要可在两个方面努力。

　　其一、开发儒文化的天人学，实现生态平衡。

　　儒学提倡天人合一思想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关系，孔子强调“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因此，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而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易传》提倡“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文言》），天人合一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倡“仁者无不爱”，要求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庸》提倡尽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就能够实现宇宙的整体和谐，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提倡对草木鱼畜“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董仲舒更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破坏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张载提倡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程颢提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王守仁主张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要做到“一体之仁”（《大学问》）。儒家的这种天人合一学说重视人与天的相通，强调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服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赐，反之，破坏了自然，只会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这种天人学告诉我们，要时刻注意保持生态平衡，爱护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鸟一石，“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正是万物一体之仁要求的。有了生态平衡的意识，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生态平衡。

　　其二，开发儒文化的伦理学，实现社会的稳定。

　　儒家的伦理学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企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对处理这些关系，提出了一些基本准则。

　　在人与社会之间，儒家向来关注社会的统一和稳定，提倡天下一家。《礼记·礼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为了实现天下一家，必须树立天下为公的思想，此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就要求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切都从天下一家着想，做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实现社会的稳定。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由于市场经济不断推动工业化和都市化两大过程，人际关系冷淡、下岗失业者增多、家庭社会组织结构趋于松散，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在此形势之下，要用儒家的忠恕来调节，忠要求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则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将这种忠恕推及人际关系，既能减缓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峙与冲突磨擦，又能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结合；推及社会，就可以孕育出敬业乐群的工作观，使社会管理趋于合理。

　　人与企业或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运用儒家伦理来调节。企业经营者应遵从“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的古训，把追求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一味追求企业利润，会遭到消费者报复。企业领导应以身作则，遵守国家和企业的法令、方针和规章制度，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部下，则坚持“和为贵”（《论语·学而》），就可以使企业保持凝聚力。日本企业开发儒家的伦理功能，创造出一种《论语》加算盘或《论语》加计算机的模式，在企业内部实行日本式经营，用三种神器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集团主义的核心观念，来经营家族式企业公司命运共同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要提倡仁爱、忠信和中庸之道。要用爱己之心去爱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忠信，礼之本也，所以要“主忠信”（《论语·学而》）。奉行中庸之道，就可以做到不偏不倚，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因此，中庸应成为最高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人际关系和谐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稳定了。

　　当代的社会主题是稳定和发展。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鲁文化的伦理功能可以保持社会稳定，齐文化的智力功能可以促进社会发展，齐鲁文化相互补充，就可以建立起“仁智合一”的观念形态，仁为主干，旨在保持社会稳定，稳定才能保证发展；智为作用，旨在促进社会发展，发展才能巩固稳定。这正是“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的境界和本意之所在。

　　就实践层面来说，东方几个国家如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在开发这两大功能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拙著《东方各国的儒学现代化》对此已有论述，兹不赘述。对于中国来说，尚没有开发这两大功能的成功经验，但事实证明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更需要开发儒文化的这两大功能。尤其是开发出儒文化的伦理功能，就可以实现儒与商的结合，用义利合一论或道德经济合一论来约束商业行为，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滑坡现象。

　　事实证明，儒商已经出现在当代市场经济的舞台上，香港李嘉诚、霍英东、汤恩佳、熊德龙，山东海尔总裁张瑞敏、威海光威公司董事长陈光威先生，……他们或者将传统经营理念运用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之中，或者用儒家的伦理来调节企业内外部各种复杂的关系，都取得了一些接近成功的儒商经验。推广这些经验，扩大儒商队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鉴于此，我们认为，儒与商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盼望着儒商阶层的出现，。并依此规范出整个市场行为，使市场有序、有理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