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媒体报导了温家宝总理关于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物（大师级人才）的谈话，再一次撕开了国人心中的“痛”，引发了人们对“大师”的思考。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但现实却似乎令人失望。我们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怎样才能出大师？带着疑惑和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些学者。现首发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教授的访谈辑录，供读者参考。

　　　　　　　　　　　　　　　　　　　泱泱大国竟然难产大师
　　记者：去年以来，媒体开展了关于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争论，国人无不痛彻心扉，大声疾呼：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的人才？我首先想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才能被称为大师？
　　袁绪程：所谓大师，是指超出一般人才之上的、杰出的、特别有创造力的，甚至是伟大的人才。像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休谟、洛克、斯密、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以及我们中国古代的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无疑是大师，或超级大师，或伟大人物。中国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等等则为一般的大师或杰出人物。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才能、品格不同程度地引领和影响了他们的同时代人，并对他们的时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师，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他们具有人的最高品质——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精神以及百折不挠的信念——这种品质比物质力量更具有威力。他们是一些具有伟大品格的人，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没有伟大的品德，就没有伟人，甚至没有伟大的艺术家”。
　　记者：按照这一标准，大师在当下中国已成为稀有动物甚至绝迹了。
　　袁绪程：大师近乎绝迹由来已久，不只在某一领域，而是全方位的短缺。我们缺少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小说家、戏曲家、影视艺术家、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等，总之，我们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各领域里全方位地缺少大师，这是前所未有的。从历史看，中国出大师集中在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群星灿烂时期，出了老子、墨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大思想家；二是唐宋时期，古诗词和散文登峰造极，“三李一杜”、唐宋八大家、程朱理学、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也出现在那个时期；三是五四运动前后以至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出了不少思想家、汉语学家、教育家，像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中国人首次获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
　　然而，建国近六十年了，数得上的大师寥如晨星。如果说，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出不了大师尚可理解——因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教育环境太落后了，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出不了大师岂非咄咄怪事？这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又拥有世界最多人口且正在民族复兴的大国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一种莫大的嘲讽。
　　记者：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出了多少伟大或杰出的人物!我们中华民族也正在进行伟大的民族复兴，伟大的杰出的人物在哪？如果应出而没有出伟大人物或大师，伟大的复兴又从何而来呢？
　　袁绪程：不错，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是同时发生并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存在没有伟大人物或大师的伟大时代。没有一大批伟大人物或大师出现，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确在开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已隐隐约约听见它那姗姗来迟的脚步声。不是吗？被传媒誉为领袖人物如地产领袖、IT领袖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正在脱颖而出。那么，学界和文艺界大师的出现难道还远吗？当然，如果千呼万唤大师仍不出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许只是一场春梦。
　　记者：国人对出大师的确有一种由衷的期盼，但这种期盼似乎与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和奖牌崇拜没有多少差别。奖牌压倒一切。
　　袁绪程：国人对奖牌即“金榜题名”的确看得较重，所以各式各样的“金榜”应运而生。当然最被看重的大奖还是西方的诺贝尔奖和奥斯卡金奖。但我想说，大师与金榜题名尤其是官方提名是有区别的，历史上往往许多大师在生前并不出名但仍不失大师风范。金榜题名也并不等于大师，但重要的金榜题名，如获诺奖当然称得上大师了。可悲的是，国人把追求大奖当作培养大师来看，这就本末倒置了。于是获奖成了唯一，至于学术不学术、艺术不艺术倒不重要了，这是非常有害的。许多“没有想到能获奖”的大师往往是忘我的。在他们极富创意的精神活动中，名利只是副产品。
　　当下中国大陆要获得诺贝尔奖非常难。如经济学领域，不论是经济学原理、定理还是实验实证（调查统计）层面都缺少原创性的经济学家。多数经济学家不过是教育经济学家（经济学的“二传手”）和政策研究专家。自然科学领域也大致是如此，可能比经济学界好一些。文学在短期内也难看到希望。凭心而论，人们对经济学获诺奖充满期待，但就现状而言，要获诺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记者：相比于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是否容易一些？
　　袁绪程：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奖很难类比。相对而言，奥奖比诺奖更带有个人主观价值，标准化差一些，更具有偶然性，因为是艺术嘛。即便如此，中国本土电影眼下要获奥奖同样是可望不可及。就以第五代最杰出的导演张艺谋为例，他的几部冲刺奥奖的所谓“大片”都败下阵来，这使很多对其抱有强烈期望的人倍感失望。应当说，张艺谋不过是极有才华的“匠人”级导演，他从来都不是也从没想过成为大师意义上的大师。青少年时的他最大的期盼是做一名摄影师，成名之后和常人一样，他渴望的是更大的功名，出人头地、挣更多的钱。罗曼•罗兰曾说过，大师是心灵的伟人，是一支震撼灵魂的歌，是一道破窗而入的阳光，是死水中的一股波涛，是市侩侏儒中的一个巨人。但张艺谋不是。如果说张艺谋还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师的话，那可能是摄影，他的电影画面拍得很美，但他为了世俗的功利而把摄影的偏好当作副产品。张艺谋的戏过于迎合外国影评人、当朝权贵和下层老百姓的口味而不是听从良心和时代的呼唤，单凭这一点他就难以成为大师。张的“大片”离国际大师级的制作相去甚远，华丽的包装难掩灵魂的苍白，金玉其外的虚张声势或廉价煽情掩盖不住思想的贫乏。在渗透权力的浮华的商业时代，我们也不必苛求张艺谋一类的导演，他有他的苦衷，因为贫瘠的土地开不出绚丽的艺术之花。应当看到，中国有不少象张艺谋一样才华横溢、聪明绝顶的人，但他们的灵魂被扭曲的社会压抑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因此而无法成为大师了。作为个人，他们名利双收无疑是成功人士，但作为整体的民族却“失败”了。匠人易逝，大师长存，我们为没有大师而感到悲哀。光荣往往是逝者的太阳，急功近利的国人宁肯要今生利也不要来世名。

　　　　　　　　　　　　　　　　　　　知识分子群体素质退化
　　记者：您能否谈谈，成为大师需要什么样的内在条件？
　　袁绪程：成为大师有两个必备的内在条件：一是超乎寻常的智力（包括但不限于IQ）；二是超乎寻常的素质（包括但不限于EQ，还含品格等）。前一项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后一项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聪明绝顶不一定成为大师，具有良好的素质则可能成为大师。从整体看，中国知识分子不缺前一项，缺的是后一项。缺少后一项就犹如在酒里掺水，其智慧往往会变味，从而失去成为大师的机会。成为大师必须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必须对或真、或善、或美有一种感悟力。它或许来自不可抑制的冲动或偏好，或许是内心的强烈呼唤，或许是非功利性的执着的追求。像梵高、尼采式的艺术家和哲学家是这样，象阿基米德、陈景润之类的数学家也是这样。也有像歌德、钱学森这样的大师，既行走在殿堂又游走于庙堂。他们虽也受名誉、地位和金钱所惑，但在骨子里他们深爱着其从事的专业和学问，甚至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可惜，在当下中国，非功利地全身心从事智力活动的人日趋稀少，一个最直观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这里讲的“群体”是指多数倾向，而非全部，正是知识分子在群体素质上的退化和堕落，大师离我们渐行渐远了。那个曾经产生康有为、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四光的时代已恍如隔世。在上世纪末，曾有学者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堕落而痞子化。这位学者尖锐地指出，痞子化是知识分子在社会潮流裹挟下的心甘情愿的自我改造，逃离神圣，摒弃价值，否定道德，追求所谓“我是俗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砸碎一切贞节牌坊，以无耻告别羞耻，在精神上自甘堕落——丧失人格，出卖原则、逐利投机、嘲笑善良、亵渎神圣、蔑视理想甚至成为“有知识的恶棍”，其贪婪程度已近疯狂。他们把科学（学术）和艺术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婢女。
　　记者：这是不是穷怕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矫枉过正”，或者是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难以“守身如玉”？
　　袁绪程：也许吧。但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物质财富和享乐固然重要，但他们更珍视的是精神财富。不然，我们很难理解，当年邓稼先、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何以抛弃荣华富贵回国参加建设。自古以来，中国从不缺乏舍生取义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今天就销声匿迹了呢？与我们几乎有同样经历和相似制度的邻国——从沙俄到前苏联再到今日的俄罗斯，就不缺乏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这些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社会的良知和科学的脊梁。以俄罗斯文学为例，俄罗斯的小说和诗歌对世界的杰出贡献决不亚于同时代的法国人。怀着深深的救世精神和赎罪感，为俄罗斯野蛮专制及苦难而忏悔的俄国知识分子，即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也从没有停止集体写作。正如学者王康指出，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脚下的荆棘。正是这种作为人类神性表现的伟大精神，才得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禽兽，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才会点燃人们心中仅存的“圣火”而不至于良心泯灭。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俄罗斯文学之花才开得如此茂盛，诺贝尔奖层出不穷。这足以使嘲笑诗歌嘲笑诗人嘲笑真善美的当下中国某些知识分子汗颜。真正的诗人是永远长不大的充满着童真的孩子，他们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充满青春活力和圣洁的表现。但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中国，诗人作为“犯傻”的代名词也不多见了。我们所能看见的是，当年误入歧途的文学青年早已不再“文学”，他们和学术青年科学青年艺术青年一样，争先恐后地拉着大腕大款大官的手，并以傍大款倚大官为时髦。一些名人走穴赶场做秀地急于贴现自己那点“名气”，唯恐沦为过气“明星”而过期作废。在知识分子趋向于商业化和权贵化的当下，我们怎能指望出大师呢？正如我们不能指望在日益退化的沙漠中出现生气盎然的绿洲一样。

　　　　　　　　　　　　　　　　　　　潜文化侵蚀知识分子灵魂
　　记者：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商业化造成知识分子群体素质退化吗？似乎是这样，但又不是。商业化只能促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重组，比如一部份或经商或升官发财了，另一部份人仍在潜心学问或艺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并非群体的商业化。
　　袁绪程：这个问题提得好。商业化提供了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素质退化的外在条件，但不是全部的条件。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曾经有过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现象。我们知道，柏拉图将人的精神能力分为智、情、意，相对应的是人的智慧生活、情感生活、道德生活。但中国知识分子这三大精神能力都在不同程度地衰败，文化的衰败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人的精神素质受文化影响，文化的沉淀形成人们的心理和人格，体现为价值符号和“软”规则的文化直接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价值观念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核心部份。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及人格是相辅相成的。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两面性，正面是阳光文化或称为显文化，冠冕堂皇，催人上进，例如“天下为公”，“仁、义、礼、智、信、勇”，“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等。由于显文化的“高调”而难以在实践中推行，于是实利主义的、鄙视和漠视人类的美好价值——真善美的背面即阴暗文化或称潜文化就成为显文化的补充。显文化和潜文化并行不悖地构成中国文化。当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之时，潜文化难以登大雅之堂；当政治腐败之时，潜文化就会浮出水面而登堂入室，成为人们的“共识”。日本人和韩国人常常惊讶中国人公开鼓吹厚黑学和痞子哲学，势利的国人也很难理解南韩日本贪官和不法企业家败露后会因“羞耻”自杀。以厚黑包装自己的一些国人是不会为不义不法而羞耻自尽的，因为知耻而勇已不多见了，潜文化已大行其道，毫不遮掩地侵蚀国人的灵魂，这是文化衰败的表现。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种潜文化：
　　一是厚黑文化。所谓厚黑文化指的是反道德的不择手段的权谋之术，源远流长并隐匿在中国野史之中。与知耻而勇的儒家文化完全相反，厚黑文化通常不为历朝公开宣扬。但如今一本揭露和批判封建官场腐败的“厚黑学”却被人们奉为成功之道的经典而风摩于世。世风堕落到如此“厚黑”的地步，又如何浇开大师之花？
　　二是痞子文化。所谓痞子文化指的是不择手段不顾廉耻的、不敬畏天地良心的“下三烂”的心理行为倾向。“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典型特征。下三烂的痞子文化当道，大师从何产生？
　　三是犬儒文化。中国当下犬儒主义是理想破灭以后从愤世嫉俗转向不负责任的玩世不恭的处世哲学。既有“装孙子”的味道又有嘲弄真善美的玩世不恭。文化的犬儒化是知识分子政治冷漠化及其软骨症的体现。这种假面舞会式的犬儒文化与追求真善美的大师精神又如何对接？
　　四是游民文化。游民文化是一种边缘化的底层文化，表现为游离于社会正规秩序之外、失去社会固定角色地位、不讲规则、没有是非、没有相对固化价值观的游民的混世意识和心态。正如影评家崔卫平指出，色厉内荏、首鼠两端、封闭怯懦、不问真理或真相、寻衅滋事和随机善变等等游民文化意识的种种体现不仅存在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通俗小说之中，也贯穿于张艺谋诸多影剧和当红的一些小品之中。处于文化边缘的游民文化如今大摇大摆地登堂入室，大行其道，大师从何产生？
　　五是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文化。此种文化比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的“商品拜物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物欲和权欲泛滥中又如何产生大师？
　　六是文化的市侩主义。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善待英雄的民族，吃大户吃英雄是一种普遍心理。也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椽子先烂”，小人好做，君子难当，英雄更难当，如此等等。这又何以产生出大师？
　　从价值观看，上述六种潜文化都可视为中国专制文化或官本位文化的异形。从方法论看，它是一种极端的实利主义（utilitarian doctrine）。这种蔑视道德原则、是非真理和美好理念的潜文化在当下中国泛滥，是出不了大师的思想根源。

潜文化盛行源于制度缺陷
　　记者：但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群体会更多地接受潜文化的影响而不受显文化的影响呢？
　　袁绪程：这需要从制度（规则）上找原因。当然，制度与文化是互动的。但是，制度一旦“规定”下来，就会对人们的文化选择产生正向或负向的激励作用。如所周知，制度（规则）是通过对人们行为进行奖惩而产生引领作用的。一个“好”的制度（规则）会激励人们去接受或吸收“好”的文化，因为“好”的文化会提高人们的素质从而增进人们的利益，并遏制“坏”文化对人们的浸润。“坏”的制度规则则相反。
　　上述潜文化的盛行显然与我们的制度缺陷密切相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制度激励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制度当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制度，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仅讨论教育、学术和文艺的制度。
　　中国教育有长足的发展，这表现在国人的学历水平的整体提高。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素质教育在整体上是失败的。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接受“权力”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教育”。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大、中、小学校园中蔚然成风。权钱交易、买卖文凭毒害了学生的灵魂，应试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自主性，也摧残了学生的灵气和创造性，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则助长了假大空的表演。“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官本位制及其观念意识侵蚀了大学圣洁的知识殿堂，摧毁了大学的自由精神和教育良知。“教授多如狗，副教授满街走”的职称泛滥和学术等级化淹没了自由的学术精神和尊严。专家成了商家的点缀，老板挤满了“殿堂”为的是一纸文凭，急于贴现的教授和急功近利的商人政客各得其所。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或者说当官赚钱成了入学的唯一目的。这一切又与“党、政、教”不分，政治和学术不分，价值教育和知识教育不分的传统体制有关。试问，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第一要义何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何在？教育的现代化又从何谈起？面对教育的资本化和被权力扭曲了的教育潜规则，又有谁来真正求知识做学问呢？又怎么能出大师呢？如果要出的话，绝不是科技、教育和人文大师，而只能是充斥在商贾政客和学阀中的权谋大师。
　　学术制度与教育制度一样，其根本缺陷是缺乏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政治与学术不分，意识形态或价值与认知不分，学术权力化和商品化。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严重。50多年来，我们也不乏科学领域里勤奋耕耘的著名学者，他们中的佼佼者本可以成为大师，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运动使得他们或迫害致死或坐牢或流亡或舍弃知识自残或转行或堕落为“学棍”等等。如果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或创造，如果学术沦为政治权力的婢女，如果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必须以生命作抵押，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是“一枝独秀”并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装饰，如果学术钻营和投机能带来金钱、荣誉和权力，那么还有谁愿意从事纯科学纯学术的研究？如果没有纯粹的非功利的自由的学术研究和科学探讨，我们又怎能指望出学术大师和科技大师？
　　文艺管理制度与人文科学的管理制度的缺陷几乎是同构的。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残酷岁月里，多少文艺天才被以革命名义的专制政治所扼杀。如今政治管制与商业化的奇特结合，使文艺之花畸形绽开。以影视为例，当大家普遍觉得国产影视“没得看”，“假得很”，“糟塌眼睛”，“无聊透顶”之时，为什么南韩的言情剧风靡中国，如此煽情迷倒如此众多的国人呢？因为韩剧从艺术上再现了人类精神不可缺少的“真善美”，尽管非常粗糙，非常简单，甚至瑕疵不断。而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国产影剧，要么缺乏真情，将“真善美”政治化而假大空，要么帝王将相充斥舞台，辫子戏肆意泛滥，拙劣模仿好莱呜的所谓“商业大片”随处可见。试问，这样的影剧能获得观众吗？能问鼎奥奖吗？难怪有人惊呼，国产影视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地无聊和堕落。为什么许多导演会醉心于商业化和权力化而丧失了对真、善、美的精神诉求？这不正是与影视的管制制度有关吗？管制当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管制及管制的范围和方法。如果管制的结果是影剧中充满假大空而没有给人真善美的精神享受和升华，如果色情和暴力血腥加无聊充满影剧，如果管制带来垄断并资本化，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电影艺术以及非功利的影视大师？

　　　　　　　　　　　　　　　　　重造大师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
　　记者：您从素质及影响素质的文化和制度两个维度谈到了中国何以出不了大师。可否将文化和制度视为大师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如果我们不改变这样一种不利于大师发育生长的“生态环境”，出大师仍将是一厢情愿，是吗？
　　袁绪程：不错，必须改变大师赖以生长的“生态环境”，必须重建国人的精神家园。唯其如此，才可能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一是要从源头上狠抓教育改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以上，造就大师级的杰出人才也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要从幼儿教育抓起，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天性以及特长，并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理、追求善良、追求美好的灵魂，而不是势利的“小大人”。中学和大学教育要培养自由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要培养荣誉感和自我实现的使命感，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落后的教育制度及办学理念，从官本位和商本位回归学本位，使我们的学校重新成为自由的学习和传播知识的殿堂以及净化心灵的圣地。
　　二是善待杰出人物，营造崇尚伟人的精神氛围。一些人崇尚权力，崇尚金钱，崇尚一切能生利之物，当然也包括崇尚能生钱的知识——如科技和财技以及功利性的励志知识，但内心并不崇尚创造这些的人，更不崇尚陶冶人们心灵的人文科学及其先哲们。他们拥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殊不知，即使是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这样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以及像贝多芬、梵高这样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都具有高尚的品格和人文主义情怀。国人特有的势利眼光和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反复无常不易产生伟人崇拜，如果曾经有过崇拜的话，那就是对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崇拜。这是一个不太善待或不崇敬杰出人物的国度。这也是中国不易出杰出人物的一个原因吧。法国为什么大师辈出？这与法国人的伟人情结和使徒般的热情是分不开的。法国建有先贤祠，那里安放的主要是杰出的哲人、伟人及少量政治家，充满着“伟人可进，贤人可进，权贵不能进”的气势。先贤祠肃穆典雅而庄重、彰显至高无上的威严和荣耀，上面镌刻的“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的文字表达了法国人对大师的崇敬。中国要重建科学和文化的圣殿，需要人们从心灵上善待杰出人物，树立其精神的丰碑，这不是用世俗金钱、权力和地位可替代的。
　　三是加快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要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和改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意识形态管理经验，确保学术与政治分离，在不反对党的领导和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给予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最大限度的自由，从体制上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营造宽松、自由、和谐的制度环境，从而激发人固有的知性、感性和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走进一个无愧于伟大民族复兴的群星灿烂、大师辈出的时代。
                         
　　袁绪程，男，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桂林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从1980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200多万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