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崛起联在一起，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设，到底是怎样联系的，还是有许多具体情况需要论证。城市在中国是古已有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市民的存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通俗小说却似乎要到唐代以至北宋方才崛起。中国古代的长安、汴梁、临安、北京都有百万人口，市民不可谓不多，话本白话小说也问世了，但它们的数量、传播过程，市场情况，与当时市民的关系，因为缺乏资料，至今还没有说明白，也就留下许多问题。

    古代的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关系由于缺乏资料，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近代以来的市民与通俗小说的关系，表面看来是已经解决了：近代的都市化产生大量的市民，市民读者的大量增加是通俗小说崛起的原因。这一结论假如细究起来也有许多问题，其间的因素其实是复杂的。

    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从一个小县城变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化都市，它又是中国通俗小说出版的最重要基地，它的都市化过程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典型。上海是1843年开埠的，1843年开辟英租界，1848年开辟美租界，1849年开辟法租界，这些租界当时都是农田，从农田到都市是要有个过程的，一直到1853年英租界还只有500人。（1）[i]同时期的华界人口则有54万多人。此后，华界人口增长不快，一直到1910年只有67万多人，而租界人口则很快的上升，1865年英美的公共租界已有9万多人，法租界也有5万多人，到1895年公共租界的人口是24万多，法租界是5万多。这时的上海租界，不算华界，也已拥有30万人口，加上华界，则有80多万人口，象一个都市的雏形。到1900年，公共租界的人口增加到35万多，增加了近11万，法租界也增加到9万多，增加了4万。租界人口合起来有44万多，加上华界要达到100万。（2）其间人口在逐步增长，上海的通俗小说的数量增长，则似乎也在缓慢发展。这时的小说以狭邪小说为主，因为这时的租界男女之间的比例最初大约是3：1，到1895年则为2。5：1，到1900年至1910年则不到2：1。性别比例的失调，促使妓院畸形发展，也促使“狭邪小说”不断问世。但是，实际上早期狭邪小说大多出在外地，并没有出版在上海。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上海的狭邪小说较著名的有：《会芳录》，《海上尘天影》，《海上花列传》等不多几部，后来比较畅销的狭邪小说《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都问世于1900年之后。这样看来，上海狭邪小说的繁荣，反倒是在上海性比例失调下降到不到2：1时。1900年以前上海出版的通俗小说数量并不多，1892年问世的小说杂志《海上奇书》也只维持了一年，就停刊了。上海通俗小说的发展，似乎有一个滞后的情况。

    进入二十世纪后，尤其是在“小说界革命”后，上海的小说种数如洪水一般增长，晚清的小说数量激增，其中大部分都出版于上海，而且都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晚清最著名的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除了《新小说》第一年在日本编辑，在上海发行，其他杂志都在上海编辑发行，《新小说》第二年也转移到上海编辑发行。期间上海的人口数量有所增长，公共租界的人口在1905年是46万多，法租界仍是9万，还略有下降；1910年公共租界增加到50万人，法租界也增加到11万多人，加上华界增加到67万多人，合起来不到130万。也就是说上海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小说数量却是成几倍几十倍的增长。倘若按比例计算，这十年间的人口增长比例并不比前十年高，但是小说种数的增长却是前十年无法相比的。

    按理说，小说数量激增意味着小说市场的急剧扩大。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与小说增长的速度又是不成比例的。显然，小说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数的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内部，扩大了小说市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从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士大夫原来是鄙视小说的，现在受“小说界革命”影响，重视小说了，成为小说的读者与作者。这种情况虽然缺乏具体的数字统计，但在当时人的评论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如钟骏文就指出“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3）老棣看到：“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4）黄人在1907年也提出：士大夫“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5）他们都说出了士大夫对小说态度的变化，士大夫以前是不读小说，或者是很少读小说的，现在则形成了读小说的风气。士大夫本来是小说的潜在市场，他们有文化，有闲暇，有购买力，一旦形成读小说的风气，自然急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从1900年到1912年，又是士大夫大批移居上海的时期，先是庚子事变，后是辛亥革命，上海的租界成为士大夫避难的庇护所，从而也扩大了小说市场。到1908年，据徐念慈估计：“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6）徐念慈很注意小说市场的情况，专门做过调查。（7）他的估计应该还是较有说服力的。当时小说读者中士大夫与市民的比例即使不到十比一，但士大夫读者占了多数，那是毫无疑问的。

    士大夫原来就阅读文言小说的，事实上，文言小说原来就进入士大夫的阅读视野，连乾隆时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也将文言小说列入目录之中。士大夫原来拒绝参与阅读的，主要是白话小说，也就是通俗小说。（当然并不排斥士大夫私下阅读，在笔记里发表评论，有的士大夫如金圣叹还高度赞扬白话小说）通俗小说原来主要是由市民阅读的，“市民”不包括士大夫。如我们在探讨古代的“市民意识”时，往往将其与士大夫意识对立。但是晚清不同了，士大夫既然阅读了小说，“市民”也就包括了士大夫。这就形成了新的市民—“公众”。原来，“市民”是低于士大夫的，随着科举废除，士大夫消亡，“市民”包括了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小说数量激增是“市民”急剧膨胀造成的，大量士大夫进入了“市民”的队伍。此时不是没有对小说的鄙视，如章太炎评价他的老师俞樾：“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8）流露出对小说的鄙视。但是他又为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作序，称赞演义“演事者虽多稗传，而存古之功亦大矣。”（9）他还是认为小说应该是给里巷百姓读的。甚至连提倡小说的夏曾佑也认为小说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士大夫不必看。（10）梁启超在1915年惊叹：“举国士大夫不悦学之结果，《三传》束阁，《论语》当薪，欧美新学，仅浅尝为口耳之具，其偶有执卷，舍小说外殆无良伴。”（11）很不希望看到这种情景。但是，士大夫在事实上违背了“小说界革命”倡导者的心愿，加入了小说作者与读者的队伍。小说也不顾某些士大夫的鄙视，进入了文学。小说一旦进入了文学，就逐渐取代诗文，居于文学的中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因此，从晚清开始，小说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像古代那样受到文学的排斥。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小说，已经代表了当时的文学。

    梁启超於1902年在日本发起“小说界革命”，似乎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包天笑后来回忆：当时的小说杂志都是模仿《新小说》的，确实是《新小说》登高一呼，群山响应。（12）其效果连梁启超自己后来都深感惊讶。尤其是这场小说运动最初是以“政治小说”来发动的，它为什么能吸引众多士大夫和市民呢？

    对于士大夫来说，这是稍微简单的问题。1902年是“辛丑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亡国危机已是迫在眉睫。士大夫本身赋有救国的使命，自然要寻找救国的方略。现在“戊戌变法”的宣传家主张“小说”是救国的利器，并且能说出一大通道理，符合士大夫对文学的理解，自然容易接受。（13）但对市民来说，应当是另有原因了。有一件事或许不是偶然，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也是在1902年成立的，名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后来演变为“上海总商会”。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商会团体，这样的商会团体表明了商人祈求自治的愿望。1905年，上海市民为了抗议美国迫害华工，举行了抵制美货运动，这次运动扩大到全国。从1902年到1905年，上海的先进士大夫如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曾多次在张园演讲，宣传政治主张，有不少市民去听演讲。这意味着这一阶段，正是上海市民政治热情极为高涨的时期。按照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市民应当是在政治上有相当程度的独立自由，形成“公共领域”。上海的市民当然还没有达到西方“市民社会”的标准，但是这一阶段，无疑是上海市民在争取独立自由，获得“公共领域”的时候。市民的需求与士大夫是一致的。所以包天笑自己认为：“我之对于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后，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翻译，后来也有创作了。”（14）这“时代需求甚殷”，说出了当时的社会需求，也包括了市民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使得以“政治小说”为本位的“小说界革命”成为一场应者云集的小说运动。

    晚清大批士大夫阅读通俗小说帮助通俗小说崛起，却混淆了原先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在中国古代，这条界限原本是十分分明的。士大夫创作的阅读的文言文学是文学，非士大夫或者是士大夫化名创作的小说戏曲是“小道”，不是文学。现在小说戏曲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就没有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从晚清到民初，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界限也就复杂化了。同一位作家，既创作纯文学，又创作通俗文学，如李伯元。同一位编辑，可以既编纯文学的报刊，又编通俗文学的报刊，如吴双热。同一本杂志，可以既有典雅的纯文学专栏，又有弹词等通俗文学的专栏，如〈绣像小说〉。或者既有古文骈文的文言小说，又有白话小说，如民初的许多小说杂志。这种状况以往以后是个别的现象，在清末民初则很多。它显示的，便是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界限的不明确。这种不明确又与士大夫进入市民，出现了价值观念的混同，是连在一起的。

    然而，士大夫大量加入通俗小说的读者作者队伍，必然要将他们的修养、兴趣、价值观念、语言带入通俗小说，这就导致了通俗小说改变了面貌。小说的题材、思想、形式、语言，以及看小说的眼光，都有很大的改变，造成雅俗合流。原来面向市民的小说是以娱乐性为主，晚清的“谴责小说”却将小说作为舆论监督的工具，不过在“连篇话柄”之中保持了它的娱乐性。原来小说大多不触及政治题材，即使触及也只是把它当作野史。晚清的政治小说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理想社会。原来小说中的思想以民间的百姓价值观念为主，晚清的小说却是知识分子化了，小说中出现大量自由民主的新思想，许多改变中国社会的构想，以及对落后中国社会的批判。原来，小说就是通俗的，尤其是白话小说，表现了与士大夫不同的市民社会心态与价值观念；现在，小说表现的实际上是市民意识与士大夫意识的结合。例如：当《官场现形记》写“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15）时，这很可能代表了当时市民与士大夫的共识。第五十四回写冯彝斋评论六合知县梅颺仁设立保商局之举道：“照着今日此举，极应仿照外国下议院的章程，无论大小事务，或是或否，总得议决于合邑商民，其权在下而不在上。如谓有了这个地方，专为老公祖聚敛张本，无论为公为私，总不脱专制政体。”这更是既体现了当时先进士大夫的思想，也符合市民的利益。这二者的结合，使得小说面向“公众”。

    通俗小说在士大夫进入之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在语言。而语言的变化，实际也显示了士大夫的欣赏趣味。这时的翻译小说大部分用文言翻译，出现了林纾这样不懂外语，全凭古文做得好而成为优秀翻译家。徐念慈曾经分析：“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说界之泰斗也，问何以崇拜之者众？则以遣词缀句，胎息史汉，其笔墨古朴顽艳，足占文学界一席而无愧色。”（16）就连当时的白话小说，也有许多趋向文言，成为类似于《三国演义》式的半文言小说。此时的白话小说，普遍的倾向是文言成分加重。这既由于小说作者大部分是士大夫，也由于小说市场上士大夫占了主要的份额，作家不能不适应市场的需要。尽管清政府先是在科举考试上变八股为策论，其后又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士大夫已经断了根。但由于科举所改学堂学的课程中，经学仍占较大比重，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以前士大夫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加上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进入小说作者读者的队伍，文言小说在民国初年反倒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相比白话小说而言并不算发达，如果剔除那些笔记，只以虚构的故事来算，数量远不能与白话小说相比，而且很少有长篇小说。林纾在晚清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为文言小说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民国初年，文言长篇小说异军突起，又出现了一批骈文小说。何諏的《碎琴楼》，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等，都是当时极为畅销的著名作品。其中《玉梨魂》到二十年代就印了二十多版，还不算盗版印的。作者徐枕亚凭稿费自己开了一家出版社，起名叫清华书局。他的续弦刘沅颖是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女儿，也是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因崇拜他写的《玉梨魂》、《泣珠词》而嫁给他。由此可见当时文言小说受欢迎的程度。民初最著名的白话长篇小说《广陵潮》与《留东外史》都遭遇过退稿的命运。当时白话小说的影响，远远不如文言小说。

   民初文言长篇小说的流行为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以往我们一直认为：鸳鸯蝴蝶派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它的崛起是与上海这一近代都市的崛起分不开的，市民是它的主要读者。我们认定的通俗文学应当是语言通俗，它的读者主要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它缺乏超前意识，思想上与俗众同步，因此它在文学上缺乏新的探索，不能领导整个社会的文学发展。但是，这种理论预设显然不适应民初的文坛。

    首先，作为通俗小说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语言必须通俗。很难想象语言不通俗的小说，也能为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所接受。古文和骈文用的显然不是通俗的语言，尽管文言长篇小说所用的古文与骈文已经不是古代的古文与骈文，它们为了适应小说的需要，已经出现了“俗化”，如古文、骈文的用典大大减少；但是，它毕竟还是典雅的文言，并不适应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它比起古代的白话章回小说，显然要艰深得多。因此，民初文言小说的读者并不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

    其次，民初小说并不缺乏超前意识，它只是缺乏五四时期才有的思想解放意识。确定超前意识的依据，是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而不是它比后人少什么。民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许多突破。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是最早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恋爱的和尚可亲可敬，富于人情味，其恋爱还不止一次。它写出了和尚在感情与戒律之间的徘徊矛盾，显然具有超前意识。徐枕亚的《玉梨魂》是最早描写“寡妇恋爱”的小说，恋爱的寡妇与追求寡妇的青年在小说中都是值得赞颂的正面人物，他们处在“情”与“礼”的冲突中难以自拔，只能以悲剧结局。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出现令人同情，为之洒泪的恋爱的寡妇，其超前意识也是显然的。更不用说象《孽冤镜》对包办婚姻的抨击，对家长制的控诉了。诚然，民初小说有着维护旧道德的一面，不敢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但是，在这些作品问世时，陈独秀、鲁迅、胡适都还没有说出“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口号，我们怎么能要求这些作家超越历史呢？

    第三，民初小说家对小说的艺术也曾经做过不少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小说的描写引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晚清的言情小说《禽海石》、《恨海》已经敢于描写悲剧，不再是大团圆结局，造成悲剧的原因，是社会环境。民初的言情小说也写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人物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他们对礼教的崇仰和他们对不被礼教容忍的爱情的执着，构成了他们的内心冲突。为了表现这一冲突，他们引进了当时还只有外国小说才有的“日记体”与“书信体”。他们大量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运用第三人称限制叙述，以特定的视角，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在民初才第一次出现长篇日记体小说，专门的书信体小说。这些艺术探索都为五四新文学的问世作了铺垫。因此，今天讲中国近代小说的转型，离不开讲民初小说，它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民初作家也与一般通俗小说家不同，他们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创作典雅的诗文。这些典雅的诗文也在他们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南社”成员，这意味着他们被当时的纯文学界所接受。徐枕亚的骈文得到当时著名诗文家樊增祥的欣赏，他的第二次婚姻还是樊增祥帮忙，才获得成功。民初小说家不象一般通俗小说家那样懒于探索，他们乐于在小说形式上创新。他们主编的小说杂志上，有时专门标出“新体小说”一栏，刊载探索小说。他们还喜欢模仿外国小说，吸收外国小说的形式技巧。托尔斯泰的《复活》翻译出版后，包天笑马上模仿《复活》的故事梗概，创作了小说《补过》，表现出很大的吸收外来影响的兴趣。因此，他们此时的表现，更象纯文学作家，而不象通俗文学作家。这些作家也领导了当时的文坛，就连鲁迅、刘半农、周作人、叶圣陶等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当时小说杂志上发表作品，用的也是文言，其风格与他们在五四后发表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而与民初小说的风格，却有许多切近的地方。作家毕竟不能超越历史，新文学作家也不例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说它的某些文学作品是通俗文学，也就意味着在这些通俗文学作品出现的同时，另有一些纯文学的作品。由此形成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并立。但在民初不然，民初小说就代表了当时文坛的水平，没有另外的纯文学与之对立。民初小说家的创作探索，就代表了当时小说的水平。他们为文学的发展，也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把民初小说作为通俗文学，民初的文坛上就没有另外的纯文学小说。贬低民初小说，也就贬低民初对文学作出的贡献。因此，对民初小说，似乎不应完全作为通俗小说来看，这样会贬低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民初小说的承担者，鸳鸯蝴蝶派不完全是一个通俗文学流派，至少在民国初年，它代表了当时中国小说的水平。

    于是，中国市民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也就显示出来。表面看来，它随着都市的崛起而崛起，随着都市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在晚清它经历了一个急剧膨胀的过程。大批士大夫介入小说，成为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后，市民小说也就“雅化”了。民初小说是这一“雅化”的典型。一般说来，市民小说很难达到当时纯文学的水平，民初小说借助于雅俗的合流，却达到了这个水平。但是，中国文化正处在新旧嬗变的转折期。由士大夫与市民融合而成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渐渐不能适应纯文学的发展需要。士大夫几乎是一进入小说就断根了，士大夫的断根，使得他的影响越来越弱。加上鸳鸯蝴蝶派受市民社会的影响，一直有一种“媚俗”的倾向，自己也处在困境之中。（17）于是，“文化激进主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治了文坛，文化改良主义的鸳鸯蝴蝶派则成为一个通俗文学流派。

    1912年教育部通令在小学“废止读经”，改变了清末学堂的课程设置，也在营造五四新文学的社会基础。1917年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时，正是这一批学生开始走上社会之时。随着新的学生不断毕业，新文学的社会基础也就越来越雄厚。其实，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改良主义”与新文学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如提倡白话文，如吸收外国小说影响等等。当五四新文学问世之后，取代了鸳鸯蝴蝶派在文坛上的地位，鸳鸯蝴蝶派才完全转入了通俗文学。此时中国的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又再次分明起来。在二十年代，新文学作家决不会写章回小说，鸳鸯蝴蝶派也很少再象民初统治文坛时那样，努力去探索“新体小说”，章回小说成了他们创作的主流。这就形成了各自的市场。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越来越趋于用白话，那些坚持用文言写小说的作家如徐枕亚，尽管在民初曾经那么受到读者欢迎，却在二十年代被淘汰了，因为他的作品日益缺少市场，不再符合通俗小说的要求，难以适应新的市民的需要。

    但是，士大夫文化在鸳鸯蝴蝶派身上依然留有痕迹，它表现在章回小说的回目设置上，也表现在章回小说夹杂的诗词中，更表现在章回小说那凝练的语句，细致的描写上。假如有人写一部章回小说史，他会发现与古代的章回小说相比，不是就某一部作品而论，而是从一个时代来看，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很可能是最成熟的，最精致的，最能体现章回小说的特点，也最富于士大夫文化的气息。而一个时代的章回小说竟然在这时能取得新的突破，恐怕还得归功于民初文言小说在市民中造成的阅读氛围。

    因此，中国近代都市化与通俗小说的崛起，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新旧文化的交替，“市民”成分的不断变动，教育体制的急剧转变，种种因素拧在一起，造成通俗小说急剧的雅俗对流，给小说的雅俗划分带来复杂的因素。这一复杂过程也是中国特有的，它与西方的自然演变不同。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1）上海旧县志与郎格的《上海社会概况》都是这个数字。

（2）本文关于上海的人口统计俱根据邹依仁《旧上海的人口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3）钟骏文《小说闲评叙》，《游戏世界》第一期。

（4）老棣《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载《中外小说林》第一年第六期。

（5）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一期。

（6）徐念慈曾写过《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载《小说林》第九期。

（7）、（16）觉我《余之小说观》，载《小说林》第十期。

（8）章太炎《俞先生传》，《章太炎全集》（四）第2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9）《洪秀全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10）参阅夏曾佑《小说原理》，载《绣像小说》第三期，1903年出版。

（11）梁启超《告小说家》，载《中华小说界》二卷一号，1915年出版。

（12）、（14）参阅包天笑《钗影楼回忆录》。

（13）参阅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15）《官场现形记》第六十回。

（17）参阅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