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至上与人文萎缩

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想家已经把西方科学由技、器的层面提升到道、理的层面，使之成为普遍的形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科学主义也是循此而来。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要害是科学能不能代替哲学本体论，能不能代替民族精神信念与信仰。20年代以降，在逻辑方法与经验论基础上建立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已宣告失败。

“五四”时期对“科学”的推崇是非科学的，是排斥宗教、民俗、艺术、道德等等的价值的，其唯科学主义的流风余韵，至今仍起着负面的作用。20世纪思想史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习焉不察”或“日用而不知”之事便是科学崇拜。“科学”“科学性”在本世纪中国思想辞典中，在我们下意识层里已成为神圣的权威、抽象的符号，一种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捍卫或挞伐某种东西的极其方便善巧的工具。

本来，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是鼓励人们学会大胆怀疑、容忍批评以及怎么样去证实或证伪。科学启蒙派的初衷也是提倡敢于和善于认知，“事事求诸证实”、“一尊理性”、“拿证据来”。然而曾如胡适在科玄论战时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9] “科学”之“主义化”或“中国化”的特点竟然畸变为无人敢批评科学。

也就是说，作为常识或假说的某些西方科学，尽管在科学史上只具有有限性或相对的真理性，但传入中国后却被奉为圭臬，抽象成一种价值－－信仰体系，建构成某种强势“意缔牢结”。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已不是科学知识、理论、假说、方法本身，不是对它们进行验证，而是把它们当作救亡图存或其它实用目的的直接依据，一旦打上“科学”的标记，任何人就不敢再斗胆怀疑它、批评它。一旦科学被人当作某种政治口号或绝对真理顶礼膜拜的时候，就会走向反面，变成高度的毋庸置疑和高度的自我封闭，变成非科学或反科学的一种迷信，一种排它性。

这样，为知识而知识，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并不能扎根；摆脱蒙昧的，概念的明晰性、逻辑的谨严性、定量分析或系统层次分析的次序性等等起码的理性思考步骤仍然被浑沦一体所包围。从需要出发，先定性定案，后找“材料”，先下结论后再“论证”，仍然是普遍通行的模式；今天的西化派或所谓“新批判主义”仍然如此；理论研究总是等而下之的事。总之，科学形而上学化或主义化，看似最重视科学，实则是葬送科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机体主义的、连续、整体、动态式的宇宙自然观和生命论，以及古代科学技术的精华并没有得到有效地继承与弘扬。因之，科学启蒙，发展科学，真正的科学救国，是扬弃传统科学，并把西方近代以来优秀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渐渐濡化为国民的思维、行为方式，内化为国民素质。其最好方式是消解科学头上的灵光圈，还它以本来面目，不要拉着科学、理性的大旗作虎皮。

本世纪思想史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的另一个“习焉不察”或“日用而不知”之事则是毁谤传统，是传统人文价值被视为进化、革命、现代化的障碍或对立面，即所谓“封建主义遗毒”的等价物遭致彻底摧毁、批判、破除、打倒、唾弃。因此而造成人文精神的伤害和萎缩。世界上任何大的文化系统走向近代和现代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逢中国文化这样全盘地革文化命的厄运。

 我以为，这是五四以降中国启蒙思潮的又一条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当下实际生活层面的腐败、僵化、保守、裙带风、官本位、一言堂、个性不张、人格异化等，究竟是否应当或者在何种意义上要由儒释道等传统精英文化负责，负多大的责，几乎很少有人具体分析。正象我们习惯于笼统地把“科学”这个字眼作为无所不包的、正确、进步的绝对价值加以崇拜一样，我们也习惯于笼统地、不加分析地把“传统文化”作为“肮脏的马厩”。这两个方面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今天某种全盘肯定、无限吹捧传统文化的趋向，与过去的全面批判则出于同样的思想方式，或同样是因为外在的浮面的需要或浅近直截的实用目的，与有分析地转进与保存深层的民族价值意识，了不相涉。

形上本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社会，每个个体，如若失却了人文价值的支撑、维系与调节，其行为只可能是无序的，起哄、赶潮、浮躁……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行为的根据何在？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天人之际与性命之原，神圣感、虔敬感、根源意识、终极托付，“天”“道”“理”“命”“心”“性”“仁”“诚”“良知”，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达到一定自觉时才升华出来的这些意识与哲学本体论的范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更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垃圾。20世纪中国文化危机与思想危机的严重性，乃在于整个地践踏了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内在精神。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玄学），就象一座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庙宇没有至圣的神那样。他还说过，如果一个民族觉得它的国家法学、情思、风习和道德已变为无用时，是一种很可怪的事；那么，当一个民族失去了它的形而上学时，同样也是很可怪的。可惜的是，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科学主义崇拜，或“科学的人生观”当然不能代替民族精神的信念。如果将中国文化区的核心思想－－“道”、“仁”等等轻描淡写地抹掉，我们这个社会，哪怕是进入现代，或所谓后现代，仍将缺乏一种维系社会人心、动员社会资源的主心骨、机制和力量，仍会出现本世纪不断出现的无序状态，亦不可能真正尊重人权与自由。离开我们民族长期形成的安身立命之道，人们只能扭曲、异化为泯灭了良知（甚至人性）的、金钱或权力拜物教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玄学本体论－－中华民族的价值意识和根本理念是不能消解，不可替代的，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绝对代替不了。

胡、陈等启蒙健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引进西学，功不可没。我们身受其赐，并继续为他们引进的西学价值的生根而努力。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他们的影响下，反孔批儒成为20世纪我国大陆地区的文化主调，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丧失殆尽。时至今日，对民族文化精神之无端的自卑、自贱、自虐、自戕的现象，俯拾即是，触目即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前辈有着深厚的国学素养和功底，他们还有功于“整理国故”，然而在他们之后，随着古代文化素养的递减，民族文化的自卑、自贱却不断递增，又随着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变化，经典教育已被逐出大中小学的课堂，中国文化精神在本土已逐渐失落。[20] 在一定意义上，五四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西化（或苏化）的主要倾向，使20世纪几几乎成为背离、毁辱自家精神资源而民族文化传统没有尊严的世纪。直到今天，文化认同的危机其实并未妥善解决。

蔡元培曾希望造成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以文艺复兴自任，胡适晚年也认为五四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但五四时期的重心在引进西方价值，尚没有深入发掘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经子之学，尤其未对西学价值和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转化工作，因此很难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中西价值的接殖问题，现代化的科学、宇宙观念、社会观念、人生哲学、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之本土资源的发掘工作，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