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大乱，群雄纷争，三国鼎立，终归于晋，这是一个种种幻想急遽破灭的时代，也是一个英杰辈出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西晋初期思想家、历史学家的高度述评这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表达劝世警世之意，抒发褒善贬恶之情，是当时史家竞相追求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寿撰成了轰动一时并彪炳千秋的正史《三国志》。此书由《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组成，魏、蜀、吴三书互相补充，六十五卷互相映衬；陈寿的叙事、评议与抒情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使全书各卷构成了既独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三国志》一出世，就被读者推许为“有益风化”的“实录”，它不但使早先问世的王沈《魏书》、韦昭《吴书》等等黯然失色，连当时正在撰写新《魏书》的著名史家夏侯湛也深感惭愧而自毁其稿。

　　然而时过境迁，在西晋以后的读者眼中，《三国志》叙事、评议与抒情一体化的特点已逐渐隐而不显，于是对陈寿及其《三国志》见仁见智的解说便随之而生，这当然是社会环境的差异日益增大、历史文化的隔膜日益加深的结果。如今，当我们试图跟陈寿及《三国志》中的人物作近距离对话的时候，不能不对《三国志》的写作特点给予特别的关注。

　　一

　　《晋书·陈寿传》告诉我们，《三国志》流布后，“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对陈寿来说，所谓“善叙事”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在必须避讳无法直书的情况下，通过史料的剪裁和布局揭示历史的真相。下面试以三国的国号为例。

　　三国的国号，本来叫“魏”、“汉”、“吴”。其中，刘备在西蜀缔造的国家国号为“汉”，又自称“季汉”。这是因为季汉政府把刘邦开创的西汉称为“前汉”，把刘秀开创的“东汉”称为“中汉”。但是，要想揭示这一简单的事实，在“魏晋正统论”盛行的西晋之初是一件难事，而此事对陈寿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如所周知，汉国是陈寿的故国，魏、晋朝廷一向把它说成是非法的僭伪之国，并称之为“蜀”或“西蜀”。面对这种敏感的政治问题，身为季汉亡国之馀的陈寿，在记述故国史实时顾忌特多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在跟朝廷的正统观保持一致——称《季汉书》为《蜀书》，称“汉”为“蜀”——的同时，选录了一系列最能反映有关史实的季汉文献，例如汉建国告天文，汉封梁王策，《季汉辅臣赞》，汉吴分天下文，等等。这无异于告诉读者：西晋史家不能不称“汉”为“蜀”，读者如果要了解历史真相，务请打开《蜀书》、《吴书》仔细看看。

　　汉建国告天文，即刘备宣布汉国成立的文告，见于《蜀书·先主传》。全文长二百多字，开头交代刘备即皇帝之位的日子是“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即公元221年5月15日；接着声讨曹操、曹丕篡汉的罪行，并说明民众认为汉家的“祖业”不可无人继承，而自己又“惧汉阼将湮于地”，所以不得不“受皇帝玺绶”；最后要求天神“祚于汉家，永绥四海”。显而易见，文中的“汉阼”、“汉家”已经把国号交代得再明白不过了。

　　封梁王策，即刘备称帝后封庶子刘理为梁王的策文，见于《蜀书·二主妃子传》，策文称“建尔于东，为汉藩辅”，其中“汉”字再次向《蜀书》的读者交代了国号。

　　《季汉辅臣赞》是汉臣杨戏作于延熙四年（公元243）的颂汉之文，见于《蜀书》的压轴之卷《杨戏传》。赞文一开头就交代季汉开国的经过及其历史意义：“自我中汉之末，王纲弃柄……于是世主感而虑之，初自燕、代则仁声洽著，行自齐、鲁则英风播流，寄业荊、郢则臣主归心，顾援吴、越则贤愚赖风，奋威巴、蜀则万里肃震，厉师庸、汉则元寇敛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汉之宗祀也。”请看，这真是新国家，新气象，政治语词的形式和内容也焕然一新，例如“中汉”是当时的新词，特指刘秀开创的东汉；“世主”即全国之主，特指刘备；“元寇”也是当时的新词，特指曹操；而标题上的“季汉”则指季兴之汉，也就是继“前汉”、“中汉”之后第三次复兴的汉国。

　　汉吴分天下文，即公元229年汉、吴两国订立的盟约，见于《吴书·吴主传》。盟文宣布，曹睿（史称“魏明帝”）统治下的魏国分为东西两大块，东边的一块由吴国攻取，西边的一块由蜀汉攻取，其文一则曰：“今日灭睿，擒其党徒，非汉与吴，将复谁任？”二则曰：“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三则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篇以汉为首的讨魏之盟，作为反映蜀汉取得重要国际地位并发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历史文献，不但为王忱《魏书》所屏弃，也不见于韦昭《吴书》。由此可见，在抑蜀汉而尊魏、晋的时代，陈寿将此文收录于《吴书·吴主传》而不安排在刺人眼目的《蜀书·后主传》或《诸葛亮传》，不仅体现了尊重历史、敢于记实的史识与史德，还表现出善于叙事的史才。陈寿笔法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二

　　各类人物的评议互相反射，评议跟叙事互为注脚，是《史记》、《汉书》中特别耐人寻味的地方，《三国志》也不例外。

　　《汉书·古今人表》曾以儒家的尺度把历史人物分为九等：以天下为公的尧、舜属上上等，有大德的隐者伯夷、叔齐属上中等，为民除害、造福一方的县令西门豹属上下等；越王勾践属中上等，良医扁鹊属中中等，有大功而性格残暴的秦始皇、项羽属中下等；平庸而不太坏的楚怀王属下上等，昏暴的秦二世胡亥属下中等，残民以逞的商纣王属下下等，等等。现在看来，儒家的尺度是否合理、是否科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九等评人法体现了汉代良史的历史观、价值观，代表了社会主流褒贬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西晋也是尊崇儒学的时代，至公第一，爱民至上，提倡立功立言，反对假公济私，推许诚实宽厚，鄙视奸伪忌刻，当然也是陈寿品评人物的基准。下面试以陈寿对曹操、刘备的评议为例。

　　《魏书·武帝纪评》的全文是：“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內，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如果孤立地看这段评语，读者也许会认为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极高；但是，只要一对照《蜀志·先主传评》，马上就可以发现陈寿对刘备的评价之高，可谓无与伦比了：“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请看，刘备的“弘毅”和“宽厚”，再现了西汉开国皇帝的风姿；而曹操的“不念旧恶”，只不过是玩弄权术的“矫情任算”而已。刘备之所以在蜀称帝，是因为认定了野心勃勃的曹操决没有“容己”之量；而曹操基业广大，靠的是“鞭挞宇内”和“明略最优”；曹操“运筹演谋”，只不过是为了实现“总御皇机、克成洪业”的个人野心；而刘备举国托孤，则展现了“君臣之至公”的思想境界。不难看出，如果用班固九等评人法来考量，曹操只能列入中等，而刘备则高高在上。

　　作为“矫情任算”的注脚，《魏书·武帝纪》及《袁绍传》、《崔琰传》等既揭示了曹操性忌手辣的特点，诸如建安三年族灭张邈，建安十三年处死孔融，建安十八年赐死崔琰，等等；又记录了曹操某些非常感人的表现，例如《吕布传》记载建安三年曹操对陈宫的劝降以及对其家属的优待，《武帝纪》记载曹操对毕谌、魏种“不念旧恶”的态度，等等。我们如果孤立地就陈宫、毕谌、魏种的故事加以评论，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操是“宽宏大量的”，他“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见易中天《品三国》）。但是，陈寿记载陈宫等故事的本意，恐怕只是赞扬曹操的“机权干略”。请看，上述陈宫、毕谌、魏种的故事发生在建安三、四年间，这时的曹操虽然消灭了吕布，但处境仍然相当险恶，他面对袁绍、刘表、孙策等势力强大的群雄，必须收买人心，争夺人才，而上述表现正是争夺人才的最佳手段。一旦形势对曹操有利，他就对异己分子大开杀戒，例如《武帝纪》不但记载了兴平二年“征陶谦，所过多所残灭”的事实，还明确记载了此后二十多年间的多次屠城行为，其中八个“屠”字令人触目惊心，这些血腥的字眼在《蜀书》里是找不到的；人们在《蜀书·先主传》所能够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刘备确实有仁爱之心，广大民众则自发地归心于刘备——这显然也是《先主传评》中“弘毅宽厚”一句的注脚。总之，评议跟叙事互为表里，作为《三国志》评价历史人物的方式，字里行间褒贬予夺，委婉曲折意味深长。当然，陈寿的评议毕竟是一千七百多年前史家的看法，今天品评三国人物或戏说三国故事，完全可以不考虑陈寿的观点而另立新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

　　陈寿一向刚正不阿。在蜀汉担任观阁令史时，适逢奸宦黄皓惑主专权，尽管朝廷大臣都曲意附从，但他却不买黄皓的臭账，因此屡被谴黜。蜀汉灭亡后，他在晋廷担任著作郎时，虽为名贤张华、杜预所赏识，但却因为招恨于忌贤妒能的权臣荀勖，曾被排挤到地方上去任职。不难想象，在不媚权贵而仕途多舛的一生中，具有如此性格、如此遭遇的陈寿，心头蕴积的是怎样一种激情。如果说，《史记》是司马迁借以抒发愤懑的载体；那么，《三国志》又何尝不是陈寿倾诉自己喜怒哀乐的著作？

　　《三国志》的抒情，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显性的抒情用感叹句表示，隐性的抒情则寄寓于评议或叙事之中。

　　在三国人物中，汉丞相诸葛亮是陈寿最崇敬的一代伟人，《蜀书·后主传评》中论及诸葛亮云：“经载十二而年名不易，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笔者以“不亦卓乎”的感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无限景仰之情。对于卓越超群的人物，当然要有与众不同的传记和评议。所以《蜀书·诸葛亮传》不仅在记事篇幅上超过《三国志》中所有名臣的传记，而且在评议方面的内容还不限于本传。例如《蜀书·先主传评》赞扬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成就了“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的美谈，这就在无形中反射魏明帝托孤于司马懿却成了魏室禅晋的滥觞。寄情于论，寓论于情，《诸葛亮传》最为显著。

　　魏明帝时代的元老常林，官至九卿，当朝廷要任命他为三公的时候，他坚辞不就，并称病退休，《魏书·常林传评》云：“林能不系心三司，美矣哉！”“美矣哉”一句，实际上跟《魏志·徐邈传》中的一段遥相呼应：“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有美就有丑，所以《魏书·韩暨高柔评》云：“及暨年过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终位：比之徐邈、常林，于兹为疚矣！”不贪图进位升官，不屑于尸位素餐，在陈寿看来是清公高尚的美德；形同摆设、无所作为地赖在高位上至死方休，是思想境界低下的表现，所以陈寿给予了无情的批评。

　　对于被曹操、曹丕故意枉杀的崔琰和鲍勋，陈寿在《魏书·崔鲍传评》中表示无限惋惜：“崔琰高格最优，鲍勋秉正无亏，而皆不免其身，惜哉！”既然崔鲍之死令人痛惜，那么二曹的行为只能解释为暴虐了。在这里，“惜哉”二字所蕴涵的爱憎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陈寿最痛恨的人物是残民以逞的吴主孙晧。鉴于孙晧降晋后被封为归命侯，《吴书·孙晧传评》公然提出了异议，认为孙晧应当判处死刑，并公开执行：“晧之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晧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这段文字夹叙夹议，笔者怒不可遏的情态溢于纸上。透过这类饱含激情的文字，读者不难看到良史所宣扬的人本主义思想，看到笼罩着《三国志》的绚丽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