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小人”的含义。前面已经说到过“君子”。孔子对“君子”的定义是有所改造的。在《老子》中，“君子”是与“圣人”相对而言的，“君子”就是指诸侯等有封地的贵族。“君”和“子”都是尊称，所以合起来就是对贵族的尊称。从孔子开始，把“君子”的外延扩大了。一是向上拓展，把进入小康社会，实行世袭制以后的国王，像禹、汤、周文武都划到“君子”范围内，而这之前的有道的国王是称“圣人”的。二是向下扩大，“不亦君子乎？”一句话，就把安贫乐道，學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民办学校教师扩大到“君子”的行列中，这样，“君子”就从一个社会身份的概念，变成了伦理价值的概念。在《论语》中，“君子”主要是与“小人”相对而言的，所以，也是一个伦理价值的概念。

　　“小人”所指的人的伦理水准是什么呢？《孟子·告子上》篇中有段对话对此说得很清楚：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小人”就是“从其小体”，志向不高的人。综合老孔庄孟的其他论述来看，圣人修的是道德，君子重的是仁义，小人求的是功利。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对君子，晓以大义，他会激动、振奋，对小人就不行，要对他说干这件事怎么有利，他才会被鼓动。

　　所以，在《论语》中，说“小人”，并不是严厉的批评，更不是道德谴责。更多的是看作一种世俗常态。但负有经世济民的责任的君子，不能随波逐流，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为混同于小人，就担不起使命。

　　孔子接下来解释为什么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也是婉委的说法。中国古代就有婉委修辞，把很严重的事情用很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也有利于说话被对方接受。这里的“不孙”，就是“胆大妄为”的意思，“怨”就是“图谋不轨”的意思。

　　还需要解释的是这个“则”字。“则”，我们通常作副词“即”、“就”来理解，但根据我的考证，在《论语》成书时代，有许多字应该首先考虑从本初义来理解，因为方块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早期首先是以本初义来使用的。

　　像“则”字，本初义是等划物。“贝”代表钱财货物，“刂”代表收到钱财货物以后，用刀在木板或竹片上刻下的条纹，就是古人记的账。这个刀刻条纹就等于是钱财货物，所以，有等价物的意思。计算钱财货物的数量，以刀刻条纹为准，就引申出了“标准”“法则”的意思，从作名词的“标准”引申出作动词的“规范”的意思，从作名词的“法则”引申出作动词的“效法”的意思。从作名词的“等价物”的意思，引申出作动词的“等于”的意思，再引申出作副词的“即”的意思，再引申出作连词的“就”的意思。今天，我们一般在“就”的意义上使用“则”，只在“准则”、“法则”、“原则”等词中保留了它的本初义，但尽管还经常在使用这些词，不查词典，却不知道这些词中为什么要用“则”。而在孔子时代，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则”应该在本初义上用得多，转义再转义的“就”的义项用得少。所以，能用本初义解释得通，甚至意思更符合当时人的说话、思维习惯的，就应该从本初义。

　　根据这项原则，我认为，本句中的两个“则”，应该解释为“规范”。“近之则不孙”，意思是，你亲近他们，然后去规范他们，他们可能不听教训；“远之则怨”，你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去规范他们，他们又会抱怨。

　　“则”作“规范”来理解，那么，按古汉语的习惯，“之”不是作代词理解，而是作连词“而”理解，则更好。这句话，如标点为“近之（而）则，不孙，远之（而）则，怨”，今人理解起来可能更容易些。

　　按照本来的解释，亲近了，他们会“不孙”，疏远了，他们会“怨”，近不得，远不得，那就不是“难养”，而是简直不能养。但不养又不行，不要说君主，就是一般人，没有条件养“小人”，妻子和孩子总还是要养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这句话的重点还在不起眼的“则”上。不去规范他们的行为，可能“近之”、“远之”都无所谓，“女”“子”“小人”会把君主哄得团团转、很开心，君主也察觉不到他们的“不孙”和“怨”。你要去“则”了，要去规范他们的行为了，他们就不高兴了，就给你颜色看了。君主才觉得“养”的难了。但不规范他们的行为是不行的，尤其是君主身边亲近的人，因为他们的行为会直接对政治造成影响，若产生负面作用，破坏性是很大的。所以，孔子说“唯”——只有“女”“子”“小人”这些君主亲近的人的“养”的问题“难”处理，提醒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个“难”题，是个必须花心思去做好的大事。对他们的养，不仅仅是“生养”，保证他们有优裕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教养”，要让他们行为规矩，品质高尚，对国家政治起到正面的有益的作用。所以，“则”得好是帮手，“则”得不好是祸患。

　　但韩非子说“奸”，孔子说“难养”，不只是表现了韩非子的峻急，孔子的通情达理。韩非子是站在君本的立场上，把责任全部推到“女”“子”“小人”的头上，君主完全是受害者，而之所以受害，就因为他太相信别人，包括他自己的老婆与儿子。而孔子说“难养”，其实隐含着祸起萧墙的责任，还在君主没有“养”好的意思。“难养”，非不能养，而“养”者是君主，养得好不好，责任当然还在君主。“不孙”与“怨”，原因不在“近之”“远之”，而在以前没有“则”或没有“则”好。

　　说“难养”还包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君主自己是不是以身作则了。你既然要去“则”人，要使人心服口服，就必须自己以身作则。否则，不管你是用亲近的办法，还是用疏远以保持威严架子的办法，只能招致“不孙”或“怨”。在这方面，君主的权威地位并不能增加他“则”人言辞的分量，反可能使他招致杀身之祸。春秋战国时期“女”“子”“小人”勾结起来篡权乱国的典型例子，仔细分析，祸根还是君主种下的。

　　《韩非子》中援引的李兑辅助赵惠文王俄死主父赵武灵王的故事，可以说完全是赵武灵王咎由自取。

　　本来，赵武灵王赵雍是战国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十五岁接位，就面临魏、楚、秦、燕、齐五国以参加他父亲赵肃侯会葬之名，各派万名锐师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全凭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军事谋略予以化解。此后，他大胆改革，胡服骑射，消灭了中山国，使赵国土地连城一片，成为战国初期中原最强大的国家，在国内也有很高的威望。但就因为在继承人问题上犯了大错误，结果导致了他的悲惨下场。

　　赵武灵王的第一位夫人是韩国国君的女儿，是赵肃侯生前定下的政治婚姻，在赵武灵王在位第五年（公元前321年），他二十岁上完婚。韩夫人为他生了公子章，被立为太子，也是孔武有力，英勇善战，不足十五岁时，就在攻伐中山国的战役中指挥中军，立下了赫赫战功。以后又多次随赵武灵王出征，深得赵武灵王的喜欢。但韩夫人死后，赵武灵王又于公元前310年,他三十一岁上，得到了大臣吴广的女儿孟姚，与他梦中见到的美丽少女十分想象，因此非常宠爱，封为夫人，国人称之为“吴娃”。可惜九年后吴娃就生病死了，死前请求把自己的儿子赵何立为太子，赵武灵王答应了。那时，公子章十八九岁，赵何才八九岁。但过了两年，赵武灵王就传位给赵何，这就是赵惠文王，让自己登基时的辅政大臣肥义为相，兼任赵何的师傅，把国内政治、经济事务全部交由赵何负责，自号主父（就是太上王），专心赵国的战争事务。他主外，儿子赵何主内，这个构想，似乎与胡服骑射一样很有创意，也含有如果自己在战争中阵亡，赵国政局不致于发生动乱的考虑在。但因为他当初废长立幼完全是出于私情，所以他以后在处理赵何与公子章的关系上就一着错，着着错。他废了公子章的太子后，封他为安阳君。在传位给赵何后，为了弥补，赵武灵王经常和公子章住在一起，衣食住行均命人准备两份，公子章的仪仗用度与赵王何的几乎一样。这样，就给人公子章可能东山再起的感觉，朝中的许多大臣们见此便暗中与公子章来往，而公子章的相田不礼更是鼓动公子章夺回本该属于他的王位。而赵武灵王不仅没有制止公子章的行动，反而去向肥义提出，打算把代郡封给公子章，让他也称王。代郡相当于赵国一半国土，这样等于把赵国一分为二了，所以肥义断然拒绝了赵武灵王。公子章、田不礼见请封不成，就积极策划谋杀赵何的政变。肥义觉得事态严重，就布置李兑等人反政变。结果，公子章发动政变，肥义以自己的牺牲来赢得反政变的胜机。李兑等人冲入宫中，杀了公子章、田不礼，把其余人都赶出宫中，把沙丘宫团团围困了三个月，把主父活活饿死在宫中。虽然谁也没有动手杀死赵武灵王，但谁都知道赵武灵王是死在他儿子赵何的手中。然而，正因为赵武灵王一错再错，最后有怂恿公子章发动政变之嫌，所以赵国大臣和国民并不因此唾弃赵惠文王。赵惠文王还是比较有作为的国君，在他在位期间，赵国是列国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如果是赵何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阴谋杀害了父亲和哥哥，那么，他在前决不能得到肥义这样的老臣的舍命相帮，以后也不能有蔺相如、廉颇、乐毅这样的贤人辅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比韩非子的权势术硬得多的道理。赵武灵王在最后落得孤家寡人的悲惨下场，也与他以为凭自己的聪明，可以为所欲为，使自己的意志通行于天下的错误观念分不开的。

　　《韩非子》里还常提到的晋献公的宠妃骊姬勾结优施谗杀太子申生的故事，晋献公也是罪魁祸首。他生性淫荡，早年和父亲武公的小妾齐姜私通，生下儿子申生，接位后就封齐姜为夫人，立申生为太子。但到他接位的第五年（公元前672年），征伐骊戎，骊戎国君把两个女儿骊姬与少姬献给晋献公，姐妹俩美貌非常，深得晋献公的欢心。本来齐姜死后，已立贾君为夫人，为了博取骊姬的欢心，不顾占卜所现的凶兆，晋献公断然改立骊姬为夫人。到他在位十二年（公元前665年）时，骊姬生下儿子奚齐，晋献公就想废掉申生的太子位，改立奚齐做太子。骊姬看出晋献公的心思，就贿赂勾结晋献公的宠幸大夫梁五和东关五（当时人称“二五”），想晋献公进言。晋献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说，“曲沃是我们先祖宗庙之所在，而蒲城边临秦国，屈城边临翟国，不派我的儿子去镇守，我不放心。”他就以此理由，派太子申生去镇守曲沃，公子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守蒲城，公子夷吾（后来的晋惠公）守屈城，他自己和骊姬、奚齐居住在都城绛。晋国人由此知道申生的太子位子恐怕保不住了。后来，晋献公又对骊姬明确说了他要废长立幼的想法，但那时骊姬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太子申生贤能孝悌，又屡立战功，深受群臣百姓拥戴，所以她哭着推辞，甚至说：“您一定要这样做，那我就自杀。”骊姬表面上这样表态，暗底里却是和优施勾结起来，加紧谋划怎么除掉太子申生。

　　到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乘晋献公出猎之际，骊姬派人去对太子申生说，你父亲梦见你母亲齐姜，你快在曲沃祭奠你母亲。太子申生举行祭礼后，派人把胙肉给晋献公送来。骊姬乘晋献公还没回来，在肉里下了毒。晋献公回来后，见到胙肉，正要食用，骊姬拦住，说，这胙肉从远处送来，应该先试一下。先祭地，一点胙肉倒在地上，泥土立刻隆了起来。喂狗吃，狗就死了。骊姬还让侍从的小臣吃，小臣也当场死亡。骊姬哭着说：“太子怎么这样残忍哪！对自己的父亲也想杀害，取而代之，何况他人？而且您已经老了，朝不保夕，他还等不及了要下手杀害。”她又对晋献公说：“太子之所以要这么做，无非是因为您宠爱我和奚齐。我愿意母子到其他国家去避祸，或者早早自杀，不要让我们母子成为太子刀下的鱼肉。当初您想废掉太子，我还埋怨您，到今天，我真是自作自受！”晋献公下令去抓太子申生，太子申生逃奔新城，晋献公更加相信太子申生要害死他，怒不可遏，就把太子的师傅杜原款杀了。有人对太子申生说：“这药肯定是骊姬下的，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说明真相呢？”太子申生说：“我爸已经老了，没有骊姬，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如果辩白，他会迁怒骊姬，这不行。”又有人对他说：“那你可以投奔他国。”他说：“蒙上这样的恶名，谁能接纳我呢？我还是自杀吧。”太子申生自杀后，公子重耳、公子夷吾来朝见晋献公。有人来报告骊姬，说两位公子都怨恨骊姬陷害杀死了太子。骊姬害怕了，就抢先向晋献公进谗说：“申生在胙肉里下毒，两公子是知道的。”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听到这消息，就不辞而别，各自回到自己的守城。晋献公更加怀疑两个儿子与申生案有牵连，到第二年，就派兵去讨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国去，夷吾坚守在屈城(一年后屈城被攻破，夷吾出奔梁国)。到公元前651年,也就是申生死后五年，晋献公死了。尽管他死前把辅助奚齐的重任委托给了大臣荀息，荀息也表示誓死不负此重托，但因为晋献公、骊姬等人倒行逆施，尽失人心，所以，就在晋献公治丧期间，大臣里克杀了奚齐。荀息本来要为奚齐殉死，有人对他说，还不如立奚齐的弟弟，骊姬妹妹少姬的儿子悼子为君，全力辅助他，也算是没有辜负晋献公的重托。荀息觉得有理，就立悼子而葬献公，但一个月后，里克又把悼子杀了，荀息也实现诺言，随之而死。从此，晋国开始了十多年的内乱，直到晋文公即位，政局才恢复安定。

　　回顾这一动乱的过程，与晋献公错误的政治观念是密切有关的。他把国家政权当作他的私人财产，活着的时候，用这权力来满足个人的贪欲，死了以后，想给谁就给谁。他即位之初，封齐姜为夫人，立申生为太子，其实已经是凭个人喜好，舍长立幼，公子重耳在晋献公接位时已经二十一岁，比申生大好多。而他纳宠骊姬以后，又要废申生而立奚齐，如果申生或者重耳像赵何一样不买账，那么，祸乱可能等不到晋献公咽气以后才发生，他的下场可能比赵武灵王更惨。

　　同样下场很惨的还有齐桓公。前面已经说过，他自己对管仲说有好酒、好田猎、好色三大毛病。其实，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毛病，就是“近优”。管仲说：“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是很有针对性的。但齐桓公这毛病一直没改，只是有管仲、鲍叔牙等贤人辅助，成就了霸业，他的这些缺点被掩盖了。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年），管仲病重垂危，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代你为相？”管仲说：“了解臣下没有人比得上君主。”桓公说：“易牙如何？”管仲回答：“杀掉孩子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不可以。”易牙本是以厨艺服侍齐桓公的，听齐桓公说：“只有蒸婴儿肉还没尝过。”他就将长子蒸了献给齐桓公吃。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回答：“背弃亲人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近。”开方本是卫国的公子，齐伐卫，卫国派来做人质的，所以管仲这么说。桓公说：“竖刀如何？”管仲回答：“自己阉割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不能亲信。”管仲死后，齐桓公听从他的话，将此三人逐出宫廷。但没多久，齐桓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跟晋献公一样的毛病，不得已，就复召三人回宫。去而复归，三人知道自己在齐桓公心中的分量，也知道怎么能更好地控制齐桓公，齐桓公就完全被他们摆布了。

　　齐桓公有三个夫人，都没有生儿子，六个如夫人，生了十几个儿子。本来齐桓公与管仲是选择公子昭做接班人的，还请宋襄公做公子昭的援手。但后来齐桓公听了佞臣雍巫和竖刀的话，又答应让公子无诡接班。其时，齐桓公年事已高，已面临立储之事。竖貂、易牙、开方极力主张立长子。后来齐桓公生病，因此，到管仲死后的两年（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卧床不起，五公子（公子无诡、公子昭、公子潘、公子元、公子商人）就各率党羽争位。竖刀、易牙他们为了矫托王命，把王宫用高墙围起，只留一个小洞，桓公饮食，全靠小太监从洞里送入。很快连饭也不送了，齐桓公在饥渴中悲惨死去，三百多年后的赵武灵王死时又重演了这场惨剧。发生在两个叱咤风云的英雄身上的相似的悲剧下场，是很发人深省的。齐桓公一死，易牙就进宫，和竖刀一起杀死反对他们的大夫、官吏，立公子无诡为国君。公子昭出奔到宋国，其他公子也率兵来攻打无诡，齐国一片混乱。桓公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子里爬了出来。十二月，新立的齐君无诡才把桓公收敛。但到次年三月，宋襄公就率诸侯兵送公子昭回国来夺权。齐国的大夫就杀了无诡，迎接公子昭。但公子昭尚未接位，其他四公子的党徒又来攻打，公子昭不敌，有逃到宋国，宋国又出兵来和四公子的联军交战，到五月，才取得胜利，公子昭接位，这就是齐孝公。因为战乱不息，齐桓公的棺材到八月才落葬，搁了十个月之久。

　　从齐桓公的悲剧下场也可以看到，“女”“子”“小人”的“难养”，他们狼狈为奸制造动乱，根子还在君主的教养不当，以身作则不够，而不是像韩非子说的，以谁也不能相信的原则，用处处提防、事事监视的办法可以解决的。韩非子说“奸”，孔子说“难养”，虽然所论是同一现象，但对此现象的分析和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仁义道德和功利权术的差别。当把老子、孔子和荀子、韩非子混为一谈时，就可知专制残酷（鲁迅概言之为“杀人”）的观念是怎么阉割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的人文精神。

　　也因此，虽然孔子这话是针对能养“小人”的“君子”（贵族）说的，但完全可以引申到普通人的家教方面，引起我们对道德、素质教育的足够的重视。两千多年来，孔子这番婉委入理，谆谆善诱的话，竟被理解为对妇女、儿童的鄙视，成为压制妇女、儿童的理论根据，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大的寃案了。孔子蒙冤还在其次，他本来豁达得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最冤的还是中国人，不能享用我们祖先留下的像金子一样珍贵的文化遗产，反　要承受用这金子打造成的桎(zhì)梏(gù)。今天，我们还不该赶快打破桎梏，用这金子打造可以盛装幸福琼浆的酒杯吗？

　　最后，再把这段话串起来意译一遍：

　　只有妻妾、儿子、只求功利的侍臣，这些君主周围关系亲密的人，是最难教养的。用接近然后规范他们的办法去教养，他们会不听话；用保持距离然后规范他们的办法去教养，他们会怨恨。

　　请听，孔子原来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