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不义的战争。这种主张，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反对的。
　　问题是：根据儒家的观点，甚么是正义的的战争？又有没有真正的「正义的战争」呢？
　　「王霸之辨」，出自孟子：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注1)
　　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这是王道与霸道的分别所在。
　　让我们先看看「霸道」。根据孟子的说法，假藉仁义的名义，以武力攻打别人的，就是霸道。这种战争，也就是不义之战。其实还有一种更坏的战争，就是「以力服人」的战争。这种战争连正义的借口也干脆不要，赤裸裸地为掠夺别人的土地、财富而发动战争。当然，古今大部分的帝王、政客都很聪明，他们不会随便抛弃道德的外衣而作战，以免出师无名，招人口实。不少「伟大」的政治家反而深得「以力假仁」的奥妙，运用种种似乎正义堂皇的口号来发动战争。现今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布殊攻打伊拉克的战争了！他以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和与恐怖分子勾结为由，达致掠夺伊拉克石油资源，巩固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之实。这便是「以力假仁」最好的例子。布殊是当今名符其实的霸主。
　　「王道」，就是统治者修养好自己的品德，然后以身作则，感化人民，也要推广恩德，实践仁政。仁君、王者对内是爱民、保民、为民制产；对外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注2)他们不用藉战争扩张领土，别国人民也自然乐于归顺。这样，要达致广土众民，也不是难事！古代的周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注3)，便是儒家最津津乐道的例子了。
　　既然藉「王道」、「仁政」、「文德」便能治国、平天下，哪还需要战争吗？当然，天下难免有时会出乱子，这样天子便难免有出兵平乱的责任。儒家对天子主持正义的战争有一个特别的叫法：「征伐」。按照古代的礼制规矩，只有天子才有征伐的权力，只有圣明的天子才有权藉「征伐」来平定诸侯的乱事。若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为兼并而互相攻伐，则已是乱世了，所以古人认为：「春秋无义战。」另一方面，假若君主残暴一如桀、纣，人民畏之如水火，出兵「诛其君，吊其民」，救民于水火之中，那么「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注4)，这便是仁义之师了。所以儒家认为：扩张领土，掠夺财富的战争是不义之战；「吊民伐罪」却是正义的战争。这种分类，也是大部分有识之士所认同的。
　　但儒家还有另一个说法。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注5)但只要发动战争，无论是为了甚么原因，都是会有人无辜枉送性命的。敌方的士兵会被杀，己方的战士也会壮烈牺牲。在古今中外种种战争中，平民百姓无辜死于战斗之中，数目更是惊人的！周武王起兵伐纣，孟子推崇为「圣之清者」的伯夷、叔齐便曾批评周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指责武王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注6)况且，商汤、武王若无家天下之心，为甚么在推翻夏桀、商纣暴政之后，不在夏族、商族的后人中，另选贤德之士，册立为新君，反而是取而代之，另立新朝呢？那么，根据伯夷、叔齐「以暴易暴」的批评，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还算不算是「正义之战」呢？如果连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不是正义之师也成疑问，那么还有否「正义之战」呢？
　　推翻暴政的战争，虽然难免会有死伤，但也是两害权取其轻的事，因为这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功德无量，很难说是「不义」，似乎是不应反对的。可是，如果是别国的暴君，我们又可否代这个国家的人民，出兵讨伐呢？根据孟子的看法，是可以的。商汤附近有一个葛国，葛伯「放而不祀」，「有童子以肉饷，杀而夺之。」商汤出兵讨伐，四海称誉。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苟行仁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认为如果邻国国君无道，是可以出兵讨伐的，只要自己是仁义之君，邻国人民反而会热烈支持，「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注7)但以今天的标准，我们似乎很难会接受这种「越俎代庖」的战争是正义之战的说法。否则我们便不应反对布殊出兵攻打伊拉克了。
　　战争又可以分为侵略和反抗侵略两种，一般人会认为前者侵略人家的国土是不义之战，后者保家卫国是正义之战。但如上所述，「吊民伐罪」之战难免要「征伐」(侵略)别人的国土，那是义还是不义呢？「吊民伐罪」之师攻入我国，我们应该反抗吗？王者之师攻入、占领我国，起兵反抗又算是「起义」，还是「不义」呢？周武王伐纣是「吊民伐罪」，为甚么殷商遗民仍要叛乱呢？布殊无论背后有甚么野心，也为伊拉克人民推翻了侯赛因的暴政啊，为甚么伊拉克人民不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感恩戴德，反而是不断抗议呢？
　　根据儒家的主张，「以德行仁」已足以称王于天下，那么又何需藉战争「以力服人」呢？所以战争似是不必要的。又儒家认为「以德行仁」的王道才是正道，无论为了甚么理由，藉战争「以力服人」也不可以说是正义的，那么战争都似是不应该的。何况，即使我们认为确有正义之战，那么，我们又真的可以轻易辨别那些战争是真正的「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那些是冒牌货，而不会被「以力假仁」的战争所蒙骗吗？
　　即使我们接受儒家「吊民伐罪」是正义的战争这种看法，但儒家学者对历代战争的评价却往往是古今尺度不同的。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正义之战」，这是儒家学者大都无异议的，但为甚么汉高祖刘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炀帝苛政，他们都能做到「解民于倒悬」，汉唐盛世却被儒家学者认为远远比不上三代之治，是「架漏过时，牵补度日」呢？如果说汉高祖大杀功臣，唐太宗兄弟阋墙是残酷不仁，品行不好，那么在周武王时，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乱」，诛杀管叔、蔡叔又算不算大德有亏呢？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叔父，周公旦的亲兄弟啊！若说周公杀管、蔡，是平定叛乱，为天下安危着想，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刘邦杀功臣，也可以辩说是因惠帝柔弱，为了防范自己死后，功臣谋反而「不得已而为之。」李世民更可以辩说是建成、元吉早有杀害之心，他只是先发制人而已。这样谁是谁非，也就难以言说了。
　　其实如上所述，根据孟子的看法，判断并不难。「(齐宣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注8)「汤放桀、武王伐纣」并不算是「弒君」的行为，社稷也不是不可以变置的。根据同一标准，汉高祖刘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炀帝苛政，都同样是值得称颂的行为，只是宋明儒家学者，厚古薄今，评论标准不一而已。
　　可能我们会说：唐、虞、夏、商、周，未必是「信史」。三代之治，其实只是儒家理想化的政治典范；对汉、唐的批判，则是运用儒家政治理想对历史功过、现实政治的评价。但「信史」只是现代人才有的观念，古人似乎没有这种看法。孔子、孟子，以至宋明理学家，大概不会认为三代只是神话、传说！在他们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圣王」，否则，孔子、孟子便是在伪造历史！况且，若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建筑在一堆神话、传说之上，并不是「信而有征」；三代之治只是儒家为证明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假设的理想化的治世，孔、孟只是为尧、舜、禹、汤、文、武披上道德的外衣；「王道」并没有在古代真正的实践过，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正把「王道」推行成功的例子，那么儒家政治理论的可信性，可实行性便大成疑问了！
　　因此，儒家学者提倡「王道」、「义战」的苦心，我们是应该体会得到的，但他们的主张，无论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似乎是存在矛盾的。在「同情地理解」之余，是不是也有部分内容值得检讨、研究呢？在探讨「战争有否正义与不义之分」与「甚么才是正义的战争」的问题上，也是不是还有值得我们细加思考的地方呢？
 注 释
 (注1)《孟子公孙丑上第三章》
 (注2)《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章》
 (注3)仝上注1
 (注4)《孟子滕文公下第五章》
 (注5)《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
 (注6)《史记伯夷列传》
 (注7)仝上注4
 (注8)《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