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讲《论语》的是非，是依据文化常识，学术常识就能判断的，本来是很清楚的，并不需要繁琐的考察、论辩。然而，当前中国文化状态就将这个是非判然的文化事件，变成了令人有口莫辩的文化现象。在当前中国文化场中，由于权力和资本的畸形胶织，对于这个被强势媒体定义为“奇迹”的文化现象，不仅普通民众的判断力失效了，而且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被集体中止了，偶然有例外而坚持思考质疑者，则被超强的集体钳制力量而强行“去势”了。
　　在于丹讲《论语》以来，大半年的时间中，有署名“塞外李悦”、“马千里”和“十博士”等诸多学者通过网络和平面媒体发表对于丹的尖锐批评。他们的批评，概括起来，有三个要点：第一，于丹讲《论语》，有大量的常识错误，严重曲解了《论语》本文；第二，于丹的讲解，缺少对《论语》的必要尊重，为我所用，牵强附会；第三，以于丹本人的学识，联系现实向听众谈其个人心得无妨，但不当用《论语》为自己做包装。尽管在众多批评中，包含有过激言论，但是，平心而论，多数批评是有理有据的，而且表现了既对社会文化负责，也对于丹负责的学术态度。
　　但是，面对这些批评，不仅于丹本人始终故作清高姿态推诿搪塞，而且支持于丹的强势媒体对批评意见作了仗势欺人的打压。比如，诸多媒体异口同声地指责“十博士”是急于自我出名，借于丹作自我炒作；在《光明日报》上，更有署名“朱杰人”的文章这样指摘批评于丹的学者们说：“他们的愤懑却无法改变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易中天和于丹的成功，人们看得比较多的是市场效应：大把大把的现钞落入了出版社的账户和作者的荷包。而随着名人效应的不断发酵，他们的其他作品也开始一路畅销，这必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一现象，恐怕是引起不平的最大原因——试想，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们，面壁十年、几十年，依然默默无闻，依然两袖清风。”
　　在媒体依靠舆论强势打压对于丹的批评声音的同时，数名博学位尊的前辈学者也公开表示了他们对于丹程度不一的肯定和支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李泽厚和任继愈。李泽厚在《南方周末》发表讲话说：“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李泽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任继愈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也说：“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研究和普及《论语》需要各种角色，有人打前站造声势，有人跟进作深入研究，挺好的。于丹的解读是一家之言，如果有错误，可以讨论批评，百家争鸣总是好的。”（《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因为有强势媒体的“力挺”和多名权威学者的“肯定”，再加以受众的追随，于丹真的就俨然成为一个挽救中华传统文化的英雄，一个为当下生存迷茫的中华民众带来福音的“布道士”，总之，一个“奇迹”。某大报记者在专题文章中就这样宣称：“于丹，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普通教师，仅仅因为在央视开讲《论语》７天而迅即‘红’遍全国，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乃至成为一种罕见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一个值得媒体关注和思考的奇迹。” （《于丹现象”给了我们什么启示？》）然而，“于丹现象”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吗？学者杨念群的分析是很透彻的：“于丹现象是被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十年前大众中就出现过一手拿着炒股票书、一手拿着禅宗语录的怪异形象，可谁也不会傻到会以为这些人真对探讨传统文化本身感兴趣。”他明确指出：“于丹个人背后是中国整体文化的堕落和无奈。”（《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不仅媒体持续进行对“于丹”的造星运动，也不仅普通大众在媒体诱导下追捧“于丹”，而且当下学界也出现将“于丹”作为万灵药和强心剂、甚至作为泄愤解气的棍子的风潮。一则报道称：“时下，一本《论语》心得的销量居然超过了经典原著《论语》，这一现象引起教育界人士关注。昨天，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启动暨教学质量月表彰大会上，校长李进表示，今年该校将投入200万元用于教学奖励，鼓励教师学于丹”，其校长称“于丹现象给予我们教师最大的启示，是要我们研究教学当中的话语转换系统。” （《新闻晚报》，2007年04月12日）试问：身为一校之长，治校无能真到如此地步，非要乞灵于一位不学而术的文化媒介人的口才治校兴教？另一则报道称：“近日，杜春耕、蔡义江、张书才三位红学专家做客某网，探讨网络时代如何阅读经典。相对于他们对作家刘心武讲‘红楼’的反感，三位学者对当下走红的学者于丹更为赏识，认为以于丹的研究方式与演讲能力，建议她登台《百家讲坛》讲《红楼梦》。”（《京华时报》2007-03-29）再问，做“红学家”到了只能用此“厚黑学”的方法打击、中伤对手，中国学界真是到了“无学”可谈的绝境吗？
　　的确，在今天这个被誉为“民主”和“多元”的时代，肯定谁，反对谁，是个人的自由权力。但是，身为学者，是否还应当以起码的学术良知尊重事实，明辨是非？本文前面已说到，面对观众和学者的严肃确切的批评，于丹至今没有一次坦诚认错和改错！然而，令人悲哀地看到，在一《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竟然出现这样以黑为白、混淆是非的吹捧于丹的文章。这篇题为《争议于丹  宽容是一种境界》的文章宣称：“于丹向读者宣扬的，是经过她精心选择的，也是她努力想要继承并付诸实践的。这一点，从她对待批评的姿态，便约略可见一斑。读者对她的批评，有的是学术的，也有非学术的。学术的不同见解，未见她有所争辩；非学术的批评，她也表现平静和淡然。”（《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4-13 第07版）明明是于丹知错不改，推诿搪塞，反倒成为了“不争辩”、“平静和淡然”的美德。实际上，何须于丹亲自出面向批评者争辩？强势媒体上那么多拥戴于丹的文字枪手们早为她摆平了异调的的声音！这篇《宽容是一种境界》文章不正是一个例子吗？因此，于丹自然可以“心安理得”的将一切批评放下，向全国人民表现她的“平静和淡然”。
近日，首都师大教授陶东风在网上发表题为《什么样的人最宽容于丹，什么样的人最忌恨于丹？》的文章说：“这表明，一个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简单说就是专家组成的同行学术界）越是有地位、有名望、有自信的学者，对于于丹就越宽容。这就难怪支持或者理解于丹的人，很多恰恰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任继愈先生，余英时先生等等），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真正对手实际上是自己学术圈内的同行（包括有实力的后来者），所以，他们大力肯定于丹的‘普及工作’，却很少提及同行中的新锐们的创新成果。至于最最忌恨于丹并大力声讨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学术圈内还不怎么出名和站稳脚跟的人（比如十博士），他们或者是准备进军学术圈进行深入的研究者并取得同行承认的人，正当他们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之际，学术超女于丹的出现使得他们心绪大乱，再也坐不住了；或者本身就非常希望作‘学术超女’‘文化奶妈’的角色，现在于丹抢在他们的前面出名了，心理当然不是滋味啊。”（新浪网“陶东风的Blog”，2007-4-5）
　　依陶东风这个论断，对于丹的批评与支持之争，完全就是学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了！也许，他本人就是这样看待当前中国学界的，即这是一个没有是非、没有学术，只有利益之争的名利场所。当然，说于丹的批评者是出于学界不得利者的嫉妒、眼红和借势炒作，在陶东风之前已为他人连篇累牍地在报端爆炒过了，并非他的发明；他的发明是“支持或者理解于丹的人，很多恰恰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任继愈先生，余英时先生等等），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
对于陶东风这个论断，有两点可置疑：第一，断言“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支持于丹是基于他们看出了“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是“诛心之论”，即使如陶东风所分析的，李泽厚是这样的心态，也不能以偏概全，以一当百！第二，公开批评于丹的，并非都是“在学术圈内还不怎么出名和站稳脚跟的人（比如十博士）”，看“于丹抢在他们的前面出名了，心理当然不是滋味”。国内有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公开尖锐批评于丹“根本不知《论语》为何物”，《于丹〈论语〉心得》中“没有一处心得是她自己的”。（《南方人物周刊》）朱先生大概不能不算是在于丹之前“先出名和站稳脚跟”的人吧！
　　在海外学者中，杜维明先生也是一位公开批评于丹的学者，尽管他没有用朱维铮一样的严厉语气，但他的批评是绝对明确透彻的。“杜维明告诉记者，他不反对有人对《论语》作个人化的理解。一部《论语》能流传至今，本来就是在不断地被诠释中获得生命力的。《论语》不仅能够、而且也需要从不同角度扩展其外延，获得当代价值。但是，他反对太离谱和肢解性的诠释，毕竟，弄懂原意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理解和心得才是个人的事情。如果第一步出了问题，则有损文化的纯正性和承袭性。他还强调,‘把书读懂’是基础教育应该完成的工作，‘个人见解’是第二步。现在，如果人们期望这两步一起走，自然是奢望。杜维明认为，这次争论提示我们，在基础教育中加强经典的传授非常重要，不能让大家都走上社会了，再去补课。”(《问题的思考比批评于丹更重要》) 杜维明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哈佛•燕京社社长，恐怕也同样不用担心“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到他的地位”吧！杜维明先生为何要批评与他毫无关系的于丹？我认为，这是一位博学德淳的前辈学者对中国文化负责、也是对于丹本人负责！
　　还有，所谓“余英时支持于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它来自一篇署名“陈远”的文章《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谈于丹产生的必然》。这篇文章引用了余英时一篇短文《现代儒学的困境》中的一些说法作为自己论说“于丹产生的必然”的支持。因为此文作者并没有说明这是余英时写于1988年的文章，而是煞有介事摆出直接从余先生那里得到的专门谕示一样，在简单引用了余先生谈现代儒学困境的几句话后，就得出结论说：“沿着余先生的思路，结合儒学思想史上的循环圈来看，于丹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必然，即使没有于丹，也会有王丹、刘丹出现。因为这原本就是思想史上的铁律。”（《新京报》，2006-4-5）
　　在《现代儒学的困境》中，余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儒学基本上是要求实践的，无法长期停留在思辨的层次，从个人的心性修养到制度化显然都是归宿到实践”；但是，因为现代社会变革，儒学赖以托身的传统的宗法体制瓦解了，“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就其现状而言，“儒学死亡之后已经变成为一个游魂了”。作为一个“游魂”，儒学如何“借尸还魂”，靠“家”，还是靠“国”？余英时表示了悲观的观点。他说：“无论我个人怎样同情儒学，我对于儒学困境的估计宁可失之于过高，而还原失之于过低。”从余英时的观点，怎么能够推出“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谈于丹产生的必然”的结论，而且还是“思想史上的铁律”呢？
　　从网上搜索可见，余英时至今没有就“于丹”发表过任何意见，甚至还可从他近来公开的论著言说推断“于丹”根本不在他的视野中。然而，因为余英时是当今海外数一数二的汉学大师，更因为2006年底他获得了有“人文学科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对于惯以权威名头来论是非的当今中国人来说，他若讲话“支持于丹”，自然非同小可，可谓“盖棺论定”了！因此，这篇“虚实相生”的《从儒学的内在理路谈于丹产生的必然》不仅应运而生，在网上飞速传播，为普通民众所信服，而且还迷惑了不少学者专家。陶东风也是受此文迷惑了。就此，我们看到，媒体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影响和控制的深度：学者的思想和观点，不再从其文本中获得，而是满足于媒体中言片语的信息报道。
　　陶东风判断批评于丹的是与非，是以人的身份立论，因人论言。这是一种在当前中国学界有代表性的一种观念，它表明中国学界生态的非学术化嬗变。学者们相互审视对方的眼光不再以学术着眼，不再以学术是非为是非，而是以名利之眼光对方，以名利得是为是非。如果以学术是非为是非，那么，对于批评于丹的是与非，就当以批评者的言论是否真实合理立论，而不是以批评者是否“出名和站稳脚跟”来划分出“什么样的人最宽容于丹，什么样的人最忌恨于丹”。我不能指责说陶东风完全错了，但他此论所代表的学界趋向无疑是完全错的——甚至是可悲可怕的。因为这是一个学界生态非学术化或完全名利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