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慎先生，大家欢迎。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懂得，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实力，它与战争各方的政治状况、人心向背、战争的正义与否，都是密切相关的。《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中国人写的描写战争的史诗性作品，下面就请周先生为我们演讲《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

《三国演义》在中国是一部家喻户晓的书，其中的一些人物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在中国古代几部长篇小说名著中，《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是最好读的，因为它们都写得很热闹，情节很生动紧张，人物也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比较不好读的是《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因为它们写的都是平凡的事，或甚至是家庭生活中琐碎的事，没有超凡的人，也没有超凡的壮举。明代公安派的袁中道曾经这样评论过《金瓶梅》的艺术，说是“琐碎中有无限烟波”。这话说得非常好。你读《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书，如果不能从琐碎中看出无限烟波来，那你就会觉得没有意思。这就逼迫你要去动脑子，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问题。《三国演义》这样的书好读，但也容易停留于看热闹，可以不动脑子，这样所得也就很浅了。今天讲《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战争是很激烈，很热闹的，但里边也很有一些讲究和门道，值得我们去思索和体会。　

要很好地分析和评价一本书，就要准确地抓住它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三国演义》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描写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点决定了《三国演义》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许多特点。

　　毛本《三国演义》第一回的开头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所写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三国这一特定时期，不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纷争和兴衰过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黑暗和腐败，爆发了黄巾起义，朝廷又有董卓专权，于是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董的过程中，各路诸侯起来争夺天下，各据一方，经过战争的较量，后来形成了魏（曹操）、蜀（刘备）、吴（孙权）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又不断地进行斗争，最后相继灭亡，由西晋统一了全国。《三国演义》所写的就是这样一段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由分而合又由合而分的过程，就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过程。各个政治集团进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统一天下，而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战争。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描写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我们读《三国演义》，随便翻开哪一回，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写打仗，至少是在写与打仗相关的人物活动。《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一部，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三国演义》写战争写得好，是因为作者并不是随心所欲，凭主观臆想写出来的，而是对历史上无数次战争进行了考察之后的一种艺术概括，达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丰富，是指它写出了战争的多姿多彩，每次战争，各有特点，互不雷同；深刻，是指它通过真实的艺术描写，反映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思想启示；生动，是指它的描写具体、形象，有声有色，特别是通过战争的描写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下面我们结合一些具体例子进行分析。
    据有人统计，《三国演义》全书写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战争，但每次战争不论是大的战役还是规模较小的战斗，作者写来都是各具面貌，各有特色，一点也不雷同。最突出的是书中关于三大战役的描写。三大战役是指：官渡之战（第三十回）、赤壁之战（第四十三－－第五十回）、彝陵之战（第八一－－八四回）。这三次大的战役，都影响到三国时期的整个历史进程，同时又在全书的艺术构思和艺术结构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作者是很用心地写出来的，所以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

    官渡之战是在曹操与袁绍之间进行的，结果是袁绍大败，曹操平定了北方，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赤壁之战是孙权和刘备结成联盟，在赤壁打败了挥师南下、锐不可挡的曹操，使他不能统一天下，结果是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彝陵之战是刘备伐吴，急于要替关羽报仇，结果是大败，从此走向了衰亡。这三次大的战役，有其相似之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攻，结果都是强弱转化，弱者战胜了强者。但作者写来却毫不雷同，而是各具特色，显得丰富多彩。这是因为作者具体地写出了三次战役交战双方不同的特点，所处的不同的环境条件，所面临的不同矛盾，以及不同的强和弱的转化过程。

    《三国演义》写战争写得很深刻，主要表现在它并不是停留在两军对垒、两阵对圆、两将交锋等程式化、简单化的描写上，而是从多方面复杂的矛盾斗争来展现战争的发展进程，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乃至外交斗争结合起来描写。《三国演义》写战争不完全是一种军事力量（如兵力、粮草等）的较量，而是更着重于表现指挥员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突出了战争中人的主观作用，将斗武和斗智、斗勇结合起来。特别是斗智，也就是谋略的运用，在战争胜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这样规模宏大的战役，作者总是将各次战争特定的环境、条件，双方的战略布署，战术运用，力量对比，矛盾转化等等都作了具体生动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战争中矛盾转化的过程和胜败的原因。因此，不必等到作者写出最后的结果，读者就能从小说对战争进程的真实描写中，判断出谁胜谁负，而且了解到为什么胜和为什么负的原因。据传，明清时期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如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都曾经从《三国演义》中学习过战争的谋略。从《三国演义》对战争的描写反映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来看，这样的传闻应该是可信的。

先看看官渡之战。当时的形势是，刘备的力量还非常小，还没有找到立足之地；江东方面，孙策因被箭射中不治身亡，将大权交给了弟弟孙权，孙权吸纳了鲁肃、诸葛瑾等谋士的意见，采取顺从曹操的策略，以图发展；而曹操原本是想乘孙策新死进攻江南的，后来听从了张紘的建议，不仅不讨伐孙权，反而奏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当时的政治军事态势就是这样，势力较强的两家实际上结成了联盟。这个总的形势对袁绍就是很不利的。袁绍未能省察曹操和孙权修好的危险形势，设法来稳定和发展自己，却一听说曹、孙修好就勃然大怒，贸然决定兴兵伐曹。这个战略决策本身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当时从表面上看，袁绍确实处于优势。他拥有北方的冀州（今河北）、青州（今山东）、幽州（今河北、辽宁一带）、并州（今山西）等大片土地，又有丰足的粮草，共调动了七十多万军队进攻曹操，望官渡进发，而曹操仅以七万军队迎战，而且粮草也不足。双方军力有十倍之差。当时曹操所面临的形势，如他手下的一位谋士荀彧的所说，是：“以至弱当至强”。在这种情况下，仗应该怎么打呢？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写了双方的谋士都对这场战争的特点和各自应取的战略战术，作了基本上相同的正确分析。曹操的另一位谋士荀攸说：“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一以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岁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袁绍的谋士沮授分析说：“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而败矣。”立场不同，但所分析的敌我双方的特点、面临的形势和双方应该采取的战略和战术，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袁绍虽然兵多粮足，但战斗力不如曹军；而曹操虽然兵精，但数量远不及袁军，更重要的是粮草不足。因此，双方的谋士都认为：这场战争对曹操来说，利在急战，应该速战速决；而对袁绍来说，则利在缓守，应该采用拖延战术，时间一长，曹军没有了粮食，不战自败。在这场战争中，粮食是一个主要矛盾。

重要的还在于双方的主帅对这场战争和各自的谋士所作的正确分析所持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袁绍在发兵之前，早已被他关在狱中的田丰从狱中上书说：“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这本来是出于一片忠心的对形势的正确分析，但袁绍却听信谗言，以为田丰出语不祥，不利于他的“仁义之师”，要将他斩首。经众官劝免后才暂时放下，说：“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而对于沮授的正确分析和劝告，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他的话如田丰一样“有慢军心”，将沮授囚禁军中，说：“待我破曹之后，与田丰一体治罪。”

在战争进程中，已逐渐显露出粮草问题十分重要。袁绍大将韩猛运粮，军机泄露，在路上被曹军阻劫，并烧了粮草。这时，袁绍手下的另一位谋士审配又及时地向他绍提出建议：“行军以粮草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乌巢乃屯粮之所，必得重兵守之。”袁绍并未听进这一重要意见，掉以轻心，又不善用人，只派了一个“性刚好酒”的淳于琼去守乌巢，这个人“终日与诸将聚饮”，结果造成了大错。而另一方面，在战争中曹操军粮告竭，派人去许昌传书教荀彧作速措办粮草，路上被袁绍手下的另一个谋士许攸劫获。许攸及时报告给袁绍，并建议他乘机偷袭已经空虚的许昌，以此一举而战胜曹操。这本来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但袁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地认为：“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不但不予采纳，反而听信谗言，因许攸以前是曹操的朋友，就怀疑他是曹操的奸细，要处死他。结果把许攸逼得去投奔了曹操，泄漏了乌巢屯粮的军事机密，导致乌巢被烧，遭到了惨败。

与袁绍相反，曹操的表现却完全不同。他自己已经对战争双方的特点、整个形势以及应该采用的战略战术等，都有了正确的认识，作到了心中有数。但他并没有因此就掉以轻心，盲目乐观，而是认真地召集众谋士共同商议，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当谋士荀攸讲出了与袁绍一方的沮授相同的“利在急战”的意见时，曹操非常高兴地说：“所言正合吾意。”

在战争以曹胜袁败结束以后，小说有两句诗评论道：“弱势只因多算胜，兵强却为寡谋亡。”诸葛亮在出山时的隆中对策中，也明确指出：“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可见在战争中谋略的重要。作者对官渡之战的描写，没有停留在表面的谁胜谁败上，而是把重点放在表现战争的谋略上，即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上，这是符合战争的客观规律的。官渡之战的艺术描写，至少能给予我们三方面的思想启示：第一，要发动一次大的战役，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兵力是否强大，更重要的，是要有开阔的视野，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从全局出发来分析形势，来权衡利弊，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第二，正确分析双方的条件和特点，认识各自的短长，在此基础之上，确定正确的战术，以已之长攻敌之短。第三，在战争中要发扬军事民主，听取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袁绍十分愚蠢，但如果他稍微虚心地听取手下谋士的意见，具有起码的民主作风，也不至于落得最后的惨败。

    彝陵之战与官渡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彝陵之战按时间顺序是远在赤壁之战的后面，但刘备的失败与袁绍有相似之处，为了便于对比，提到前面来讲。这次战例也是以弱对强，最后的结果也是以弱胜强。这次战争刘备处于强的一方，孙吴则处于弱的一方。因为关羽被东吴所杀，刘备急于为关羽报仇，便急切地举大军伐吴。这一战略决策本身就是错误的。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为刘备制订的基本路线是，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联吴抗曹，伺机统一天下。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执行这条路线时就得到发展（下面要分析的赤壁之战就是最生动的一例），而违背这条路线时就遭到挫折、失败。所以当刘备决定“提兵问罪于吴”时，诸葛亮就劝谏说：“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赵云也劝谏，甚至很尖锐地指出：“汉贼之仇公也（指对曹操），兄弟之仇私也（指对孙吴）。愿以天下为重。”这里表现的是一种从全局、从长远利益出发的战略眼光。但是刘备却听不进去，执意要为关羽复仇而伐吴。这就首先在战略决策上犯了错误。他甚至还对提出相同正确意见的学士秦宓大发雷霆，要“武士推出斩首”，经众人劝说才将他暂时囚禁起来，说等战败东吴后再来处理。这种表现与官渡之战中刚愎自用的袁绍已经不相上下了。这是彝陵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接着又在具体的作战方案上犯了错误。当时刘备率兵七十五万，孙吴只有十万军队抵抗，也是以至弱对至强。刘备报仇心切，又依仗兵多，采用急战的方法，一开始取得节节胜利。孙吴畏惧，泒人求和，刘备不允，一定要灭吴。结果逼得孙权起用了一个年轻的儒将陆逊任统帅。这个人很年轻，东吴方面也有很多人瞧不起他，但他却非常聪明，很有谋略。他采用的战术是：避其锐气，坚守不出，以逸待劳。结果使得本来锐气很盛的蜀军被拖得“兵疲意阻”，再加上天气炎热，喝水困难，最后刘备只得下令在山林茂密之地安营扎寨，连营七百里。当诸葛亮看到刘备派人送回去的连营图时，立即拍案叫苦说：“汉朝气数尽矣！”结果，蜀军被以逸待劳的吴军顺风举火，烧了七百里连营，遭到了惨败。

三大战役中，赤壁之战是最复杂、最丰富，也是描写得最为精彩的。小说用了整整八回书的篇幅来描写这场战争。首先用了两回书来写孙刘联盟的缔结，这就是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和第44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这实际上写的是在一场重大的军事斗争之前的一场外交斗争。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曹操平定北方以后，挥师南下，军力十分强大，东吴和刘备都无力单独抗曹，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取胜的可能。这两回书写出了一场尖锐紧张的外交斗争。外交斗争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是孙刘一方在这场战争中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因而是这次大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作者不惜笔墨，铺展开来描写，是很有眼光的。

诸葛亮亲自过江，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完成了缔结孙刘联盟的任务。这两回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远眼光和他智激孙权和智激周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智慧。小说突出了一个“智”字。当时孙吴内部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出现了主战（以鲁肃为代表）和主和（以张昭为代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主帅孙权却是犹豫不决。诸葛亮过江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孙权下定抗曹的决心。但他采用的方法却与众不同，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在孙刘联盟缔结的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大智大勇。他刚一过江，东吴方面主战派的主要人物鲁肃就叮嘱他：“先生见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同样的意思以后又几次嘱咐。诸葛亮的回答是：“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可是在与孙权见面时却完全不顾鲁肃的几次叮嘱，有意夸大曹操的强大和不可战胜。他告诉孙权，曹操有马步水军一百五十万（还说是往少里说）；又说曹操的目的就在“欲图江东”；在此基础上，故意劝孙权“量力而处”：能战则早下决心，不然则“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也就是劝孙权投降曹操。这番话使得孙权“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鲁肃闻言大惊失色，大惑不解。为什么鲁肃要几次三番叮嘱诸葛亮不可告诉孙权曹操力量强大，而诸葛亮不但不听，反而言过其实，有意夸大曹操的力量呢？这是因为鲁肃只了解孙权惧怕曹操的一面，而诸葛亮则不仅了解孙权有害怕曹操的一面，而且还有不甘心投降曹操的另一面。因此，诸葛亮对孙权的了解比孙权的谋士鲁肃对自己主公的了解还要深刻全面。基于这种了解，诸葛亮确定对孙权的办法是：“只可激，不可说”。他是有意采用夸大曹操实际军力和突出曹操挥师南下的目的在消灭东吴，并故意劝他投降曹操的方法，来激发起孙权不甘心投降曹操的一面；而在孙权基本上下定了抗曹的决心以后，才具体地向他分析了曹军远来疲惫，北军不习水战和不能得到荆州人民的拥护等重大弱点，以帮助他正确认识形势，进而坚定他抗曹的决心和信心。

以后孙权的决心又发生了动摇，从而引出了赤壁之战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周瑜。因为孙权之兄孙策临终时曾经留下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因此，孙权是否能最后下定决心抗曹，周瑜的态度就十分关键。诸葛亮深知周瑜此人虽然很有军事才能，但心胸狭隘，对个人利益看得极重。因此也采用了“智激”的方法，也是极力劝他降曹，但针对他的特点，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他对周瑜说，如果投降了曹操，对周瑜来说，一“可以保妻子”，二“可以全富贵”，并佯装不知小乔是周瑜的妻子，故意说曹操举兵南下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江东二乔（大乔是孙策的妻子），劝周瑜主动献出二乔，作为向曹操投降的献礼。周瑜听后勃然大怒，大骂：“老贼欺吾太甚！”便下定了抗曹的决心。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智慧是建立在对人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对孙权和周瑜用的都是智激的方法，可是却针对两个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当时面对战争时的心理，因而具体内容又很不一样。

    这些描写还只是赤壁之战的准备阶段，但对于战争的全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整个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以精彩的笔墨，生动地写出这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表现了《三国演义》的作者在描写战争时眼界很开阔，不是只看到具体的战役本身，而是对战争的进程和全局有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

    在诸葛亮促成孙刘结盟，形成抗曹的统一战线之后，小说就开始了对战争本身的描写。《三国演义》所写的战争，不只是军力的对抗，更重要的还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这一特点在赤壁之战中表现得极为鲜明。这次战役中双方的斗智，即战争谋略的运用，也就是战争中指挥员主观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简直可以说，整个赤壁之战就是一场智慧的较量。曹操素以奸诈闻名，他是非常聪明的（这在官渡之战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但在这场战役中，东吴方面年轻的统帅周瑜却比他更聪明；而只居于幕后并没有在前台指挥、却能统观全局、起到一种举足轻重作用的诸葛亮，则又远远高出于曹操和周瑜之上，成了智慧的化身。

这次战役也是以至弱对至强。曹操在统一北方之后，挥师南下，荆州不战而降，然后计点马步水军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近逼江陵，有势不可挡的锐气。而当时刘备是败走江夏，势孤力单；东吴也绝不是曹操的对手。两家就是联合起来，军力也大不如曹操。战争的进程也是强弱转化，结果也是以弱胜强，但基本矛盾与官渡之战和彝陵之战又不相同，不是粮草问题，也不是军队的劳逸问题，而是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的问题。因此双方的斗智就围绕着这个基本矛盾展开。

聪明的曹操一开始就发现了自己的军队不习水战的弱点，采用了果断的措施来加以弥补，这就是大胆起用荆州降将蔡瑁和张允任水军都督，加紧训练水军。曹操一向多疑，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会任用降将来担任军中重要职务的，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周瑜在前线视察中发现了曹军的水寨深得水军之妙，大吃一惊，了解情况后便决心设计要除掉蔡瑁和张允，以破坏曹操训练水军的计划。这就有了“反间计”的产生。第45回写“群英会蒋干中计”，虽然小说是用从容闲暇之笔写出的，内容也只是老朋友见面时的宴饮和抵足而眠，但因为有关系到战争胜败全局的曹操水军训练是否能获得成功作为背景，读来便具有惊心动魄之感。结果蒋干中计，曹操竟相信了蔡瑁张允通敌，误杀了这两位新任命而训练水军卓有成效的水军都督，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对曹操来说，刚刚开始转入主动的战局一下子又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反间计”是一次斗智，一次谋略的较量，在这次较量中曹操输了重要的一着。

    接着第46回的前半部分，又穿插进一段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描写。这是写诸葛亮和周瑜之间的矛盾。当周瑜发现诸葛亮比自己更聪明、更有才能时，便不顾战争胜败的大局，要设计除掉诸葛亮，令他在十日之内赶造出十万枝箭，完不成任务就要以军法处置。聪明的诸葛亮识破了周瑜的阴谋，于是将计就计，不仅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还把交箭的时间提前为三天，并立下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诸葛亮以他的天文知识，预见到第三天将有一场大雾，这才有这一出人意外的惊人之举。这本来是对付周瑜企图杀害自己的阴谋的，而结果却又使曹操损失了水战中非常重要的十几万枝箭，使他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这段描写，表现了作者在战争描写中，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忘次要矛盾；而写次要矛盾，又紧紧围绕着主要矛盾来进行，并不显得多余和枝蔓，结果是推进了主要矛盾，使战争的发展进程既集中而又显得丰富多彩。

    再接下去，写周瑜和诸葛亮两人不约而同地制定了对付曹军的火攻计（两人同时将一个“火”字写在手掌之中）。火烧战船，这是赤壁之战中的中心谋略，曹军的最后失败就在于被盟军用火烧了赤壁之下连在一起的战船。为了火攻计的实施，又引出了苦肉计－－周瑜打黄盖、阚泽下书等一系列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的情节；最后是庞统授连环计，让曹操用铁链将他的战船连结在一起，好让东吴一把火将其全部烧光。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写曹操的机智，如一开始就发现并及时地解决军队不习水战的问题，重视训练水军；阚泽下书时一下子就识破了诈降的诡计，给阚泽以极大的压力等等。但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一系列的失误，如两次派庸碌无能的蒋干过江，促成了对方反间计和连环计的实现；派蔡中、蔡和诈降，促成了对方苦肉计的实现，等等。

    除此而外，作者还将曹操和周瑜对比起来，描写决战前夕双方统帅不同的精神面貌。庞统授连环计成功，曹操已经危在旦夕，可是却没有丝毫察觉，相反还轻敌麻痹，盲目骄傲。这就是第48回，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之下，作者以从容闲暇之笔，插写了一段“宴长江曹操赋诗”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写景的文字，但这里有一段描写长江月下景色的文字，却十分精彩：“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曹操见山色如画，“四顾空阔，心中欢喜”，竟对自己的事业陶醉起来，对部下口出狂言：“吾自起义兵以来，……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而且还指遥南岸，嘲笑即将取胜的敌手说：“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指阚泽下书，黄盖诈降），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又指夏口说：“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继而乘酒兴横槊赋诗，并刺死对他进行规劝的刘馥。这段情节写得好，好在它似乎旁枝侧出，实际却紧紧地和主要矛盾相结合，并且有力地促进了主要矛盾的发展，好在它似闲笔而非闲笔，似松而实紧，从容不迫地将情节推向高潮。轻敌麻痺，狂妄自大，是曹操由强转弱，由主动转入被动，并导致最后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与此相反，周瑜胜券在握，却精细谨慎，毫不懈怠。他在决战前夕，亲自登上山顶，视察敌阵，因阵风卷起军旗从脸上拂过，而猛然悟出如果开战时没有东风，火攻计不但将全部落空，而且还有烧及自己的危险，因而急得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在读者的心情又一次紧张之时，这才引出诸葛亮借东风的情节。《三国演义》很少细节描写，但这一细节却写得十分精彩。这段穿插，也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情节的曲折紧张，而是为了跟曹操横槊赋诗的轻敌麻痺思想形成对比，表现周瑜即使在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仍然那样谨慎精细，毫不懈怠，连那样极易被忽视的问题都这样重视。你看，一个盲目骄傲，粗心大意；一个行事谨慎，临阵精细。单是双方精神状态的对比，谁胜谁败的结局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经过以上波澜层迭、曲曲折折的描写，已经多方面、多层次地写出了双方强弱优劣的转化过程，因而到“三江口周瑜纵火”，战斗正式打响时，这场战争就已经写得差不多，而无须作者多费笔墨了。

    由上面的分析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三大战役有其相同的一面，如前所说就是：都是以弱对强，在战争中都用了火攻，战争的过程都发生了强弱的转化，而最后都是以弱胜强。但又是同中有异，每个战役的具体矛盾不同：官渡之战的主要矛盾在粮草，火烧的是粮库；彝陵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军队的劳逸问题，火烧的是七百里军营；而赤壁之战的主要矛盾，是北军不习水战，火烧的是战船。而且由主要矛盾引出的指挥员的有关活动也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大战役，尤其是赤壁之战中，真实生动地揭示出战争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高明之处，也是《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深刻之处。同中见异，说明《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丰富性，不是千篇一律；写出了客观规律，说明《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的深刻性，其中所揭示的内容，与以科学总结战争客观规律著名的《孙子兵法》是完全相符的。如：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兵不厌诈；以已之长，攻敌之短；骄兵必败等等。这些，即使在今天进行战争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对我们处理其他事务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还有更为丰富复杂的一面。符合和体现兵法是一个方面，在战争的斗智中，有时还有有意违背兵法，或者说是对兵法灵活运用的另一面。这同样表现了战争指导者的高度智慧。

    比如兵法上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是一般规律。就是说在设下埋伏的时候，要迷惑敌人，让他误以为没有埋伏，放心地走进你设置好的口袋；相反，在没有埋伏的时候，又要让敌人误以为有埋伏，让他不敢过来，或改走另一条道，以此来调动敌人，保全自己。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聪明的指挥员有时会反其道而行之。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败走华容道，诸葛亮对关羽作了阻击的布署，让关羽埋伏于道路的两旁，却这样吩咐关羽：“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这就是反用兵法之道，即实则实之。明明告诉敌人这里有埋伏，不是很笨吗？诸葛亮的聪明就表现在他深知曹操是一个机警而精通兵法的人，他判定曹操一定会以虚则实之的兵法常理来判断，以为是对方虚张声势，这就上了诸葛亮的大当。与此相似而又相反，空城计（第95回）却是以虚则虚之而取得了险胜。关键都在于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对策。诸葛亮用兵也是有失误的，这回书中写他派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马谡去守街亭，结果街亭失守，造成了军事上的巨大损失。诸葛亮不得已而退兵西城县，曹魏方面新起用的平西都督司马懿率大军十一万向西城进发。此时诸葛亮身边并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领五千军已分出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城中只有二千五百余人，形势十分危险。这时诸葛亮命令将军旗尽藏，不准高声说话，大开城门，每门上用二十名军士，扮做百姓，打扫街道，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僮携琴一张，于城楼上凭栏而望，焚香操琴。诸葛亮让司马懿进城，司马懿反而不敢贸然引军进城，犹豫一阵后退兵走了。诸葛亮这次当然是弄险，但空城计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主要就在于他对自己的对手司马懿有深入的了解。如果对手不是深知兵法而又对诸葛亮一生谨慎行事十分了解的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而换成是勇猛无比、头脑简单的张飞，既然城门大开，那就长驱直入了。